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道余自传第一部分《戎马生涯二十年》(一)

樊道余同志自传  第一部分

戎马生涯二十年

（1910年—1940年）

樊道余口述  樊小林整理

第一章  参加红军

一、苦难少年

1910年农历8月，阴云蔽日，秋雨缠绵。在江西修水县朱溪厂镇大桥古木坑，赣北大山里的一幢破茅草屋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迎接他的是一个怎样的家啊：泥坯堆成的茅草屋，顶不挡雨，墙不堵风，家徒四壁，一无所有。父亲靠给地主看祖坟、租田为生。不论年成如何，14担稻的田租是一粒都不能少的。凄风苦雨中的贫苦农民唯一祈盼的就是风调雨顺年年有余，所以父亲叫这个孩子“余伢子”，那就是我樊道余。

那年天大旱，青黄不接，父亲只好咬着牙借高利贷维持全家的生活。还不清的债务，繁重的劳作把父亲压的喘不过气来，他病倒了。1927年8月父亲在贫病交加中永远合上了双眼。那年我刚17岁，为了母亲，为了弟妹，我挑起了父亲撂下的担子：种那几亩薄田，看守坟山。弟弟和大妹也帮着我干活，刚满7岁的小妹也不得不给地主放牛去。

1928年5月大雨倾贫，山洪暴发，冲毁了我家的破茅屋。当时，小妹正在山上放牛，她怕牛跑了挨打，紧紧拽住牛尾巴，然而湍急的山洪卷走了地主的牛，也卷走了小妹。母亲千呼万寻在山脚下找到了小妹的尸体时，她的小手还攒着牛尾巴。母亲抚尸痛哭，悲不欲生，家破人亡，日子怎么过哇！屋漏偏遭连夜雨，不料大妹又重病染身，没钱医，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了我们。

沉重的债务，贫困的生活，使我也病倒了，没有钱看病抓药，我的病越拖越重，母亲急得手足无措。正在我们为难之际，村里谣言四起，说什么我得重病是报应，因为我没过寄给伯父做儿子，祖宗发怒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伯父没有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一直折磨着他，他看到我年轻力壮就一定要我做他的儿子。看着寡母和年幼的弟妹我如何舍得离去？这种事就一直拖了下来。现在见我病成这样，母亲无奈地说：“余伢子，去吧，去你伯父那儿吧，我不要紧的。”那时的人很愚昧，对这种无稽之谈信以为真，我不能对不起祖宗，只好离开母亲和弟弟。

天晓得，我到了伯父家不是做儿子而是做长工，一个分文不取的长工。我每天起早贪黑地干农活做家务，稍有不慎就要挨打受骂。这样的生活使我分外思念母亲，所以我常常偷跑回家。每一次，母亲都好歹给我弄点吃的，又哭着把我送走。

难道真得走投无路了？听说山外有支穷人的队伍叫红军，走吧，当红军去！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冒着凛冽的山风，我偷偷离开了伯父家。

二、参加红军

1930年5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了军阀大混战。红军利用军阀大混战的有利时机，打了一些仗。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党内一些患了革命急性病的同志，忽视了这时经劳仍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夸大了政治形势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因素，使党内“左”倾情绪稍又增长起来。3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山的把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胜利》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

7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在这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中，我和1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红军。红三军团和五军政治部的一位同志把我们新兵安排在一条街上的小饭店里。当时红军成立不久，新兵又多，没有统一的军装，但这就足以让我心里充满翻身做主的自豪感。我兴奋得一夜睡不着，快天亮才迷糊了。

隆隆的炮声把我惊醒，敌人反攻了！我们这些没经过军事训练的新兵慌慌张张不知所措，都跑出了小饭店。我也跑出来四处找寻：“刚找到红军，千万别再搞丢了。”正在这时，我看到一队红军在撤退，立即追上去，一边跑一边喊：“我是来当红军的，你们还要不要我啊？”一位大个子红军放慢了脚步和蔼地说：“要，要的，快跟上吧。”我跟着他们到达宿营地，就补到了重机枪连一班。这时我才知道，这和蔼的大个子是我们连指导员周振金。

三、初上战场

红军自长沙退到湖南平江长寿街，休整了两个星期。8月，红军第二次进攻长沙。李立山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指导着红军，部队一边行军，一边沿途宣传，一路写着大标语“夺取湖南长沙，江西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我军到达长沙外围时，敌人筑工事，架电网早已做好了准备。我军开始进攻，我背着重机枪跟着连长傅克祥到了离敌人最近的前沿阵地。因为是第一次上火战，毫无作战常识，傻呼呼的我立得高高的，还自以为很勇敢。连长拍拍我：“哎，敌人的子弹打不死你呀，快卧倒！”我这才赶紧卧倒。连长枪打得特别好，是主射，我趴在他边上，当他的助手帮他上子弹。我们猛烈地扫射敌人。由于敌强我弱，我军进攻长沙久围不克，而敌人拼命地反击，从两翼包围我们，不少战友倒在了枪林弹雨中。为了保存实力，连长带着我们突围，我就背着30多公斤的重机枪跟着连长转移到安全区域。

李立山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红军受到很大的损失。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立山路线”。10月毛泽东同志在罗坊会议上决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再进攻大城市，而是诱敌深入。因此，我们大踏步撤出长沙，向江西兴国转移。

经过萍乡时，我们宿营了。我们连的营地在桔林边上。晚上，班长把他的“79”步枪给我背上：“今晚你放哨。记好了，这枪的撞针断了，你造成别乱扣板机！”

第一次放哨，我背着步枪踱来踱去，感到特别神气。置身在一片桔林里，阵阵桔香诱惑着我，我忍不住摘了一只吃起来。就这样，我走过来摘一个，走过去吃一个，兜里再放几个好不惬意。

吃了桔子，摸摸肩上的枪：“这枪我还没放过，打一枪试试。”我端着枪，朝地上放。“砰”的一声，惊醒了许多人，班长立刻冲出来：“怎么回事。”我吓得不知说什么好。正在这时，团长彭少辉同志也出来了，这一枪穿过墙角正打在他的床脚上。他也问：“怎么回事？”班长立刻替我答道：“枪走火，枪走火了。”彭团长说：“可得多加小心啊！”他走了。班长是狠狠地批评我：“叫你别乱扣扳机，你偏不听。多险啊，差一点打到首长。”

第二天，刚吃守早饭，就有老乡上门来，说桔子少了好多。我一听，急急忙忙把桔子塞到草垛里。嘿，第一次上哨就闯了两个祸。

第二章  纵横千里反“围剿”

一、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底，蒋介石点兵10万，以国民党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师长张辉瓒为总指挥，分兵八路，采取了“分进合击”的打法，由此向南，以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一线，形成一个半圆包围圈，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当时红军约四万人，集中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采取了“撒开两手，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敌主力张辉瓒师诱到龙冈一带，一举殊敌9000多人，并活捉师长张辉瓒。

记得那天是12月30日，天刚朦朦亮，大雾迷漫，我们团担任第二梯队占领了离龙冈东南三华里的一个小山岗。我们架好机枪，设好阵地，严阵以待。前方激烈的枪声乒乒乓乓响了不到一刻钟就毫无动静了。我和战友们都很关心战局的胜负，纷纷向连长要求去前沿侦察。连长派副班长带着两名战士去了。不一会儿，他们兴奋地跑着喊着回来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活捉了张辉瓒！”毛主席后来豪迈地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天兵怒气冲霄汉”，“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军团司令部执法队把戴着高帽子的张辉瓒以及他的副官、军需长官等三个家伙押到我们团里来示众。战友们议论纷纷，七嘴八舌，都为没亲自参加这一战斗而抱憾。这时，军团政委滕代远同志来到我们中间，对我们说：“同志们，这一仗我们胜利了，但是还有更大的胜利在等着你们！今晚，你们就出发，去消灭东村的敌人。”

那天晚上，部队沿着逶迤的山路急行军，拂晓前到达目的。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埋伏在敌人宿营地周围的山岗上，敌人的一举一动尽在我们眼里，他们应答口令的声音我们听得一清二楚。待天明，敌人开好早饭，在稻田里集合。突然，我们的冲锋号吹响，所有的轻重武器都向敌人开火，不到半小时歼敌两个团。敌残部向南逃窜，我军似猛虎下山追击50余里。我背着重机枪奋勇杀敌。我们又歼灭敌人一个营。

近黄昏时，总司令部传令部队停止追击，就地宿营。我们沿着路连坐了下来。这时，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同志来到我们战士中间。毛泽东高声问候我们：“同志们，辛苦了！”我们立刻站起来，昂起头齐声回答：“不辛苦，首长辛苦了！”等首长们过后，部队就在附近找房子宿营了。

红军五天打了两个大胜仗，共歼敌一万多人，缴枪一万三千余支。于是，诸敌畏打纷纷撤退。我军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从而扩大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二、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春节，为巩固后方，我们团奉命消灭兴国地区内的土围子，肃清地主反动武装。每的一个土围子比消灭敌人一千正规营还困难得多，因为这些土豪劣坤为了保卫自身的利益都很顽固，提地道筑土堡，要和红军决一雌雄。

怎么办呢？彭老总指挥我们采取挖坑道，打进内部爆破的方案。我参加了挖坑道组的作业。当时天寒地冻，我们衣着单薄，工具简陋，手脚都冻伤了，但我们这些战士没有一个退缩，大家轮流作业，分工协作，不分昼夜地挖掘，很快打通了地堡，钻进土围子内部爆破。用这样的方法我们消灭了十几个土围子。同年4月初，战斗暂告一段落，我们进入东固山地区集合。

蒋介石不甘心他的失败，1931年3月他开始第二次“围剿”。这次总司令是何应钦，他的战术是“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纠集了20万兵力，兵分四路联营700里向中央苏区进攻。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加紧军事训练。我每天背着重机枪跑步、登山，一心要练就身轻如燕的飞毛腿。傅连长耐心细致地教我射击技巧，选择、占领制高点的方法。我努力学习掌握地教给我的一切，练瞄准练射击，争做神枪手。

敌人的周围，使我们粮食紧张，生活困难。我和战友们每天收早搏后就到山上挖野菜，挖回来，捡干净，交给伙房。所以歌里唱道：“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到最后，每人只剩三斤粮食。这三斤粮无论如何不能动：二斤做成干粮（炒米）出发打仗时自己带着，一斤是出发当天的早餐。我们这样坚持了40多天。

4月底5月初，我们出发打仗了。我们的军团长彭老总亲自侦察，制定作战方案进攻路线，那就是“集中兵力，先打弱敌。”

我们团担任全军前卫奔袭富田敌部。天色未明，山林里一片静悄悄，只有一队红军战士在全速前进。我们顺利突出敌人重围，于11时许到达离富田不到五华里的森林内隐蔽。12时整团部发出攻击令。这时，我已担任重机枪主射手，我抱着枪拼命地向敌人扫射，纷飞的弹雨掩护着步兵战友，他们神速攻破富田敌人外围工事，夺取了敌师怀念部所在地富田镇。敌人的一个团妄图夺回富田，向我反击。恰在这里第二梯队增援赶到，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敌人反击。这一仗，我们全歼敌人一个师，缴获了敌人的一座弹药库，那满满一仓库的德国二等盒子枪、汉阳造重机枪、追击炮、小山炮等等可以装备红军两个师。

战斗胜利结束了。次日上午，轮到我担任警戒。沿着山路走过来一个穿便服的人，他肩上背着一支步枪，腰上挂着一支二号盒子枪，瞻前顾后，神色慌张。“这是什么人？”此人太可疑了，“站住！”我一声喝令，他吓得一下楞住了。我立刻喊来班长。班长把他带到连部一审才知，他是敌炮兵旅的卫士，是出来侦察的。连长下了他的枪，命他带路，我们班的战友从后山树林里抓住了敌炮兵旅长和另两个卫士，缴获了山炮一门，二号盒子枪两支。打了胜仗，溃散的敌人化妆潜逃是常有的事，我们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首战富田，我们就大获全胜，大壮军威。自此，红军势如破竹，“横扫千军如卷席”，15天里以三万之兵歼敌20万之多，这真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啊。

三、第三次反“围剿”

两次“围剿”的失败，使丧心病狂的蒋介石立即拼凑了30万兵马，亲任总司令，分兵三路，采取了“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方法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

这是1931年7月，离二次反“围剿”仅仅一个月，红军主力还在福建建宁，而且苦战之后未休整和补充，兵力也只有三万余。根据这种情况，红军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击虚弱，来退追歼”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一起，指挥红军声东击西，绕道千里，回师兴国。

我部自黎川向兴国挺进，从19路军和国民党中央军警戒线之间的空隙穿插而过。

当我部到达兴国东萍圹时，群众已跑进山里，早稻尚未收下，一时部队给养成了问题。团部命令把机枪连驼弹药的牲口杀了给全团指战员充饥。

牲口刚杀好，警戒部队发现了敌人主力，打起来了。我们连全体指战员立即拿起武器，争抢有利地形。然而敌人已先我一点占领了有利地形，以火力优势压制我军。连长傅克祥和我是第一机枪，我们顽强与敌人拼搏，坚守阵地。这一仗从中午打到黄昏，从黄昏打到深夜。

凌晨，战斗又开始了。我同傅连长正在换子弹，突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他倒在了血泊中。“连长，连——长——”我不顾一切扶起他，大声喊着。好一会儿，他才勉强睁开双眼，断断续续对我说：“要坚守阵地，与阵地共存亡。我兜里有三个银元，替我交党费吧。别哭，小鬼，革命会成功的！”他说着，喘着，那么虚弱，但坚定的革命信念，使他的双眸呈现出一种神圣的光芒。我忍不住哭叫着：“连——长……”然而我的老师，我的战友傅克祥再也听不再我的呼唤了。我含着泪（想起他，我至今还心情沉重），重新抱起机枪，满腔怒火向敌人扫射。

这时，我们班连我在内只剩三个人了。我们三人把伤亡战友留下的枪支集中在一起，将手榴弹捆在一起连连向敌人扔去，又一次击退手榴弹捆在一起连连向敌人扔去，又一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危急时刻，增援到达，而主力跃到敌人背后，两翼包围，红军全歼上官云相的53师。

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们一师佯攻高学圩的19路军，迷惑东固韩德勤部。完成佯攻任务后，我部退出战斗转打后卫。不幸的是，此时我的小腿负伤。我强忍着痛，撕了一块衣襟匆匆包扎一下继续战斗。次日寅时，我们到达目的地，配合兄弟部队包围了韩德勤的52师，经过一天的激战，敌52师全军覆没。

红军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歼敌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敌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各路进剿人马全线溃退。蒋介石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被彻底粉碎了，这时红七军由广西到达兴国会师，国民党26路军宁都起义，赣南、闽西两根据地联成一片。那欢庆胜利的喜悦，忙碌真谓“收拾金欧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这年冬天，我因病住院。出院后，我就调到二连任通讯员。

四、第四次反“围剿”

蒋介石真是困兽犹斗。1932年6月，他在疯狂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的同时，亲率50万大军对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白匪入侵我根据地后实行“三光”政策，对根据地大肆烧杀掠夺，灭绝人性，残忍之极。

1933年2月蒋介石采用“分进合击”的打法，猖狂进攻中央苏区。我红军将士同仇敌，团结战斗。根据当时的态势，我军围城打援，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当时，我三、五军团围攻南丰，调动敌人。南丰是蒋介石进攻苏区的战略支撑点。蒋介石命陈诚指挥18军11师、52师、59师三个师由宣黄向广昌前进，抄袭我军后路，妄图消灭我军在南丰外围。我主力三、五军团立即退出南丰围攻，由地方独立师包围佯攻，以迷惑敌人。三、五军团则飞速转移到宜黄、黄陂山里隐蔽。黎明时分，我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分割包围了敌52师六个团，仅2个小时，我军出奇制胜，全歼敌兵，敌师长李明兵败自戮。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我无一伤亡，还缴获了敌人大批武器。战斗间隙，战士们调换武器、补充弹药、以备再战。

五军团包围东陂敌59师的战斗正激烈，傍晚，我们一师前去增援。我部从敌人阵地背后的山路穿插进去，袭击了敌师指挥部，配合5军团全歼敌59师，活捉了敌师长陈时骥。我们连打起火把将大批交械的俘虏接下山来，所缴获的武器堆集如山。

晚上，我们连就在敌人原来的营地宿营。敌人的伙夫做好了饭菜放在那里，也被我们“全歼”了。战友们风趣地说：“哎，别客气啊，是老蒋和陈时骥请客！”仗打得过瘾，饭也吃得过瘾。饭后，我们立即打扫战场，安置伤员。

天未破晓，全军即退出战场向广昌转移。滕代远政委动员说：“敌11师将未增援，我军向广昌转移。同志们，蒋介石送给我们这么多武器，我们不带走，不是太客气了吗？我们都把它带到广昌去。”这样，我们二连又成了运输连，我用一支步枪做扁担，挑了四支步枪。到了广昌，我们休整两天，准备消灭死敌11师。

敌18军军长陈诚为挽回败局，命11师向广昌进军，欲与我军决战。团部命令我连占领草鞋岗阵地，掩护主力到达。杀敌必胜的信心鼓舞着全连指战员，我们立即轻装简从，急速前进。宣传队员在沿途山路旁用快板和口号相送，鼓舞我们去战斗。

上午约10点多，我们连抢先占领了草鞋岗。这时敌人先头部队也赶到，与我们开展了争夺草鞋岗之战。我们连长身先士卒，全连战士个个奋勇当先。我使用从黄陂战斗中缴获的轻机枪，猛烈扫射，杀伤敌人。全连指点员团结战斗打退了敌一次次进攻。不料，连长不幸壮烈牺牲，一排长立即代理连长指挥我们战斗，坚守阵地。下午，敌人组织敢死队，疯狂进攻。我们连立即反击，并一鼓作气冲下山去。这一仗，我们打死了敌前卫团团长，缴获了他的皮包，里面装着地图、草鞋岗作战计划，以及未写完的给旅长的报告。

次日中午，敌机由南昌飞来助战。前沿阵地上，敌军官兵都用白布作记号，立起来伸长了脖子看敌机飞行。我们二排立即机灵地甩出一排手榴弹，全连战士似猛虎下山直冲敌人阵地。这一下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乱作一团，顿作鸟兽散。我看到敌人儿挺重机枪、四门迫击炮架在那儿，而敌兵抱头鼠窜，便操起一架机枪向敌人扫射。

这时，我军发起总攻，全体指战员勇猛追杀，将敌人分割包围在山谷河边。敌人全部进入我们的口袋，无路可逃，被迫就地缴械。这一役，我们全歼11师2个旅六个团，俘敌1200余，打死11师副师长兼前线指挥官肖全。

敌人越疯狂越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第四次反“围剿”歼敌三个师，缴枪万余支。正如陈老总所说：“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中央苏区和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红军10万人，全国红军30余万，红军在对敌斗争中一天天成长，一步步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