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到底改什么

——答某媒体记者问

记者：现在我国要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基本已经达成了理论共识，并且有的地方试点工作也比较成功，你认为当前文化体制改革中还有什么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

左春和：首先，我要纠正一种说法，就是理论认识上都认为改革是必要的，不改革，文化越来越边缘化。但涉及到改革的思路和目的却是千差万别，也就是在改革的最终目的上根本没有达成共识，所谓的共识也只是形式化的、浅层次的。文化体制要改革的雷声已经响了很多年，关于如何改革的讨论也不绝于耳，虽然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会议和文章铺天盖地，但改革的步伐不大，至今没有实质性的动作。我想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深层次的认识问题，就是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翻开现在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文章，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都是套话虚话，说了一些没错但也没用的话。所以表面看起来热热闹闹，像是都在参与讨论，似乎讨论的本身之外没有别的目的和意义，这样的话，就无法触及到体制的穴位。所以，我感到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要统一对改革的目的性认识，也就是改革文化体制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其它的工作就会出现偏差，甚至又改回原来的老路上。表面上看，文化体制改革已是全社会的理性要求，但改革的路径存在很大不同，各阶层、各部门都有自己的理由，这涉及到利益的自我坚守问题，目前非常需要一种客观、冷静、超脱的声音，这样才对改革真正有利，才能厘清一些模糊的认识，才能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

记者：你这么讲使我的确感到当前讨论文化体制改革的文章存在一些问题，像是出自一人之手，作为局外人认为这是达成共识的表现。那你认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左春和：应该说文化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解放文化生产力，就是打破文化发展的枷锁，让文化回归文化自身。这一点是无容置疑的，解放文化生产力，人们容易承认，但一说让文化回归自身，就会出现许多反对的理由。最近又出现了一种更加错误的说法，就是说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大家都有饭吃”。这种论调的前提是现在文化体制内大家已“无饭可吃”，或“吃得不好”，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有饭吃”。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实际上混淆了改革的初衷，我们知道，我国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经济体制已有了根本性变化，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然而，文化的发展已经远远滞后了，今天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不是发自内部的自觉，而是一种生存中的被迫。因为在改革之初，我们一再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和意识形态性，没有把它纳入当时整个改革的框架。今天发现文化未能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步，整个社会缺少了精神的支撑，最后才终于感到文化要发展就必须解放，至于如何解放，如何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确实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改革的目的问题，我们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让文化繁荣起来，而不是照顾大家“都有饭吃”。文化单位“都有饭吃”并不是文化繁荣的标志，可以说是否“有饭吃”与文化繁荣没有多大关系，有时倒出现相反的结果，文革时期，文化单位衣食无忧，恰是文化的浩劫。我们的许多文化单位被财政供养了许多年，可是它并未能为文化的发展带来什么益处，我们的改革应该是在如何使文化真正繁荣起来上下功夫，而不应该继续考虑一个单位、或一个行业的生存问题。一切应该纳入在尊重文化规律和市场规律的范畴内考虑，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坚决要淘汰掉，毫不可惜。 

记者：照你这么说，文化体制改革是不是不再考虑公平问题，如果让一些单位变得“无饭可吃”，是否会影响稳定。能否具体谈谈哪些单位应解除它的财政保障，是不是都要如此呢？

左春和：这就要看我们如何理解公平，也就是什么是社会的真正公平。像过去我们的许多文化单位，靠着财政供养，而并未能生产出社会需要的文化产品，这些单位的职工都是衣食无忧，这恰恰是最大的不公平，是典型的分配失衡。改革就是要把一些不能下蛋的鸡从笼子里解散出来，不再喂养。一方面减少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被解散后，在适应外部环境的竞争中锻炼了自己，并炼就了新的本领，当然也有被竞争淘汰的，这就是推动社会进步需要付出的代价。任何一项事业都是需要代价的，否则将寸步难行，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大多数人们的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我们的所有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文章中都提到了分类进行，这是中央的基本精神，那么该如何分类，其实也并不困难。像文化执法单位、博物馆、文物保护类不但要财政保障，还要逐渐加强。因为体制改革后，整个文化市场逐步发展起来，就需要执法单位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逐渐减少政策的干预，这一点在我国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在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面政策冲动太多，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培育和政府的诚信度。没有一个健全的文化市场法制体系，文化产品就无法公平交易，知识产权就得不到保护，所以在改革中这一块工作需要加强。博物馆、文物单位也需要加强，是因为文物是一种不可再生性资源，目前我国文物破坏、流失严重，城市中大量历史遗存每年都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在减少。如果这方面得不到重视，不能加强，我们所谓的发展文化只是一句口号而已。目前可以说，我们的博物馆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文物保护力度不是大了，而是太小了。只是我们喊的东西比实际工作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不能创造立竿见影的效益，所以根本没有真正重视起来，成为经济和城建的一种点缀。当然，文博单位内部的运转机制、用人机制、奖惩机制也必须改革，必须改变目前替上级养闲人的局面，这个问题这里不作具体讨论。

另外，像一些艺术团体、艺术类学校、各种报刊杂志、研创机构，包括文联及各种协会都是应该停止财政供养的。艺术团体应该到市场中检验自己生存的合理度，千万不能打着保护国粹等旗号而阻止改革，这样既不符合艺术的自洽规律，又不能使自己获救，只能影响整个文化的生态平衡。在这个方面最应该加大改革力度的便是文联和各种协会，这些机构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早该淘汰的器官，但是因为部门的利益化，使这类机构一直未能解决。我们知道，文联、各种协会只是一种民间群众团体，一旦国家供养，就会失去它本身的作用，角色的真正精神就会产生背离，使之官僚化。除此之外，各种画院、艺术类研创机构也应该彻底与财政脱钩，艺术类研创机构应该放在艺术类学校之中，作为一种教学研究的兼职机构反而有利。这类机构在改革中肯定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阻力越大越说明改革的必要性，最近有人提出说“养不起作家是一个国家的耻辱”，这种说法近乎荒唐，完全是在誓死捍卫旧的文化体制。试想，我们凭什么去养作家，既然任何职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照这样的逻辑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被供养的理由。最近出现的所谓专业作家因为财政供养的不满意就上街撒泼，那么多贫困农民、失学儿童、下岗职工又向谁诉苦。所以，这类机构因为多年的财政保障养尊处优，不但早忘记了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自己的原始功能也基本退化。我们谁都知道这类机构无法出现推动社会的新锐思想，只能花着纳税人的钱制造一些蒙骗外行、哄骗领导的文字垃圾。把持着国家财政供养的报刊，在与其它同类互发稿件中牟利，既浪费了公共资源，又败坏了文化（文学）的形象。所以，这类机构是必须要下大力改的，不改，就剥不掉文化体制老化的皮。 

记者：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改革下去，博物馆类加大了投入，而艺术团体和协会之类是不是就很难生存呢？如果相继自生自灭，是否意味着促进文化发展的失败。

左春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促使文化发展的进一步繁荣和公平传播，因为我们的文化市场已经开放，并逐步放宽了市场准入。一些民间自发成立的艺术团体已经充分呈现了旺盛的活力，这不但是减少财政负担的问题，重要的是代表着一种文化产业、艺术生产发展的方向。与此相似的是，文联、各种协会类变成民间组织后，我们更不用去担心各种艺术门类的联系与交流。代之而起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同仁性联谊组织，由于文化自身的自衍规律，会为文化的发展起到真正的交流与促进作用，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鼓励发展各种文化艺术类民间团体，到时我们会看到一种远比我们越俎代庖好得多的结果。现在我们体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文化活动人为的干预太多，既使文联类的协会，由于财政的直接关系，无法不进行一些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长期以往，文化渐远，泡沫形成。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鼓励民间文学艺术基金会的成立，接受社会的自愿捐赠，以此来鼓励优秀的文化成果和思想创新，当然，这也需要一套严密、科学的评价机制。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人才的机制就会建起来，文化创新机制才会被真正激活。本来行业协会是一种很好的自律组织，但是，我们目前的所谓协会基本上是替部门收费的二政府，对真正具有民间精神的协会组织采取了严格限制。总是担心他们的政治欲望，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过敏性症侯，在一个逐渐民主化和法制健全的社会里，这种组织的自由不但对政治无害，反而会是一种健康的吞噬细胞，他们有一种校正文化方向、价值判断的自觉。所以不但应该解除对他们的限制，还应鼓励各种文化、文学、艺术社团的发展，鼓励他们出版自己的同仁报刊，举办各种形式的民间活动，以此不但对和谐社会有利，还能孵化新思想的诞生。

记者：中央为了发展文化产业，为了进一步促进文化发展，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基层的文化、广电、出版三局合并，并且已在一些省市进行了试点，你觉得这项措施如何？试点成功吗？ 

左春和：这项决策是非常对的，只是力度还不够。中央为什么这样决策，是因为看到了文化行业多年来条块分割造成的巨大弊端，因为各自的利益需要，便是相互扯皮，相互纷争，结果人为制造了文化发展的层层壁垒。政府不断衍生新的文化管理部门的结果是，部门的领导和官员群体越来越庞大，文化发展的婆婆越来越多，结果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困难，最后文化因为这么多部门的压力已经喘不过气来。一个新部门的设立，很少有真心为这个行业的发展着想的，大都千方百计通过立法，制定政策而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势力范围，以此来提高自己所谓的社会地位。本着这样的政策制定原因，从条上看，仅仅基层合并是远远不够的，省以上部门不合并，一个基层合并后的局，上面直接对着一堆婆婆，每一个婆婆又有一大堆处室，下面根本无法工作。每一个婆婆来热情指导，基层单位都要花大力气陪同，这样根本就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时间，只能做一些表面文章进行应付。切实可行的办法应该是省以上也进行合并，并且大力压减编制，人员越少越好，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基层，因为基层最接近社会的细胞，最能感受到社会的温度，所以应充分给予他们解决问题的空间。从块上来讲，只是三局合并，也无法构成大文化格局，作为文化来说，多一个指导部门，它就丧失一份活力。比如，我们人为地要求一个团体根据领导的理解制作一台戏，或一场节目，因为上级部门的指示剧团不敢不听，但是往往既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又扭曲了艺术，留下笑柄。我们现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又出现了这样干预过多的毛病，一个地方搞动漫，一些领导部门便沉不气也要在自己辖区内搞，结果形成了一种全民搞动漫的大跃进场面。文化与其他行业一样有它自身的规律，一个管理部门也好，还是领导机关也罢，不一定比实际操作者更了解这些规律、更能及时捕捉到市场的有效信息。如果让文化真正灵动起来，应该尽最大可能地让文化沿着自身的规律运行。这样的话，三局与宣传部合并可谓是一步魄力之棋，那样文化发展的束缚会更加减少，活力更易增加。在一个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内，主要依靠法律来维护其公平竞争和发展。如此一来，整个文化便与经济的发展形成一个格局，使其同步活跃起来。

据了解，机构改革中的试点省市都有了一些基本经验，应该说这一小步也是成功的，关键是我们何时能迈出一大步，如果后面的一大步没有胆量迈出去，这一小步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当然，这一大步的迈开，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关键涉及到认识问题，涉及到为国家的文化事业真正着想而不是为自己、为部门私利问题。如果每个参与改革的人都确实为文化的发展焦虑，认识的统一也就不成问题。

记者：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通过对你的采访，感到你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很迫切，也确实有自己的思想。你的观点又拓宽了我对改革认识的思路，但愿在加大步伐的同时，既能维持稳定又能达到发展文化的目的。

左春和：最后，我还是想重申我的观点，在进行改革的时候，不能一味总强调稳定，那样会给一些反对改革的人提供合理的借口。同时，在解放文化的时候，也不能总是强调它的特殊性，那样的话，也同样会让人再以文化安全的名义把文化用新的形式束缚起来，轰轰烈烈的改革便会流于形式。当然，针对文化单位历史遗留的人员问题也必须进行合理的妥善安置，这方面所有讨论文化体制改革的文章中也都提到了，只是一直未能实施，进口未能堵死。我主张的改革思路并不是不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是因为社会已经经历了其它行业的体制改革，心理承受基本成熟，如果再观望下去，文化的复兴将遥遥无期。当前，文化事业单位是除公务员岗位之外大学毕业生的又一选择热点，这说明了什么呢？是这么多人热爱文化吗，显然不是，是看中了它稳定的工资和悠闲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文化自戕。针对这种现状，面对悠久历史的鞭策，面对整个社会对我们的期待，还能等待什么。

2006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