祥禽瑞兽

图腾崇拜的演绎

“图腾”一词源于美洲印第安人中的鄂吉布瓦人的方言，英文译为Totem，意可直译为“亲属”。处于氏族社会的原始人，把某种动植物或其他物体当做自己氏族的标志或名亏，认为其与自己的氏族有着某种血缘关系，那么这种物体就被奉为图腾。正如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所述“在许多氏族中和在摩尔人中一样流行着一种传说，根据这种传说，他们的第一个祖先是转化成男人和女人的动物或无生物，他们就成为氏族的象征(图腾)。”因此，图腾崇拜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群体或个人同某种动植物具有某种族源关系的信仰。

人类由蒙昧向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图腾崇拜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门槛和阶梯。在原始社会的混沌年代里，人类还匍匐于大自然的威慑之下，面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崩地裂、洪水滔天及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只能以其幼稚朦胧的意识来体验。当文明之光尚未驱散蒙昧黑暗之时，险恶而又奇异的环境总是给他们一种恐惧而又神秘的感觉。由此，主客混同、万物有灵、神人交感、物我冥合，成为原始意识的主要内容。正如庄子所述：“水有罔象，丘有事，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真是神灵无所不在。万物有灵观念是原始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它作用到人们的头脑中，一方面产生了人类童年那种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并借助形象与想象或幻想表现人们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理想的原始巫术行为；另一方面又因为对自然力的恐惧和疑惑，产生了种种愚昧的信仰与崇拜。图腾崇拜即是在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虽是人类童年的一种文化现象，却在原始时代发挥过重要作用。世界各民族都有图腾崇拜的历史，日本神话中以鳄鱼的传说居多；英格兰的姓氏中也以狮子、狼、玫瑰、苹果树等动植物为多；希腊神话中也以动物表现神形者居多，如宙斯为牛或马、阿波罗为狼、地神为蛇等。中国原始信仰崇拜中对动物的崇拜占

有绝对的优势地位，首先是对鸟图腾的崇拜。(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意思是商朝的先祖起源于玄鸟(燕子)。传说殷商的始祖契，是由他母亲简狄吞燕卵而生，因此，商王朝崇鸟祀日之风极盛。以鸟为图腾者还有古越人，《博物志》载：“越地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冶鸟。……此鸟白日见其形，鸟也，夜听其鸣，人也……越人谓此鸟为越人之祖。”赢秦先祖崇拜鸟图腾，秦始皇进军六国，不树龙旗，而“建翠凤之旗”(李斯《诛逐客书》)。据说，宫中妃嫔插风钗的习俗也始于秦始皇，到汉代发展为以凤凰形象为主的冠饰，为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祭祀时所戴。唐代宰相的朝服上饰以凤池，明清之际，民间少女举行婚礼时的盛装饰彩冠，亦称“凤冠”，外加霞帔，凤冠霞帔成为华丽与富贵的象征。我国西南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崇鸟的习俗，今大理洱海一带的白族姑娘仍喜欢戴“凤凰帽”，帽身由两瓣鱼尾形的帽帮缝合而成，帽的后沿有长六厘米稍梢上翘的尾巴，帽前沿正中镶一颗红光闪闪、白色银边的帽花，上方还插一朵玉丝彩花，宛若孔雀头顶上的花冠，美丽而华贵。应该说凤凰的出现，是鸟图腾崇拜的发展和演绎，它是集多种鸟类的美丽特征于一身、被人们赋予了平安与富贵内涵的非真实的吉祥神鸟。

史书记述以兽为部族名称的甚多，如共工、三苗、鲧等，《山海经》中均作兽形。又，《史记•五帝本纪》：“教熊、罴、貔、框、虎以与炎帝一战于阪泉之野。”所谓熊、罴、貔、框、虎等当为图腾的记号。上古时代“禽兽多而人少”(<庄子•盗拓》)，“人与禽兽居”((庄子•马蹄))。人们食“乌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礼记礼运》)。先民们虽然饱受着凶禽猛兽的威胁与侵害，却又从它们身上获得大大的益处，

对待它们怀着既畏惧又渴望的矛盾心态，因而将它们视为具有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灵物而加以崇拜。由此，有关动物的各种传说及信仰应运而生。据考证，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即是由蛇、蛙、鱼、鸟等不同图腾综合衍生而来的非真实的神兽。上古神话中华夏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娲为人首蛇身，《山海经•大荒西经》曰：“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帝王世纪》曰：“燧人之世……生伏羲……人首蛇身。”因而可以得出伏羲、女蜗都代表了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当先民们走出图腾崇拜阶段，不再盲目信仰时，作为图腾的动物已经被赋予了很多的文化内涵而被传承演绎下来。

天文历法的标识

我们的先民所从事的渔猎、游牧、农耕等生产活动，必须遵循自然变化的时令周期，春种秋收冬藏更是原始农业不可违背的规律，因此，7解自然的周期变化及相应的天象变化是进行农事活动的前提。于是，仰天现象以辨明方向，俯察草木枯荣及水涨潮落，区分气候，便产生了历法。更多的情况是以“俯察地物、近睹鸟兽之迹”的方式定历，他们将地物的周期性变化或鸟兽之迹的周期性变化作为自然周期变化的参照，根据物态的变化来作为定历的标准，这就出现7“物候历法”。一般来说，物候历法所选择的参照对象多数是那些体态或行踪随自然周期变化而明显恒定变化的动植物，如候鸟的回归或迁飞、 鱼类的回游、 鸟兽的换毛与长角、爬虫的冬眠与出蜇以及花开花落等等，这些明显的变化特征很容易被发现。因而它们更容易被当成具有某些观念内涵的形象而成为定历的标志。

四大文明古国一一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都存在过“十；兽”历法。只是内容略有差别。古今中外的世界文化史、科学史、天文历法史的学者们．都曾注目于此、郭沫若先生在其《甲骨文字研完》中认为十二兽历法起源于古巴比伦的十二宫。但；乏有直接的物证：彝族文化史学家刘又汉先生在其《文明中国的十月太阳历》一书中指出，各国的十二兽历法都源于原始的渔、猎、牧、农等生产，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动物图腾信仰的崇拜；彝族现今社会还流行着以十二兽纪时的“十月太阳历”。具体方法是以虎、兄、龙、蛇、马、羊、猴、鸡、犬、猪、鼠、牛十二兽轮回记日。三个属相周为一个时段(月)，即一个月三十六天；三十个属相周为一年，一年十个月。另加五日“过年日”、全年三百六十五天。历法根据天文点(冬至、夏至、大寒、大暑)定季节，根据太阳“运动”定冬夏，斗柄指向定寒暑，准确地反映了季节变化的规律。

汉民族以十；生肖配上十；地支来记时。古人以天干、地支纪年，十天干与十；地支相配成为一个甲子，一甲子六十年，其间又以十；年为一周期，用地支来表示，附以十；种动物，即成为鼠年、牛年，虎年、兔年，龙年、蛇年、马年、羊年，猴年、鸡年，狗年、猪年。据说个；生肖的选用与排列，是根据动物活动的时间确定的。我国至迟从汉代起，便采用十二地支记录一天的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相当于今天的两个小时。夜晚1l时到凌晨1时。是子时，老鼠最为活跃；；走晨1时到3时，是丑时、牛正在反刍：3时到5时，是寅时．老虎正在游荡……依此类推。围绕着十二生肖。还演绎出许许多多的故事。生发出行行色色的习俗，“鞭春牛”便是具有昔遍性的典型例子。农业社会，一年农事从农历的“立春”开始。要进行迎春的仪式。旧时，一般由人装扮成主管草木生长的“句芒神”．鞭打春牛．由地方官行香主礼，叫做“打春”或“鞭春”。春牛用粘土制成，装以彩饰，鼓乐相迎。春牛不但代表着一切农事，也标志着一年劳作的开始；不仅为迎春仪式中的主角。也成为节日的应景之物。由此，动物自身所承载的内涵便日见丰富。

动物除被原始先民用于立法外，还用于对宇宙天体的释解，这一点也是基于对动物的某种人所不能控制的超自然的“神力”的认识。我国西南彝族认为宇宙是由虎肢解而来的，彝文史诗《梅葛》记载：“左眼作太阳、右眼作月亮，虎须作阳光，虎牙作星星”。藏族神话史诗中将龟尊奉为宇宙万象的孕育者，认为龟是宇宙开初的征服者和负载者。汉民族将天上的星座以动物的命名，如狮子座、天马座、等。著名的“四灵”说更是典型的例子。“四灵”是人们根据动物的飞、走、行、游、羽、毛、鳞、虫、和天、地、水、土、等特征及活动范围，将她们分成鸟、兽、虫、鱼四大类别．每类找一个代表。于是产生了“四灵”(龙、风、电、蛇)。四灵的形成又与古代天文学的发展相联系在一起，殷代前后，古人把春天黄昏前后南方的若干星辰想象为一只鸟形．如此类推，东方为一只龙形．西方为一只虎形，北方为龟蛇形象。二十八宿体系形成后。每七宿组成—上述一种动物图案，称之为“四象”。四象是旧时风水观念中选择环境系列的方位象征，指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阳宅十书宅外形地第一》云：”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地，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四象一般不固定指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而是以左青龙、右白虎、前未雀、后玄武在表示相对方向。具体到选址时，宅后房屋的屋脊视为来龙即玄武；左边的流水为青龙；右有大道为白虎；前边的水地或街道为未雀，这是最理想的格局。四象理论即是以各种景物附会四象来解释吉凶。春秋战国，五方配五色的说法流行，四象也就标上了颜色，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到了汉代，又与“五行”、“五帝”之说相配属，“四灵”由天上的表号，进而成为天上四方的神灵。由此，在先民还不能以科学的方法认识宇宙客体之时，动物则成为人们观照宇宙天体的一种标识。

生殖崇拜的象征

生命对于人类既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恐惧。原始先民碍于对生物与人的生殖机制认识的局限，在原始混沌思维和神话传说的作用下，

给生殖和生命蒙上了一层神秘而神圣的色彩。人类希望自然界万物繁荣昌盛，更希冀自身民族繁殖兴旺，因此。他们虔诚地祭祀生殖之神，于是对生殖的崇拜又成为原始人类普遍的宗教信仰。

史前艺术最早的雕塑人像中。相当一部分是丰乳、肥臀、大肚的女性裸体雕像，被人类学家称为“丰产女神”，如奥地利维也纳博物馆藏维伦多夫的维纳斯石雕像，苏联的格拉里诺女裸像，我国辽宁咯左山嘴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女性裸像等，都被看作是对女性生殖崇拜的雕像，或者称作“母神崇旺、种族繁衍。这种对生殖与生命的炽烈渴求，同样折射到?相应的动物形象上，使某些动物具有了生殖繁衍的象征意义。

事实上对于动物的生殖象征的寓意大致分两种情况。

一是取其多子的特征以喻人类的生殖繁衍，如蛙和鱼。陕西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中的彩陶有很多蛙纹、人蛙纹图案。在原始人物我混同的观念中，为了祈求生殖繁衍，蛙进而被作为祖先图腾来崇拜。有学者根据“娲”与“蛙”、“瓜”音近及女娲创世神话，推断女娲与蛙图腾同为一事，前者为后者的人格神。汉画像石伏羲、女娲造像。女娲捧月。蟾蜍(蛙)居月等，按传统阴阳学，明—月一女的观念，在大而化之的生殖意象里。女娲和象征月亮的蛙都为拜”，这曾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为了种族的生存与发展。人们希冀人丁兴雌性符号，同被视为人类女性祖先。鱼在今天的民俗观念中是年年有余和富贵有余的吉祥象征，而其原本的寓意应是多子的象征；民间美术中常有人首鱼身的娃娃鱼的题材，亦是鱼作为生殖图腾崇拜的形象体现。

二是取其外形的类似。人们认识到了自身传宗接代的奥秘所在，走出?生殖图腾崇拜的混沌状态，因而开始对男女生殖器给予特别的关注。造型艺术中常以象形的动物来象征男女生殖器及其媾和状态，以期更好地完成生殖繁衍的人生使命。陕北剪纸中“蛇盘免”的图案即是典型的例子。传统观念认为，男属蛇(蛇为男子性器的象征)，女属免(兔主月，属阴，是女人的象征)，且蛇能蜕皮而再生，兔又多于，二者结合在一起，明显具有生殖符号的意义。传统民间美术中常见以鱼、莲花及童子形象组合的作品，称“鱼儿钻莲”，即为连生贵子的吉祥寓意。闻一多在《说鱼》中指出：“鱼喻男，莲喻女，说鱼与莲戏，实等于说男与女戏。”类似的题材还有莲与鸟、蝶生子、鸳鸯戏水等等，这是否可以在更深的层面理解为对性爱与生殖崇拜的札赞呢?

吉祥观念的寓意

吉祥观念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特定的心理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而将某些自然事物或文化事物视做吉祥的观念信仰。这种观念信仰将万事万物加以区别，相信利用某些自然事物或文化事物能规避灾祸邪崇、获致吉庆祥瑞，从而将它们给予多种方式的表现，指引人们趋于吉祥。可以说，这种观念及其产品一一吉祥物，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普遍存在。当然，世界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吉祥信仰，但吉祥观念以及吉祥物的存在，则是人类共同的基本需求和共同的心理特征。

关于中国传统的吉祥观念，《易•系辞下》云：“吉串有群。”“吉”意为善、利；“祥”本通指吉凶的征兆。《左传》云：“是何群也?吉祥焉在?”后来指吉兆，由此而生幸福、吉利的意思，并合称“吉祥”。吉祥一词在战国时已普遍使用，{战国策•秦策}云：“蔡泽复曰：‘天下继其统，守其业，……岂非道之符，而圣人所谓吉祥善事与’?”唐成玄英《注疏》谓：“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吉祥一词便成为福禄喜庆、长寿安康、诸事顺利的祝吉之语。吉祥之亨的内容首推“五福”。“五福”之说始见于《尚书》。《尚书•洪范》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伞。”显然，“五福’具体指五种人间幸福，但常被用来概括人生幸福。又，“五福”在民间还有福、禄、寿、喜、财的解释。其次，传统的吉祥观念中还有“三多”，即多福、多寿、多子。另外，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传统吉祥观念的主要内容。这种吉祥观念在人们的心理表现为嫉恶和遁避战争、疾疫、灾荒、兽害，希冀和平、亲睦、顺利、健康等等。

那些与人类族源等深层文化结构有着渊源关系的动物，自然承载起了这种规避灾害邪祟、获致吉庆祥瑞的职能，从而获得了人类向往和祈祝美好生活观念的寓意。赋有吉祥寓意的动物包括走兽飞禽，也包括昆虫水族，既有野生动物，也有家禽、家畜，大到巨龙、大象，小到蜘蛛、蝴蝶。其与人们吉祥、福祝心理的契合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类比表现。取某些动物的自然属性和特征与人们的吉祥祝福观念相类似而予以表现。如“龟鹤齐龄”，因龟鹅的寿命很长，与人们希冀富贵长寿的观念相契合，故以龟鹤寓意健康长寿；“鹏程万里”，相传鹏是鸟中最大的鸟，由鲲变化而成，《庄子•逍遥游》载“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持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可见大鹏由北海飞向南海选程之远，人们便以鹏程象征前途远大，后常以“鹏程万里”鼓励或祝愿人前程远大；再如比目鱼和鸳鸯，比目鱼只有一只眼，须两两相并，配对成双始能游行，而鸳鸯为雌雄偶居不离，故人们用以来比喻夫妻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唐代卢照邻《长安古意》中有“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的诗句。

二是谐音取意，取某些动物的名称与吉祥观念在语音上的相同或相近，从而含蓄地表达人们的祝福吉祥观念，这是由古汉语中谐音双关的修辞特点所导致的契机。如“耄耋富贵”，传统习惯称八九十岁为“耄”，七八十岁为“耋”，“耄耋之年”是对长寿的一种称谓，“猫”、“蝶”与“耄”、“耋”相谐音，故民间造型艺术中常将猫蝶的形象来寓意老人健康长寿、永享富贵。类似的题材还有“马上封(蜂)侯(猴)”、“六(鹿)合(鹤)同春”、“吉(鸡)庆(罄)有余(鱼)”、“金玉(鱼)满堂”、“万象更新”等等。

三是传说附会，有些被赋有吉祥寓意的动物，既不本之于原物自身固有的属性与特点，也不凭借谐音双关，而纯粹是附会的产物，多与神学、政治甚至宗教相关，如龙。龙为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神物，被视做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俨然百兽之尊。从古至今，龙的图绘、模塑不可胜数，对其形象，有“三停九似”之说；对其德行也有诸多说法；又传“龙生九子，各有所好”。其实，这些都是传说附会而成。再如麒麟，麒麟是以鹿为原形而想象出来的动物，传说它性情温顺，举止斯文，“含仁戴义”，被称为“仁兽”，且君主贤明则现。麒麟不仅是祥瑞的象征，同时也被作为君主政治贤明的应象之物。类似的情况还有凤凰、鳌、独角兽等，它们不过是虚构的产物，并不曾真实地存在过．关于它们的许多传说也是虚妄的，然而，由于祈盼吉祥心理的作用，人们还是把它们奉为吉祥神兽，加以信仰、礼奉。

四是以毒攻毒的护佑心理。在原始信仰观念作用下，人们相信那些力大、凶猛或含有巨毒的动物，具有驱灾镇邪、护佑平安的功能。如狮、虎为兽中之王，古代建筑物门前常塑石狮用以镇宅，民间流行婴儿戴虎头帽、穿虎头鞋、睡虎枕用以辟邪。传统建筑屋脊上的仙人走兽，原为美化了的防水饰件，后渐成为吉祥镇邪的神兽，汉代明器上已有以动物装饰屋顶的图画，宋代开始定制，《营造法式》规定除在搪角处立的仙人之外，其余的走兽必须是三、五、七、九的单数，九件为最高数，其顺序是龙、风、狮于、海马、甲鱼、狻猊、獬、斗牛，故宫太和殿及天安门所装除仙人、九兽外，再加一行猴，共十一件，为最高规格；另外民间还有穿五毒背心的习俗，每当端午前后虫孽、病害容易孳生之时，人们特别是孩童则穿绣有蜈蚣、蝎子、蟾蜍、蛇、马蜂的五毒背心或肚兜，认为可以驱灾辟邪防病害，此为以毒攻毒之意。类似题材还有艾虎克毒、鸡食五毒等。

自古以来，动物伴随着人类在广袤的地球上繁衍、发展，并以各种形式渗透到人类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中，成为寓意、象征人类审美理想的祥禽瑞兽，从而也构成了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解、认识它们的象征意义及与人类的亲密关系，对于了解人类自身的文化与追求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我们今天面临生态失衡与危机的同时，了解和研究人与动物及其他生物的关系，对于我们人类文明自身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祥禽瑞兽之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