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一位来自异乡的农村大学生,由于与新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甚至很难融入同一宿舍的室友,在经历了长期的自卑、孤独、压抑、焦虑和愤怒之后,终于失去理性,残杀同学,亡命天涯,旋即在全国通缉中被捉拿归案,被绳之以法。他是马加爵。
马加爵死了,但是,这出悲剧所反映出的由于经济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导致的文化差异、文化矛盾乃至于文化冲突,却没有随着终结这位年轻人生命的枪声而远逝。在我们生活的周围,还有许许多多在文化人格上与马加爵类似的人,或许我们本人就是其中一分子,只不过是被扭曲的程度不等而已。正是这个原因,一年后想起马加爵这个名字,还会产生透不过气来的沉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和社会发展的速度举世瞩目,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的各方面实惠越来越多,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进入新世纪,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战略机遇期”。从党中央到理论界,普遍清醒地认识到,这同时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引发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不断显露出来,这些矛盾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和解决,出现激化,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甚至于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而这些社会矛盾又往往最终集中于或折射于文化上,成为文化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的战略机遇期”和“文化的矛盾凸显期”。
纷至沓来的文化矛盾让我们无可回避,最突出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文化矛盾,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文化矛盾,文化商品化引发的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精神萎缩的矛盾,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的矛盾,文化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失落的矛盾,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矛盾,大众文化与个体文化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的文化矛盾,城乡之间的文化矛盾,文化自身结构的矛盾。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会更加明显,其较量会更加白热化。
这些文化矛盾有些是老矛盾,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早期,文化的发展乃至于社会的发展,就是在对于它们的不断解决和克服中实现的。现在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有了新的表现,而且有了加剧的趋势,形成新的障碍和新的挑战。有些则是新矛盾,它们是当今中国和世界激烈变动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新事物、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特别是由于社会的不断分化和重组,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和不同的利益诉求,构成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各种文化在碰撞中有互渗,也有互争。这些都成为新的文化矛盾的温床。
显然,当前的诸多文化矛盾是多重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它们经常是相互之间纠缠在一起,而且是与种种社会矛盾纠缠在一起,尤其是有时与社会群体的矛盾和民族矛盾纠缠在一起。纠缠的结果是彼此交错渗透,又衍生出一系列矛盾,从而增加了矛盾的复杂性和解决这些矛盾的难度。
解决这些文化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在进行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要特别强调进行社会结构的调整,逐步消除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我们在制定政策和开展工作时,必须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抓准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充分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特别要注意保障工人、农民这些事实上经济社会地位有所下降的群体的利益,使所有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成果。
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倡导和谐的文化精神,使“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全民族的自觉意识,并以其明确的价值指向作用于社会的道德认知、价值判断和行为模式。要努力避免和主动解决由于文化问题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关心群众切身的文化利益,发挥文化沟通、融合和激励的积极作用。要认真对待和正确处理各种文化矛盾,提高解决这些矛盾的能力,以耐心细致的态度、坚韧不拔的毅力、充满智慧的办法,逐个逐步地解决文化矛盾,促进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