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道余自传第一部分《戎马生涯二十年》(二)

 樊道余同志自传  第一部分

戎马生涯二十年

（1910年—1940年）

樊道余口述  樊小林整理

第三章  驰骋江南歼敌顽

一、在湘鄂赣游击队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身负重伤不幸被捕。我虽身陷囹圄，然而朴素的阶级感情使我深深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定共产党才能过上幸福美好的日子。因此，我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那怕上万山下火海我也要找到党组织，回到革命队伍里，把满腔热血献给党献给人民。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身负重伤不幸被捕。我虽身陷囹圄，然而朴素的阶级感情使我深深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定共产党才能过上幸福美好的日子。因此，我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那怕上万山下火海我也要找到党组织，回到革命队伍里，把满腔热血献给党献给人民。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身负重伤不幸被捕。我虽身陷囹圄，然而朴素的阶级感情使我深深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定共产党才能过上幸福美好的日子。因此，我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那怕上万山下火海我也要找到党组织，回到革命队伍里，把满腔热血献给党献给人民。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身负重伤不幸被捕。我虽身陷囹圄，然而朴素的阶级感情使我深深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定共产党才能过上幸福美好的日子。因此，我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那怕上万山下火海我也要找到党组织，回到革命队伍里，把满腔热血献给党献给人民。

在湖南地下党组织以及秘密交通员樊国贤的帮助下，我越狱成功，于1937年7月到达湘鄂赣边区游击队司令部。

红军主力北上抗日，留下的红军在南方坚持斗争。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游击战士风餐露宿，数九寒天，无衣无被，伤员病号，无医无药，缺粮断炊那是经常事。陈老总曾写诗道“夏吃杨梅冬剥笋”，“野菜和水煮”。不管怎么艰苦，这是自己的队伍，自己的家。游击队司令部的同志热情欢迎我，并把我介绍给一大队一中队的邹中队长和林指导员，他们把我分到二排四班当班长。

找到了队伍回到了家，我激动、兴奋的心情无可言喻，统统化作了工作热情。我带领全班战友努力学习政治、文化，积极开展军事训练。我们班的军政素质迅速提高，在军事比武和唱歌竞赛中获得了全中队第一的好成绩。

最难忘1937年的金秋10月，湖南省平江县加义岭。那天，支部书记陈光堂主持召开支部大会，指导员林胜国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后补期）。站在鲜红的党旗下，面对镰刀斧头我心潮难平，小妹的惨死，母亲的泪眼，我的引路人老连长傅克祥倒在血泊中的嘱咐……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傅连长，今天我也加入了共产党，我将踏着你的血迹永往直前。

当时抗战爆发，全国结成统一战线。我们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到南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棉军装、一条军毯，缓解了我们的生活困难。

1938年春节之后，在加义岭召开全军誓师大会，正式宣布原湘鄂赣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一团，公布了团以上干部名单，动员全体指战员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争取抗战胜利。这样，我们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坚持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敌人奋斗的游击战士们，带着克敌必胜的信心走向抗日战场。

二、在军部教导营

军部在南昌成立教导营，培养全军连以上干部，提高军政素质。我们一团到安徽岩寺集中，经过江西萍乡时，军部派副官主任吴自立同志到我团选干部到教导营深道。团领导把我选去了，离开连队那天，我们班补上一个新兵，数九寒天，他没领到棉军装，冻得瑟瑟的，我便把自己的那套和军毯送给了他。我总感到，我还是班里的人，我必须关心每一个战士。我穿着单军衣告别了相处半年的首长和战友踏上了新的征程。

我们到达南昌军部后，教导营钟教导员把我们接到营部。我被分配到一中队，担任一排长。当时还没开学，营部对我们进行预科教育，以文化课为中心，学习学校规章制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抗大校风，为开学打下基础。

教导营随军部到达皖南岩寺后就开学了。学校紧张而鹇的生活使我慷慨激昂，干劲倍增，我每天刻苦学习，认真训练。清晨，我沿着山路跑步，深夜，还在灯下苦读。

我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腿负重伤，当时没有很好治疗，现在紧张的学习训练使我的腿伤发作，伤腿肿得象冬瓜。战友们把我送到军部医院，李振湘医生一看，要我立即住院手术，他说，再拖下去这条腿就保不住了。

住院后，李振湘医生立即为我手术，取出一块薄弹片。手术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伤口痛疼难忍，昼夜难眠，我用关公刮骨疗伤的故事鼓励自己，今人总不能不如古人吧。在当时医院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李振湘医生，宫乃泉医生克服重重困难，一丝不苟地为我们治疗，常常亲自给我们换药。护士长郑淑文同志更是热心周到，为使我们缓减痛疼安心治疗，她有时给我唱歌，有时和我们拉家常，体贴入微地护理常使我感动不已。

数月后，我的腿好差不多了，便心急火燎地告别了医生护士赶回学校。这时学校正准备毕业考试和分配工作。在医院的几个月里，我时常怀念首长，怀念战友。首长和战友们也牵挂着我，他们把教材、作业等等捎给我，我便在病床上苦读兵书。回到学校，走进考场，参谋长周子昆给我出题，让我布军士哨。我从容不迫圆满回答了问题。周参谋长一面听一面点头，连连夸我答得好。因而，在军政治部组织部余立金同志来挑选一个连长时，我被推荐去政治部担任警卫连长。

军部教导营扩建为二期教导总队时，我由军政治部警卫连调任一大队三中队任队长兼战术教员。我到职后，大队长谢祥君同志耐心细致地和我一起分析教材，研究战术，教我如何写教案，如何讲课。很快我能担任连排干部战术教学和实兵演习。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军政素质和教学水平，我参加了总队长周子昆和教育长冯达飞组织的高级研究班。训练部评我为乙级战术教员，组织其他教员听我的课。

1939年3月一大队一中队学员毕业分配到一支队二团。刚到工作岗位，恰逢敌人大“扫荡”，个别同志不幸牺牲。项英副军长听到这个消息很生气，他认为这主要是教导总队军事教学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造成的。项英副军长在云岭大祠堂宴请我们这些战术教员，席间他严肃批评了我们，同时他决定一大队二、三中队军事教育延长一个月。

三中队每一个人都全力以赴。我带着学员们，用正式参战的要求进行演习，凡是要求学员做到的我自己一定要先做到。在张家渡演习渡河作战时，河水很深，但我一点也不怯场，自己先跳下去，带领学员武装泅渡，抢占河对岸高地，为学员作示范。

延长一个月的军事教育很快结束了，军部把三中队调到云岭进行军事演习。项英副军长和总队长周子昆亲自检阅，比较满意，当即宣布三中队学员毕业。军部副官处为我队学员办欢送宴，项英副军长和周子昆总队长都到了，为每个同志祝酒，预祝每个同志们都成为英勇善战的党的好干部。两次宴请，个中滋味我久久难忘，我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为我党我军培养更多的好干部。我队学员全都分配到军部特务团等单位工作，所以吃罢欢送宴，我就把学员交给军参谋处队列科。

1940年元月，我担任一中队军事教员兼上五中队军事课。这年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总队部队列科打来的电话，把我调出学校，于次日五时到总队部报导。我立即把工作交给了队长张日清。

第二天清晨，我背着背包到达总队部报到。周子昆总队长找我面谈，指示我当日下午五时到泾县，那里有一位司令员在等我。就这样我告别了学习，工作了两年之久的母校，到敌后需要我的地方学习、工作、战斗。

三、跟随谭老板到江南

早餐后，队列科把我们同去的4个同志的档案交给我，我们就告别了总队首长向泾县出发。为了按时抵达，我们快马加鞭一个劲朝前赶，沿途巧妙地通过国民党军的多处岗哨，准时抵达泾县北门。那里有一位小战士在等我们。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谭司令的警卫员，奉命前来迎接您。”早就听说谭震林司令员了，能见到他，在他麾下战斗，真令人兴奋呀！

警卫员陪我们到了兵站。谭司令在门口热情地紧紧握住我的手，把我让到他的房间。他对我说：“我们要去的地方离上海很近，那儿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要钱有钱。但是离皖南军部很远，交通不便。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干部。今后，我们要自力更生培养干部，适应斗争的需要。争取在今年10月份以前发展一支具有1万人以上的革命武装。团级干部，我准备向军部要，而正副连级干部就要靠教导队培养，要培养100名以上的正副连长、指导员、游击队长，我要求这批干部个个都像景阳岗上的武松一样勇敢，他们不但善于游击战，而且善于坚持水网地区的斗争。我要为党建成一支铁军。”我为他的谈话所吸引，内心涌起一股巨大的力量。

次日，我们建立了临时党支部，确立了行军方案及化名，谭振林同志化名林俊。

走了18天，行程200多里，我们来到了由陈毅和粟裕同志领导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溧阳县水西村。

走了18天，行程200多里，我们来到了由陈毅和粟裕同志领导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溧阳县水西村。

走了18天，行程200多里，我们来到了由陈毅和粟裕同志领导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溧阳县水西村。

走了18天，行程200多里，我们来到了由陈毅和粟裕同志领导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溧阳县水西村。

稍事休息了几天，我们穿过茅山地区到达升阳延陵。当时，日军封锁很严，铁路两旁架上了电网，大运河船只被控制在据点里，顽军江苏省保安第九旅盘踞在那里，残酷迫害地方上的同志。我们几次未通过，于是谭司令决定他同张开剃、戴克林、刘飞、白书章和我六个人化装经铁路先查，由江南指挥部军需部长吴师孟陪同前往。

我们几个在延陵住了几天，做便装，搞“良民证”。我身穿蓝布长衫，头戴大檐礼帽很像个站柜台的伙计。谭司令的一身装扮则完全是大老板的模样。后来，江抗东路的老同志都爱称他“谭老板”。

这天，我们几个人来船到达常州。上了码头，经过沿河街道，来到一家茶馆。大家进去喝茶，并把茶壶嘴都朝桌子中央放着。这是家地下交通站，我们这样放是事先确定的联络暗号。接上关系，地下党的同志热情周到地接待了我们。

为了安全，我们分散居住。次日晨，我出来散步。江南的四月，桃红柳绿，大运河水碧波荡漾。沿着运河大堤，我悠然欣赏着江南春景。走到运河大桥上，猛听有人喊我：“樊队长，你到常州来了！”我一楞：这里有谁认识我？仔细一看，原来是过去三中队的一个学员。当时斗争很复杂，我不了解此人的现状，所以，我淡然道：“是啊，我现在做点小买卖了。”寒暄了几句，我赶紧与他分手，绕路回到驻地，向支书白书章汇报了。白书章立刻向谭司令汇报，谭司令听到果断决定，立刻离开常州。因此，吃过午饭，我们就立刻乘火车到苏州。

在苏州住了一晚，次日早，我和刘飞乘船到常熟。午饭后，游击队的交通员划着小船把我们接到东塘市。在东塘市住了一宿，第三天的晚上东塘市办事处的同志陪我们到达徐市东北约一公里的村庄，与设在此地的江抗东路司令部的同志们汇合。

经过长途跋涉，通过重重封锁，我们到家了！从此，我跟着我们的谭老板开始了新的战斗。

四、习军的学校  战斗的队伍

我们到达江抗东路司令部已经很晚了。到家了！每个人心里都感到轻松愉快。

第二天，约清晨4点多钟吧，参谋长张开剃的通讯员来通知我：据分析，敌人今天要出来扫荡。当地有一支30来人的教导队，还没有正式领导，首长命我立即前往领导，并打援。

我来不及换下便装，马不停蹄赶到教导队驻地时，他们倘未起床。我命令文书陈明同志叫部队立即准备战斗。约8、9点钟，只听北港庙方向打响了，支塘增援的敌人出来了。我把长衫一撩，用根草绳一扎果断地点将布兵指挥战斗。我在圩堤布好阵，封住渡口，各种兵器齐射敌人，河对岸的敌人被牢牢地阻在那儿，不敢前进一步。傍晚，摸不清我们实力的敌人不敢恋战，撤回据点。我们也转移宿营。

教导队当时已有30多位学员，但这远远不能适应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我们从昆山、浦东、浙东等地方游击队抽调部分有发展前途的骨干进教导队。上海地下党也动员了一批青年学生、工人、归侨前来学习。

120名学员陆续来队报到。于1940年5月中旬，一期教导队组建起来了。我任队长，副队长杨绍良，教导员书章，我兼军事教员。我们贯彻首长在泾县的指示，努力把教导队办成即是军事学校，又是战斗连队的集体。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着重讲解苏常太敌情、地形、水网地区游击战等，以此来提高学员的指挥艺术。教材是我编的，因为从垸南军部带的教材，在化装到东路时留在茅山了。

去年5月30日早晨，谭司令找我去交待任务：“今天晚上有较大的军事行动，地方党动员群众破坏支塘——直塘公路，教导队可利用今晚的行动进行一次实践练习。你们的任务是阻击各据点敌人出来，掩护群众。”

我召开了班排干部会，明确分工和任务，组织游击小分队扰敌。我自己带一个排破坏支塘敌据点门口的公路大桥。当时，炸药缺乏，我们用柴草，汽油引燃。熊熊烈焰映起了半边天，吓得敌人胆颤心惊，四门紧闭，冷枪乱放，群众在教导队掩护下迅速、顺利地破坏了支塘——直塘公路。

6月2日，我亲自前去侦察，发现敌人抢修公路，增加各据点兵力，估计敌人要进行报复性“扫荡”。我立即指定军事教育干事选调有战斗经验的学员组成侦察班，加强侦察警戒，做好战斗准备。

当晚，教导队在离支塘敌据点很近的站坝宿营，司令部驻在我队后面的村庄。翌日天未破晓，我接到侦察员报告：宿营地周围徐市、沈家市等重镇都被敌人占领了，支塘敌人正向我宿营地前进。我立即派人报告张开荆参谋长，并派班长郁德祥率领六班配备一挺机枪，坚守宿营地东南小桥，阻击敌人从支圹方面的进攻，掩护谭震林司令员转移到我宿营地来。我向谭司令建议：“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已处在敌人包围之中，我准备派副队长杨绍良率领的两个老战士班掩护首长突围。”谭司令不安地说：“给了我两个老战士班，你们怎么办？你们那一群学生娃娃还没正式参加过战斗啊！”我说：“首长，您放心吧！我要保证您的安全突围，我也一定要保证这些学员安全突围出去！”谭司令对我说：“要发挥游击战的特点，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迅速选择敌人的弱点组织突围。”这才放心而去。

副队长杨绍良率领两个班向东前进时，埋伏在那里的伪军向他们射击。杨绍良指挥两个班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击，迅速打垮了这股伪军。这时白茆塘河里捞来一只船，首长和两个班的老战士立即登船，安全到达何家市附近的村庄里休息。

这时，包围我驻地的敌人炮火猛烈向我射击，向我逼进合围，敌人虚张声势，在村庄外叫喊冲杀，进行威胁。我组织两个战斗小组，沿宿营地河边堤埂来回跑步射击，迷惑敌人。敌人不知虚实不敢过河，冲入我宿营地。

我命郁德祥率六班顽强坚守，战斗相当激烈，一挺机枪打坏了，郁德祥同志便用一支自动步枪射击，封锁桥口阻击敌人的进攻。敌人枪弹、炮弹不断地落在我营地四周，刚从上海来的十几个学生娃有些害怕，纷纷围着我说：“樊队长，我们今天性命多危险，你看河对面的敌人。”情况确实严重，敌人已乌黑了我们，但我用镇定的口吻对他们说：“你们参加革命是为了抗日打鬼子，我们只有坚决给予打击，才是唯一的办法。你们要听指挥，不要怕，有我在这里，我们一定能安全突围。”说着，我命军教干事带他们到竹林隐蔽起来。

战斗打到中午约11时，我接到沈家市方面的情报，那里的敌人向西徐市移动。我立即抓住这个战机，命郁德祥班原地坚守掩护全队学员和司令部机关人员迅速跑步冲过白茆塘大桥，安全转移到东庄休息。我自己带一个班控制白茆塘大桥，掩护郁德祥班撤出战斗。

当天下午6时许，我和教导员白书章带着教导队全体学员和司令部机关人员到达何家市与谭司令会合。我向他汇报了突围经过。他高兴地说：“这次战斗是教导队成立以来的一次较大的突战演习啊！”我集合部队，请首长指示。他鼓励大家再接再厉，绘声绘色地讲了皖南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在繁昌英勇打击日本鬼子，全歼敌骑兵一个中队的故事。

为了迷惑敌人，谭司令率领教导队转移。开始向无锡梅村方向前进，然后再向后转。走了一个晚上，拂晓时分又回到了离头天战斗过的地方只有一公里的村子宿营。警戒完毕时，我接到侦察员报告，“扫荡”的敌人没有撤回据点，现在正分几路向我宿营地周围搜索前进。我向谭司令报告了上述情况。他听了哈哈大笑，脱口一首打油诗：“听说你来报，敌人又来到。你们准备好，把它消灭掉！”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我们教导队沉着隐蔽，照常上课。经查明，敌人仍然集中在支塘等据点，情况非常严峻，有可能反复“扫荡”。我向谭司令建议，为了避免损失，首长与教导队分开行动。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带着参谋赵伯华，在地方党组织保护和广大群众掩护下隐蔽活动。

这个地区敌情仍很紧张，经常搜索我们。但在这河湖港汉遍布的水网地区，又有广大群众的掩护，敌人实在奈何不得。常常是敌人从村前查过，我们去仍在上课，中需在村口、桥头加强警戒。一股敌人不进村，我们不打，敌人进村，我们就坚决给予致命打击。

当时我们怎样上课，如今的学生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的。我们经常天未破晓就派出战斗小组，各班便都起“床”，上好门板，送回稻草，作好战斗准备。各班学员分别在老百姓的堂屋里，坐在沿墙壁的背包上，枪也搁在肩膀上，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讨论前一天政治课内容。待曙光微露，就以班、排为单位在打谷场上跑步、出操。上午上政治课，下午上军事课。军事课我根据敌后斗争形势，采取打什么仗上什么课，或者边打边教。我们有时主动配合各兄弟部队，如一支队袭击常北镇敌据点时，我队配合打击福山增援敌人。战斗一结束，我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和兄弟部队好的经验作为教学内容，提高学员的作战指挥艺术。

10月初，第一期教导队胜利完成了教学任务。在这批学员中，我们发展了80%的党员。大部分的学员毕业后担任了部队的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支部书记或者司令部里的实习参谋、政治机关的干事。我们也留了一些学员为办第二期教导队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