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来就没有单纯的产品输出，任何对对方产品的接受都意味着对渗浸在其产品里的文化的容忍或默认。全球化的经济贸易高潮必然引动文化交流的高潮。因此，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走出去”的思路；90年代中后期，这一思路进一步明确；“走出去”作为战略提出来，是在2000年。2000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2002年11月江泽民同志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六大所作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到2004年9月，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宣布：我国从事跨国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三万多家，一批实力较强的中国企业、如海尔、华源、中石油、中石化、万向、TCL等纷纷在国外开展跨国经营，取得良好成效。迄今已有四十三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工程新闻记录》评选的世界最大二百二十五家国际承包商行列。我国“走出去”战略已初见成效。（中新网2004年09月09日《商务部长薄熙来称中国“走出去”战略已初见成效》）
经济领域“走出去”战略的推进无疑将波及到文化领域。文化产业界的跟进在短时间内就有了集体反应。做为行业的最高政府管理机构，文化部于2004年6月就文化产业如何走出去举行研讨。此次研讨会业界称“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是一个起点，使人意识到“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其意义不仅局限在经济层面，它开始了中国以另外一个渠道走向世界的新的进程（见www.ccmedu.com《文化部召开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研讨会》）。
中国文化走出去如同中国经济走出去一样，都是中国国家利益的现实要求。在全球化浪潮汹涌之际，我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一定要推动中华文化更加主动地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将一个发展的中国、开放的中国、文明的中国的全新形象展示给世界；以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新贡献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国家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和谐共处，这是文化和文化工作者肩负的历史重任，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抉择。对此，中国高层思路清晰，多次或讲话或撰文作出明确表达。2003年12月5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 12 月6日 ，李长春同志在此次会议上指出：“要支持和鼓励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形成一批对外文化交流的文化品牌，不断扩大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文化市场份额，逐步改变文化产品出口严重逆差的局面。积极拓宽对外文化交流渠道，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各部门、各地方、各文化企业和民间团体的积极性，逐步形成政府交流与民间交流并举，积极引入商业运作机制的新局面。”文化部部长孙家正2003年10月就中法文化年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能力，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就是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年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产物，也是我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一个具体表现。 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还专门撰文指出：“广大文化工作者应当深入探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积极促进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坦诚对话，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排头兵和先遣队。驻外使领馆文化处和文化机构应当成为祖国和平发展的前沿阵地，努力打造‘文化中国”的形象，以消除‘中国威胁论"和妖魔化中国等反华宣传的影响”（ 孟晓驷《中国和平发展时代的文化使命》）
二、
走出去事关国家利益，更切实关乎行业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生存和发展，基于此，共识的形成并不困难，并在实践层面进行了初步探索。据报道，中国音像制品目前年出口额已超过１亿元。文化部市场司提供的数据显示，自２００２年１１月起，仅广东音像城每月音像制品的出口额都在１５０万元以上，２００３年出口总额高达２１００万元。这些音像制品主要销往北美、东南亚和港台等地区，电视连续剧、老电影、戏曲民乐、文艺百科以及武术、风光、医药、书法等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的音像节目最受欢迎。一些音像企业还通过不同形式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等地建立音像连锁、租赁营销网络，租售中国音像制品；自１９９８年起，与享誉全球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同时亮相的中国新年（春节）民乐会，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由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解放军红星民乐团、香港中乐团、南京民乐团等国内一流的艺术团队，以售票演出的方式在金色大厅展示艺术精品，现已成为维也纳音乐会的一个响亮品牌；今年7月刚刚落幕的法国“中国文化年”应算做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经典之作。被业界称做“决策层次高、时间跨度大、交流领域广、覆盖面积大、项目质量精、合作程度深”的此项活动，以“古老的中国、多彩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为主题，多侧面展示了中国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绚丽多彩的民族民间传统和艺术以及不断创新发展的当代文化精神，以大文化的视角诠释了中国，反映了中华民族精神，在法国乃至欧洲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然而，我们看得更多的是“走出去”的步履艰难。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资料，在过去20年中，文化商品的国际贸易额呈几何级数增长。在1980-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及体育用品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激增至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的绝大部分是在很少一部分国家之间进行的。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占当年全部出口额的55.4%；进口也高度集中于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总进口额的47%。在90年代，文化商品的进出口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的现象减弱了，但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参见李怀亮：《贸易模式对中国影视产业国际化市场策略的影响》）。在这种强弱对比如此明显的贸易背景下，“硬”文化与“软”文化的输出都注定是步履维艰的。据统计，2003年北京地区版权贸易虽然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均位居全国第一，但是输出明显落后于引进。2003年北京地区引进图书版权8798种，输出图书版权321种，引进与输出之比为27：1，贸易逆差严重。国内影视音像业也是如此。影视业是产业化特征比较明显的行业，但真正打入国外主流市场的产品屈指可数。虽然《三国演义》、《英雄》、《大宅门》等影视剧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较好的业绩，然而，其影响主要还是集中在港台、东南亚以及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和韩国。而在世界三大影视节目交易市场上，目前还很少能看到中国出版商和发行商的身影。音像市场的产品进出口差距也相当大，2003年，尽管通过种种努力，出口额达到了1亿元人民币，然而，其进出口比例却维持在9比1左右（参见中国文化报《三大障碍制约文化国货“走出去”》）。国内其它地区、其它领域的文化及其产品的出口也大多还处在起步阶段，进多出少是共同特征。
众多专家、业界人士对此给予了强烈关注。当然，角度不同，建议也就不一。
1、发挥政府强有力的调控和推动作用。文化部外联局局长丁伟认为，加强对外文化贸易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发挥政府强有力的调控和推动作用就更为重要。应该加快建设对外文化贸易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企业创造对外文化贸易的良好法律环境。要完善对外文化贸易的配套政策。要建立对外文化贸易的统计指标和信息研究系统，为政府的政策制定，企业决策提供服务。要建立对外文化贸易与政府文化交流工作的协调机制。对于具有重大商业价值潜力的文化产品和项目，政府可先作为官方交流项目出资，帮助打造国际知名度，为其进入国际文化市场铺设道路。要建立推动对外文化贸易的政府服务机构。通过服务机构为文化企业提供境外各类信息，组织企业赴国外考察，实施对外援助计划，培训专业人员等。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花建认为，中国文化企业不可能如浩荡春水般漫游世界，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重点区域。他建议当前可以借助中国与周边国家积极发展的区域合作关系加大文化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如借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逐步进入东盟文化市场；借助中日韩三国的区域合作，进入日韩市场等。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志认为，我们不妨可以借鉴中国在经济改革初期成立特区的经验，在一些文化资源较丰富且有一定经验的地区搞一些试点，然后总结经验，再在全国推广，切忌一哄而上（参见文化报《中国文化企业如何从内河驶向海洋》）。
2、中国文化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走出去。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十大建议》中指出，其实中国一直积极推行中外文化交流，在美、法、德、日等重点国家已经成功举办或参与举办了"中华文化美国行"、"法国文化季"、德国"柏林亚太周"中国节、"中国·日本文化年"、"中韩国民交流年"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但这些活动对于国民来说，仍然鲜为人知。中外文化交流应当调动全民进行参与，它必须是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的长期工程，而不能是零散的游击战。每年都应当确定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推广主题，有系统地推广中华文化。围绕主题，各地可充分发挥自己的历史和资源优势，设计丰富多彩的推广活动。有助于国际人士系统了解中国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精华。
3、充分利用当代文化推广的新载体，推广中国文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朱树豪认为，通信、网络、软件、直播卫星、影视等技术和产品正在成为新的文化推广工具，应重视这些文化新产品的产业规划、生产和出版，使其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载体；要鼓励设立公共和民间、私人文化推广基金会，以增强文化推广的资金投入和文化推广项目的具体实施；要鼓励设立公共和民间、私人文化推广基金会，以增强文化推广的资金投入和文化推广项目的具体实施。
4、找准中外文化交流的对接口。周舜培在《找准版权输出的对接口》一文中呼吁，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海外的市场需求同中国的市场需求相比就具有同质性，其实海内外在文化观念、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差异。但我们不同文化之间也有着普适价值的存在，有着共通共融的方面，关键是看我们的出版人如何找准这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对接口。少儿社根据民间故事改写的连环画图书《宝船》系列，从内容到形式既体现了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在思想内容上又为海内外读者所喜闻乐见，因而在海外赢得了广泛的市场。可供比较的例子是，中国民间故事和古典文学资源尽管丰厚无比，却没能够像希腊神话、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究其原因，在于挑选版权输出题材时没有找准对接口。要知道被中国古人视为至孝标本的《二十四孝图》在海外可能会得到意义完全相反的解读而遭受读者的强烈质疑！如此一来，我们在对外输出版权的图书的题材选择上要慎之又慎。
上述择例并没有囊括尽所有专家的意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具体对策也许应根据具体情景而定。不同大洲有不同大洲的针对性；同一大洲不同国家的情况定有区别，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项目也会有不同的期待。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大工程，一个世纪来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弱势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它需要几代人的韧性战斗。人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中国，其文化，也将逐步由低位向高位升挺，中外文化交流的“拿来”与“输出”将稳步趋向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