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锦添：中国电影的时尚招牌

他是一个把传统美学时尚化的造型师，腼腆而敏感的个性下有极富男性的张扬，他沉迷于最奢华、最绚烂、最夺目的前卫艺术，沉重而传统的造型文化在他指尖下成为时尚，是他掌控着时尚造型艺术的话语权

还没到就餐时间，当代商场的意式餐厅显得冷冷清清。叶锦添坐在餐厅不起眼的小角落里。他很喜欢这里弥漫出的西方情调，没有人去刻意关注他，更没有人知道他家里有奥斯卡的“小金人”。

他还是老样子，黑帽子，黑眼镜，小个子，一脸斯文，像个安分守己的读书人。他的长相和名字都具有浓烈的文艺味，尤其是他的名字，无论读还是写都显得柔美而华丽。

“时代把我推向浪尖”

由于刚从小汤山冯小刚的《夜宴》剧组赶来，他显出一脸的疲惫。“没办法，现在成天都是赶场子，赶完一个场，又得赶下一个场。”他说自己也想减少工作量，但实在无法推脱。

这便是叶锦添的现实问题。自从《卧虎藏龙》在奥斯卡获得最佳艺术指导奖之后，几乎所有的中国电影导演都希望与他合作。在西方，叶锦添的电影造型代表了中国的国际水准，从电影的形式感上靠近国际主流的审美取向。毕竟，他是唯一获取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殊荣的中国电影人，这很重要，他的参与便意味着商业上的一种保证。

陈凯歌试图以魔幻般的《无极》去验证“娱乐也有思想”的真理，冯小刚希望用《夜宴》来进行自我变革，叩响全球市场的大门。于是，他们都找到了他。就像叶锦添自己所说，“不是我自己多么努力地去做什么，而是这个时代把我推向了浪尖。”

他这句话恰好符合了当下的中国社会，不仅是在政治与经济层面，还有文化层面的。在这样激变的潮流中，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它的热度和力量。

在那部《卧虎藏龙》里，李安运用的寓情于景虚实相间的表现手法，作为美术指导的叶锦添则在服装、造型、道具、布景方面予以具体的补充，最后才形成了那部具有中国古典山水意境的武侠杰作。他把中国传统的浪漫美学以时尚化语言进行包装，他成功了。

在古典和前卫之间

叶锦添说，他现在最常去的地方就是美国和中国大陆，已很少回香港了，因为那里让他难以产生一种文化上的归宿感。更重要的是，现在全世界最活跃的地方便是美国和中国大陆了。

他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拿的是高级摄影文凭。毕业后，他任《电影双周刊》“曝光人物”栏目的摄影师和撰稿人，并积极加入香港摄影师协会，参与协会的年展。

徐克把他引入了电影界，在电影《英雄本色》里，他担任执行美术，这是他的处女作，却未能体现出他的创作才能，但关锦鹏的《胭脂扣》则让他一显身手。

大红的墙壁，柔腻的衣料，柔腻的鸦片……叶锦添用自己的美术造型重现了香港“塘西风月”之石塘咀的烟花旧事，一种华丽、香艳、缠绵、暖洋洋的心理体验，把人重新带回了那烟花之地。

“我接受了中西方的文化教育，但在香港，却总是找不到一种文化归属感。大家都觉得很迷茫。”叶锦添的这句话代表了所有香港人的文化心理，他们一直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苦苦寻觅。

不过，相比大陆的文化而言，香港文艺界充分体现了他们那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痕迹。在美术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便是张叔平和叶锦添了。张叔平善于在光影下追求构图效果，相比之下，叶锦添更喜欢华丽繁褥的堆砌，他痴迷于中国古典的繁华旧梦，总是希望能在古典和前卫之间，达到唯美。

在罗卓瑶的《秋月》和《诱僧》里，叶锦添开始体现出自己在电影造型美学上的成熟。《诱僧》让他获得了１９９３年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奖，他给影片设计的飘逸服饰，让人回到了盛唐，但又是现代人能理解的唐朝。

沉醉，还是落寞？

２０００年，李安的《卧虎藏龙》成功入围奥斯卡，也把他的事业推向顶峰。“电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东西，它在这个时代最受人瞩目，如果你在这上面有所成就，那便意味着你什么都有了，荣誉、地位、财富。”说到这里，他欲言又止。在餐厅灯光的烘托下，他的眼神闪现出异样的神采，猜不透是沉醉，还是落寞。

他选择了舞台戏剧这个更静态的表达方式。其中，让人记忆最为深刻的便是昆剧《长生殿》，因为有他的参与，我们又重新感受到了江南丝竹传统，回归到脱俗、华贵的夜夜笙歌之中。

“我想保持昆曲本来的东西，我想让它做到纯粹。大家普遍承认昆剧应该是雅的，不应该是绚丽和吵闹的。我用真的雕刻和彩绘把舞台营造出古朴简约的氛围。《长生殿》讲杨贵妃和唐明皇的爱情，但服装不可以是唐朝的，因为昆曲是明朝的东西。如果是唐朝的服装，那他们的身段和动作、头饰完全不对，会很尴尬的，所以服装的形式和花纹就沿用明朝的。”

除此之外，他还参与了很多极具探索意义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时尚化推广，譬如《楼兰女》服装设计；《曹丕与甄宓》的服装、造型设计；汉唐乐府《俪人行》服装造型及舞台设计等，绝对别具一格。

人到中年开始回归

他的涉猎过于广泛，现在成为他的一个大问题，最近播得火热的电视剧《大明宫辞》、《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等，他都担任服装造型设计。“电视和电影不一样，电影需要渲染气氛，电视不会有那么多语言，这个舞台很小，有些像舞台，主要交待人物间的关系。在《桔子红了》里，我希望把电视和演员变成一个舞台，演员在前面，布景在最后，用的木头都没有颜色，所有的场景都没有太多的颜色，演员就成为材质。这是我的一个尝试。电视把人的注意力分散，让人脑筋繁忙。如果我根据剧情和观众的习惯来做，那个东西不会特别，一定是哗众取宠的，难看的。”

叶锦添的心态变得矛盾，一方面，大陆电影导演的国际化诉求不得不让他高度参与，一方面，人生心态的回归让他又不得不思考自己究竟需要什么。他还是要延续他的传统美学之梦，充满某种宗教式的使命感，哪怕他本能地拒绝“使命感”这个过于政治化的字眼。

“我以前玩过最炫最酷的前卫艺术，但人到中年，我开始变得回归了，看事物的节奏也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叶锦添，著名美术指导。曾参与多部电影的美术、服装制作。电影《诱僧》荣获１９９３年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卧虎藏龙》获２００１年奥斯卡“最佳美术设计”和英国影艺学院“最佳服装设计”。他的主要设计作品包括：吴宇森《英雄本色》、林领东《龙虎风云》、关锦鹏《胭脂扣》、《无极》等。

访谈：我们总是处在断层之中

《财经时报》：从剧照上看，《无极》的形式感很强，这是不是与你的造型有关？

叶锦添：其实，我是和陈凯歌导演一起创作的，他有很多想法，在找我之前，他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我开始去了解他需要什么，他想要一种理论性很强的东西，他的电影里充满了很多辨证的东西。我花了很长时间去了解他的工作，然后再和他进行沟通。

《财经时报》：从前几年开始，中国电影重视起形式化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样看的？

叶锦添：我觉得，《卧虎藏龙》有一些带动的作用，最主要的带动便是外国的关注，如果仅仅是中国市场可能还是没办法做成那个样子。高预算的影片对于中国来讲还是不够。现在做电影，大家首先会往国际化的素材去想，越国际化意味着你的利润越大。

《财经时报》：这会不会导致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电影走向？

叶锦添：我只能说自己对于创作有一套想法，但我会尊重导演的意图，我会问他，你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为什么拍这个戏？想表达什么，你想象中的场景是什么？目前与我合作的导演功力都很深厚，他们对于造型也有一套成熟的想法。每次拍戏，我都自己听，注意吸收他们的东西，我通常不会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我希望自己是一面镜子，而不仅仅是我自己。

《财经时报》：你认为形式化在电影中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叶锦添：对于我们而言，形式当然是辅助剧情的。其实，用形式去讲故事在西方已经发展很久了。通常在超现实的电影素材里面，它必须具备很多心理学的基础，因为观众在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时，必须有心理反应。黑泽明也是受心理学的影响，他最后把很多日本的传统变成非常前卫的东西。

但在中国，形式化的电影还处在摸索的阶段，因为中国的观众还不具备那样的基础，很多人都是用新奇感来看，而非把它当成一门语言。外国人看完电影后，大家都有一个关于形式的讨论，我们没有。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形式一定很好，这可能与中国的社会转型有关系，中国还处在从写实电影朝其它电影转型的多元时代。张艺谋从《红高粱》到《十面埋伏》，其实有很多电影都有形式感，因为里面有丰富的美学元素。

《财经时报》：有人说，你把中国传统的东西国际化了，时尚化了，是这样吗？

叶锦添：这是肯定的。我最近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我觉得中国传统的东西很好，但问题是现代人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因为它很复杂，比电脑都复杂。中国人现在已经丢失了很多闲情逸致，他们没有时间去细微体验其中的美妙之处。现代人的快节奏似乎把这些东西冲击得七零八落，让大家欣赏不到其中美的东西。

对于我而言，我希望自己能用现代化的语言，把这些东西提炼出来，让大家重新接受，但这个工作是漫长的。

《财经时报》：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的时尚语言？

叶锦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一直以来，中国所有有关时尚的语言都是西方的，实际上这是错的。如果全是西方语言的话，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时尚生活非常麻烦，大家看不到自己，没有共同感。我以前什么都玩过，西方的，中国的，传统的，前卫的，为什么呢，这与我的文化身份有很大关系，我受过完备的西方教育，同时又具有正统的中国思想。最初，谁好我看谁，在香港时，我看不到最好的东西，后来我到了欧洲去学设计，和那里的设计大师平起平坐，在他们面前，我又是中国的。

我每年都在巴黎，我知道那座城市真的漂亮，我也想象那里所有的人都能看到那么美的建筑，每个人都能看到美丽的塞纳河。当来到北京之后，我开始觉得这里的很多事都好笑，比如，开车过了三四年，便会认不到路了。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很严重的，因为这座城市的人，对自己生存的空间已经不熟悉了，没有安全感了。

《财经时报》：很多历史的东西消失了，城市的记忆也就没了，这意味着什么？

叶锦添：坦白地说，我们现在是在欧洲化的世界。我们生活的城市都是从欧洲那边建立起来的，美国也是如此。欧洲本身已经非常成熟，同时也在衰老，他们也在找寻变化，未来怎么生存？生活的价值在哪里？整个欧洲甚至美国都动荡不安，有变成虚拟的趋向。

但这些对中国一般民众是非常遥远的，他们很难理解欧美人的心态，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的很多农村变成了城市，很多老东西没有了，变得乱七八糟，这些都会对民族的自尊心有损害，自己以前的东西不去尊敬，怎么能让外国人来尊敬？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民族失落感。巴黎就不同，它的每一条街都是几百年历史的保留。土地都是有活力的，但现在没有生命的建筑越来越多，很可怕的。人们把这些看作是城市，我认为它们是与自然分开的，天然的东西越来越稀少。

《财经时报》：站在你的立场，你觉得为什么会是这个现状？

叶锦添：对于大多数一直在大陆生活的人而言，眼前的中国是惊人的，尤其是北京，在那么短的时间发生那么巨大的变化，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一座城市的人能有如此的经历。北京的电子化生活高于香港，与香港相比，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更接近未来。香港人还保持了以前的生活习惯，没有那么快进入现代生活，但北京很快全适应了。

大陆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生活与文化习惯总是处在断层之中，没有有效地延续和继承，导致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在社会层面，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沟通语言，彼此隔膜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里。
【2005.12.05】 财经时报/慕容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