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可以用三句话加以概括：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
经济一体化(或曰“全球化”)，已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遍布街头的“肯德基”“麦当劳”到“索尼”“惠普”“摩托罗拉”等国际品牌的流行，从电脑接口的统一标准到波音飞机的异地生产组装，从亚洲金融危机的袭击到纽约股市的波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人类的经济活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市场经济、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打破国界和区域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统一开放、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和国际市场，各国之间的商品、技术、人力、资金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流通与合作。这种一体化的趋势迫使许多国家在经济结构与体制上进行改革，纷纷与世界“接轨”。
政治多极化，从最近发生的海湾战争已不难看出端倪：美国无视联合国和国际法准则，联合英国悍然出兵攻打伊拉克，法、德、俄等国结成反战联盟但后来又发生了微妙变化，而更多的国家都主张通过联合国和平解决美伊冲突。由此可见，当今世界政治秩序多极化格局已经形成。上个世纪，世界政治格局发生过三次大的变动：一、一战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形成资本主义大国联合包围苏联的格局；二、二战打破了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美苏对抗、以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为标志的两极格局；三、苏联解体，华约解散，两极格局崩溃，逐步形成所谓“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格局，即以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与欧共体以及中、日、俄等国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虽然这种多元格局中的各种力量处在分化组合、互相牵制、变动不居之中，但在和平与发展两大潮流的推动下，世界政治多极化必将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基本态势。
文化多样化，则是在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有以下几点必须明了：
首先，文化多样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是人类社会当中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区别于另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区区别于另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区别于另一个城市的本质特征。正是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产生的不同文化，才构成了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的人类多样性的文化。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文化过去是丰富多彩的，现在仍然是丰富多彩的，将来必将更加丰富多彩。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各国文明的多样性(笔者注：这里的“文明”与“文化”同义)，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
其次，文化多样化是一种发展要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经济的开放带来了文化的趋同。在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世界文化生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文化多样性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国文化(包括文化产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伴随其强大的经济优势和科技优势席卷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明确提出“抵抗美国的文化侵略”)提出了保持自身文化独立，坚持文化多样性的要求。这是一种合理的要求，正义的呼声，联合国就曾把2001年确定为“不同文明对话年”，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发展。
再次，文化多样化是对文化趋同化的抗衡。面对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相互影响、激荡和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世界上的许多冲突是由不同的文明造成的。这种理论似乎颇有几分道理，但透过现象看本质，不同文明冲突的背后是经济利益的争夺，因而它实质上是一种强权理论，是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寻找理论依据。亨廷顿认为强势文化必然战胜弱势文化，为美国的文化扩张、文化侵略开脱，企图通过打击、扼止异类文明来达到维护美国和西方文明的霸权地位，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针对这种理论，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要求：一、正确认识自己的文化；二、正确处理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费老主张采用中国传统哲学中“和而不同”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文化，达到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提出了著名的“美美四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文化自觉”与“和而不同”是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所应持有的一种正确的态度和原则，也是对文化趋同化与“文明冲突论”的纠偏。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应当互相尊重，互相交流，既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又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通过交流、融合，达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总之，文化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文化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政治家和有识之士所认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发展报告：我们的创造性的多样性》(1995)提出：“把文化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并提出召开与世界“环境与发展”同等规格的“文化与发展”世界峰会。去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总统文化艺术委员会”会议，专题研究“文化与儿童：少年一代精神世界的培养问题”，认为从文化这个能够体现一个国家民族思想的领域开始着手狠抓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至关重要(参见2002年10月11日《中国文化报》)。今年年初，世界法语国家首脑会议在阿拉伯国家黎巴嫩举行，会议的主题是“文明之间的对话和文明多样化”，出席会议的法国总统希拉克认为，这次会议具有象征意义，因为近年来有人大谈“文明冲突论”；特别是“9•11”事件后总有人把恐怖主义同某种宗教联系在一起。希拉克提议，法语国家应该要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框架下制定一项国际协议，以确定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肯定各国有行使文化政策的权利，避免文化交流完全采用同其他商品相同的贸易规则，要捍卫“文化例外”的原则(参见“走近法国”网：www.faguo.net)。
在这样的世界大势面前，我国的文化建设也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加强。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高度和重要地位加以认识，体现了我党自觉的文化追求和崇高的文化目标。
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的头20年这样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六大报告强调：“这次大会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文化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中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和重要地位。它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同时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条件和保障。因而，文化建设在我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负有艰巨的任务和光荣的使命。
最近看到一位日本学者的一篇文章，题为《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词语变化来看中共十六大的特点》(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2期)。这位学者从语汇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文中列举了十二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常用的一些词汇，如“改革”“发展”“建设”“创新”“文化”“制度”等词语，通过统计其使用的频率和变化，透露出某种有趣的信息。其中“文化”一词的统计数据如下：十二大使用40次，十三大19次，十四大22次，十五大51次，十六大84次，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受到重视的程度有增无减。这种研究虽然方法过于简单；但得出的结论却是很有说服力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文化管理实务》一书的出版适逢其时。该书的最大特点是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既有理论的探索与研究，又有工作实务方面的介绍，还附列了必要的政策法规文本，为广大文化工作者特别是文化管理者提供了一部具有指导性、实务性、工具性的大型书籍。我相信，《中国文化管理实务》的出版，必将对我国的文化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作者系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文学博士，本文系作者为《中国文化管理实务全书》一书撰写的序言，该书将由新华出版社于近期出版。)
（本文发表于：2003，新华出版社《中国文化管理干部实务全书－序》，《中国文化报》5月10日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