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改革显示“后发优势”

“文化滞差”是全球性现象；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文化改革落后于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早已为文化工作者所认识。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清晰地听到了文化改革加快的脚步声。

文化体制改革在各地狂飚突起，是多种因素风云际会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各级党政领导和文化工作者紧紧抓住了文化产业发展这个机遇。而且，由于文化产业的杠杆作用，使本已滞后于时代的文化体制改革显示出强劲的“后发优势”。

20多年前，当内地第一家歌舞厅——广州白云宾馆歌舞厅悄然出现，谁也不会想到它会成为日后中国文化产业洪流的滥觞；当有些文化单位在一片争议声中尝试开展“以文补文”、“多业助文”，更不曾料到它会成为新世纪之初波澜壮阔的文化体制改革的伏笔。

纵览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改革探索不难发现——文化产业是所有有关文化体制改革这篇大文章中的最重要的段落，也是这篇大文章中最重要的理论支点和实践亮点。自去年以来紧锣密鼓地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文化产业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的分量于斯可见。

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产业如同朝阳的时代。探寻文化体制改革的脉络，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的文化体制改革被鲜明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虽然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多年的历程，几乎是与文化体制改革同时，但只有在文化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以举足轻重的角色介入文化体制改革。应该看到，文化产业能够成为推动今日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杠杆，关键还是在于党中央敏锐地把握住文化产业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势头，准确判断文化产业对于文化建设特别是对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动力作用。党的十六大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而且并列提出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脱颖而出的文化产业，终于与文化事业一起以主角的身份走到文化体制改革的前台——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二水分流，由此构成了思考文化体制改革的二元。文化产业的崛起，使得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裂变，由过去单一的文化事业建设变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个方面。“事业”与“产业”的区别，以及二者的互渗与互动，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上的起点和定位的基点。文化产业在其身份得到确认之后，获得了长足发展的空间；而文化事业由于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得以廓清，其公益性也与文化产业的经营性得以区分，政府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责任，特别是在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作为一个现代政府的职能，前所未有地彰显出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面向市场，在保证公益性前提下可以采取产业运作的方式增强服务的能力，力争两个效益，这种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也只有在文化产业的时代才有可能。

文化产业更加直接地提出了文化生产关系适应文化生产力的要求，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文化产业的出现，开发了文化的商品价值，也开发了一个新的生产领域和经济领域，包含着文化因子和经济因子的文化生产力，如同春雷初动，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文化生产力的这一重大变化，必然会对文化生产关系提出变革的强烈要求。而文化产业在其成长期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虽然还只是巨大冰山的一角，但也足以让长期苦苦寻找发展出路的文化工作者激动不已。作为新的经济高地，社会资本也表现出进入文化产业的积极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势不可挡，文化体制的格局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这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趋势。

文化产业挖掘了文化的经济潜能，成为文化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接口。文化产业的出现，使得文化不再只是一种文化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经济活动，文化改革与经济改革由此形成了相当程度的通约性。这就意味着文化改革可以借鉴经济改革的成果，包括经济改革的理念、手段，奋力追赶这个改革的时代。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的许多良方都来自经济界，经济体制改革的“金针”已经被“度与”文化体制改革。不言而喻，文化不同于经济，文化改革不能简单地照搬所有经济改革的经验，要防止文化领域的“经济帝国主义”。文化发展自有其规律，文化改革也自有其道路，但是，它与经济改革的声气相通，甚至是在许多方面出现交叉和叠合，这对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文化改革的过程，也是文化产业创造与再造的过程。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一大批国有文化企业会以新的“微观主体”的姿态进入文化市场；民营企业挺进文化市场，会改善文化产业的结构；国家宏观管理的加强，会为文化产业铺平政策道路；政府职能的转换会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性力量。而当今中国的文化产业，也将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获得大发展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