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超女”的价值

与前两届“前冷后热”的开局不同，这届“超女”在尚未开始之时和刚刚开始之后，就已经灼热异常了。有趣的是，以往“超女”的火爆，源于节目的本身，而此次则是节目之外的因素“捧红”了它。先是风传广电总局将要封杀“超女”，在“超女”开始之前就已弄得满城风雨，最终谣言不攻自破“超女”如期举行。谁曾想到，更大的风雨在“超女”开始之后的不久，又一次袭来。这一次战斗的号角，从“小道消息”转移成方家名言，社会名流开始对“超女”口诛笔伐。一时间，关于“超女”价值的大讨论充斥报端，笔者也不甘寂寞，在此略表心意，与各位朋友较一长段。

一般意义上说“超女”的价值，无外乎就是指它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超女”的经济效益是不容置疑的。据悉，2005年“超女”在全国拥有4亿观众，其单场比赛仅手机短信收入就已超过1500万元；而“超女”全国总决选时的广告报价高达15秒11.2万元；再加上节目冠名等，收入将数以亿计，蔚为可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超女”赞助商的蒙牛乳业，也因“超女”的成功运作而身价倍增，仅2005年上半年，蒙牛“酸酸乳”在全国的销售额就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00%，产值更是从2004年的7亿元飙升至2005年的25亿元（源自社科院《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此外，“超女”产业链上的娱乐包装公司、网络公司等也因“超女”的成功而获利不菲。这些数字是对“超女”经济效益最好的佐证，所以没有人质疑“超女”的经济效益。

相比“超女”巨大的经济效益，其社会效益就逊色很多了，这也是招致社会人士口诛笔伐的关键因素。在笔者看来，“超女”的社会效益同样是不容忽视的。“超女”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更确切的说应该是文化商品，其社会效益的实现必须以经济效益的实现为前提，任何脱离文化商品的经济效益而空谈其社会效益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文化商品的出现，是文化商品生产者内心利益追求的物化表现。一个不能为之带来利益实现的产品，肯定不能引起生产者的生产欲望，于是这个产品就因此而丧失了生存的基础。这样一个不能生存下去的文化产品，还有谁会指望它来实现社会效益呢？再者，任何畅销的商品虽形态各异、功能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均可以满足人们某种需求，经济学上将此称为使用价值。“超女”这个文化商品，之所以受到受众的追捧，在于它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满足了人们某种正常合理的文化需求，让人们精神愉悦、安居乐业，难道不是一种社会效益的实现吗？当前，一些以提供和满足人们最基本文化需求为己任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消耗着份内的国家财政，却没有尽到份内的职责，使得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匮乏且急需得到满足。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已着手进行改革，但改革需要时间，短期内上述问题不会得到大的改善。而如今出现的类似“超女”的文化商品，则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文化供需间的矛盾，同时这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又不需要国家的财政支持，一举夺得。我们又为何要将他棒杀呢？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如果一个文化商品既有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可以带来一定积极的社会效益，但其消极效益同样不可忽视，我们就应该坚决的取缔。现在的问题是，“超女”是不是这样的文化商品？有人指责“超女”宣扬“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价值观，对未成年人价值观的养成有不利的影响，应该坚决取缔。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未免有些偏激。首先从宏观层面上讲，在目前公共产品（机会）尚不充裕的条件下，我国实行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合法的劳动率先富裕起来。在这个大前提下“超女”以竞赛来实现效率优先本无可厚非，其效果正如当前教育领域中的考试制度是现阶段实现教育公平的最好手段一样。其次，“超女”的价值观也并非如人所指责的那样。众所周知，“想唱就唱”是去年“超女”的口号，正如歌中所唱“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的自我欣赏；想唱就唱要唱得漂亮，就算这舞台多空旷，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超女”真的实现了人们想唱就唱的愿望，不管你行不行，不管你的年龄、专业、唱法，只要你是女性，“超女”就为你搭建了自我展现的平台。今年，“唱得响亮”成为新一届“超女”的口号，将自信和自强的理念又提升了一个台阶。鼓励人们勇敢的自我实现，难道也是消极的价值观吗？以人为本，其本质的追求不也在于此吗？有色眼镜下的视野，必然存有镜片的颜色，任何人企图以自身镜片颜色来涵盖世界颜色的做法都是可笑的。“超女”是个新生事物，在运作过程中主办方肯定会有操作不当之处，可能会在宣传中夸大其词，给人“一夜成名”的想象，但我们应该给她机会改正。正如今年“超女”取消未成年人参赛资格，以防止参赛者因比赛而荒废了学业。这是对人们负责的态度，有了这样的态度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又为何一定要将“超女”赶尽杀绝呢？

此外，还有人指责“超女”玷污了艺术。笔者以为，这也有些主观。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反映，所以文化自身具有一个阶层的属性。不同阶层的人，其文化素养肯定会不同，中国古代艺术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分就是最好的说明。今日中国国民素质尚有差别，致使其文化欣赏水平还存有距离，于是就出现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别。精英文化属于文化素养较高的受众，而大众文化则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指责“超女”玷污艺术，实际上是混淆了这两类文化之间的差别。以精英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大众文化，是否有失公允呢？“超女”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固然有其“俗”的一面，但作为精英文化的受众为什么不能有“雅俗共赏”的胸怀呢？况且这种“俗”文化，正在为精英文化的普及打下基本文化素养的根基。因此，笔者以为，“超女”虽然有些“俗”，但他并没有宣传腐朽的、色情的、暴力的思想，又不会毒害受众的思想，我们何妨如此担忧呢？为什么不能按照我们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给“超女”一个展示自身价值的舞台呢？

以上，笔者描述了“超女”在笔者心中所具有的一般价值。除此之外，笔者以为“超女”还具有超越一般意义上价值，即具有学术价值。“超女”注重以多媒体的融合来拓宽营利空间，注重产业链中的核心品牌与下游产业并举开发，注重产品和渠道的双重建设，最终成就了“超女”的商业神话。而这些正是发展中的中国文化产业应该具有的基本理念。从这个层面上讲，“超女”模式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有鉴于此，2005年9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把“超女”案例写入最新的营销教材，供付出高额学费的ＥＭＢＡ学员讨论学习。这是对“超女” 从单纯电视节目制作到全方位商业品牌运作的营销战略的肯定，也是讲“超女”模式正式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开端。

以上是笔者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