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网》描写了一对下乡知识青年，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由于环境的压抑和沉闷，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丧失生活的信心，沉湎于变态的情感之中，寻求酒色的刺激，幻想以此来填补灵魂的空虚，获得精神的解脱。由于作者采用了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细腻而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沉沦、堕落，用美的形式宣扬了丑的生活，思想倾向是颓废消极的，作品的基调是灰暗低沉的。本文试图通过对男主人公苏里形象的分析，从而对小说的思想倾向做一番初步的探讨。
从散发着牛粪味的牛屋里回来，知识青年在莫名其妙地狂欢，他们受压抑的本性，寻求着畸形的解脱，有的在干嚎，有的学蛤蟆叫、乌龟爬，在这样沉闷、忧郁、嘈杂的气氛中，“通”的一声门被踢开了，男主人公苏里赫然登场。他就象华歆期望着的那颗流星，虽然堕落人间，却是天骄之子，气概仍然不凡，他就象打破沉寂的秋蝉，尽管栖柳悲鸣，却是甜津孕育的精灵，音响依旧出众。所以他的举止神态与只会学蛤蟆叫、乌龟爬的同伴是有着很大差别的，虽然这块自命清高的陨石自堕落人间起就被尘土掩没，再也没有发过光；虽然这只不知浅薄的“知了”自屈居残柳起，也并未发出比癞蛤蟆和狗有多少高妙的声响，然而那自以为高贵的血统仍在脉管中畅流跳跃。请看他那居高临下的环视，满脸不屑的神情，旁若无人的举止，一切都证明了他的与众不同。虽然作者不无粉饰地想使他平民化一些，但是存在决定意识的烙印不是几句话能抹去的，环境给予他的孤傲，家庭给予他的清高，懒散给予他的苍白，空虚给予他的潦倒，否则齐膝的乌克兰皮靴怎能在苏北农村的茅屋里发出高贵的音响呢？
如果说家庭优越的条件，给予他外表的一切，那么同样的条件也导致了他的堕落，使他成为一个现今的“贵胄八旗子弟”，而与革命军人子弟的称谓相差甚远，别以为他外表的洒脱、风流、博学能掩盖他灵魂的肮脏、卑下、无耻，随着情节的发展他那漂亮的外衣将一层一层脱落，流氓的本性将赤裸裸地呈现给读者。
先让我们剥掉他所谓“理想”的外衣。请看苏里的内心独白“年少时，我是多么踌躇满志……，见鬼，当初妈妈一定要我放弃对于数学的爱好，进外语学校，而后，入国际关系学院……跻身外交界。”父母的期望，学校的教育，老师的灌输，多少使少年苏里的理想带上浪漫而绚丽的色彩。但是，这都不是苏里自己在思想中孕育的理想。因此在严峻的实践面前，他的颓废、消极、堕落是必然的。是啊，如果不是这场人为的浩劫，他——苏里会凭借优越的环境，实践别人赐给他的理想，然而冷酷的现实使这种理想成为南柯一梦。于是他绝望，他咒骂社会，他的咒骂不满与“四五”青年们的愤慨指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那只是个人美梦幻灭而发出的哀鸣，那是因为只当了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感到委屈和痛苦，因为他本是要拯救“农民的蒙昧”的“上智”，而上智，与下愚是不同的，又怎么能够同流呢？于是他愤世嫉俗，孤芳自赏，怨天尤人，陷入无可挽回的病态之中。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是一个充满病态的时期，苏里就是构成这种病态的一个细胞，他是臭水泛滥之中的一股浊流，既没有同那股臭水分道扬镳，也没有被蒸馏净化，而是合为一股，泛滥人间，毒化空气。
小说用漂亮的油彩，高超的技巧，对苏里做了精心的装扮，并且逐篇给于苏里病态的灵魂披上“爱情”的轻纱，使他一切原始病态的堕落都具有了爱情的光环，把一个在社会阴暗角落过着禽兽一样生活的纨袴子弟用正面的粉饰献给了读者，于是哪怕最肮脏、最肉麻、最无耻的堕落，都能从作者充满同情的笔下找到美的掩饰，遮羞布确实很美，是因为绣着“爱情”的花纹。
开始接触的时候，他们还要用美丽的诗歌，深奥的人生哲理装潢点缀，显示他们曾经是一个有热情、有事业的“人”，而虚晃一枪之后，苏里的引诱，华歆的依偎，相互的调情，他们开始把旺盛的精力虚掷于每晚的幽会，随着诗情哲理的消失、隐退，人的自然性逐步代替了人的社会性，潜藏着的兽性逐步代替了表面的人性，先是毫无节制的拥抱，接吻，而后是什么“我的体温，她的线条，我的暗示，她的眼波”，再后象赌徒、酒鬼一样“不能自制，丧失理智”，“只有张，没有弛”，“只有她和我，我和她，形体的我，形体的她”，直到最终人们的理智在酒精的麻醉下彻底扔掉，而代之于动物共有的“下意识”，从而逐步完成了苏里由人向动物异化的全过程。苏里虽是初恋，却俨然像个情场老手，他准确地把握着华歆的情脉，在他的挑逗下华歆失去了少女初恋特有的持重，她错误地把道德败坏的苏里当成了知心朋友，被虚伪庸俗的“爱情”欺骗得不能自拔，最终被引向了堕落的深渊，失去了少女的贞操。在没有法律做为保证的情况下，粗暴地破坏别人处女的贞操，或者借助于肉体的刺激来发泄自己的郁闷，填塞无聊的生活都是一种堕落。
小说通篇充斥着消极、低沉、悲哀、灰暗的情调，结尾似乎升起了一股光明的希望，空虚的灵魂注进了清新的针药，但是虎头似的压抑是绝对不能用蛇尾似的清新来加以逆转的，结尾的光明只不过是给苏里、华歆的堕落披上了美的外衣。小说结尾处有这样的呼唤，“我们是无罪的，有罪的是制造罪过的人。”此话意在证明，苏里与华歆的堕落是无罪的，他们沉沦的原因是单一的，他们的灵魂并没有被污染，仍然追求着美好的光明，昔日的浪迹被一笔简单的归纳，消失得干干净净，美的色彩逐步加深而五彩缤纷，于是阴暗的昨天被一刀切断，主观与客观被割裂，典型游离于社会环境之外而彻底超脱，那么由于社会黑暗所造成的堕落和犯罪在情理上都是可以原谅的。难道外因不正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难道矛盾的普遍性不正是寓寄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难道病态的社会不正是由一个个病态的人所组成？苏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畸型儿，也是社会畸形发展的一个侧影，他的堕落无论怎么开脱都是客观的，毋庸置疑的。正如恩格斯说：“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583-586页）可惜得很，作者同情的苏里正是“四人帮”横行下，精神崩溃、自甘堕落的青年典型。
如果说这篇作品是控诉“四人帮”对青年一代的毒害，那么这样的控诉是无力的也是消极的，与其说是控诉，毋宁说是宣传，这种以毒攻毒的做法，只不过使被毒化的空气中更加一点毒汁罢了。
通过对苏里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苏里是一个精神空虚、脱离人民、纵情酒色的堕落青年的典型。如果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指导下，给予必要的剖析和批判，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在“四人帮”毒害下灵魂变态的典型，然而作者用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用个人主观的喜好，代替了对客观生活的剪裁，对人物的灵魂进行了同情的渲染和美化。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要求作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指导下通过对生活的深入观察，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看到生活的本质，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分析概括和提炼，从而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自然主义则是镜子般的反映生活，利用生活中琐碎的细微末节掩盖以至歪曲生活的本质。我们毫不怀疑，生活中存在着苏里这样的人，由于作者用大量庸俗无聊的细节，同情美好的语言掩盖了这个人灵魂堕落的本质，因而他的形象是虚假的，也是不典型的。我们认为生活中本来美的就说美，本来丑的就说，丑，文艺作品中的美与丑与现实生活中的美与丑应该相一致才是真实的，而《网》中人物性格的刻画，情节的编排都颠倒了美与丑的位置，错误地将应该鞭挞的丑恶现实，当成一种诗情来加以赞美，该憎恶的不去憎恶，该暴露的却去颂扬，小说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美化给人们看，只能证明这是一幕活脱脱的丑剧，其社会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只能起到麻痹斗志，涣散人心的作用。
作品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必然导致颓废主义的思想倾向。在作者的笔下，我们看不到任何光明的希望，结尾的光明乃是一种梦幻般的追求，谈不上有丝毫的积极意义，前途仍很渺茫。小说中呈现的是主人公变态扭曲的情感，畸形堕落的生活方式，在一片“爱”的呓语中，人的廉耻丧失殆尽而蜕化到“原始洞穴里”去。理想前途何在？职责良心何在？既没有黎明待晓的晨星，也没有划破黑暗的微光，更没有冲决罗网的勇气？有的只是个人得失的恩怨，蝇营狗苟的生活，漫无节制的刺激，直到人类精神的彻底崩溃而走到动物的下意识。请问，如果“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青年都像苏里这样，那么我们的祖国到底还有没有希望，社会主义祖国既要被“四人帮”吞噬，又要被苏里之流毒化，那不是走向黑暗又是什么？如果昨天不是在战斗，今天不是在努力，美好的明天又从何谈起？如果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今天，人们不是严肃的思考“四害”带来的危害及其教训，不是在努力治疗社会遭受的巨大创伤，而是重新沉醉于这种颓废主义文学中去，那么四个现代化又如何建设？因此我们说，《网》实际上宣扬了一种空虚无聊，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一般的堕落生活，其思想倾向是颓废的，消极的，社会效果是恶劣的。脱离了具体内容的客观分析去侈谈艺术形式的创新，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应该是辩证统一的。
作者：樊小林、陆幸生
（原载《钟山》198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