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今后文化体制改革的走向
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文化体制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切实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要明确文化责任，改革在文化资源分配、文化利益分配和文化权利分配上不合理的现象，真正做到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社会组织的归社会组织。
1. 加大政府转型力度，构建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时期，正是公共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我国正处在从一般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全社会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但现实中大量存在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和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这就给各级政府提出了挑战。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政府的正确决策，也是政府承担文化责任的标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无论是制度建设、经济调节，还是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其本质都是公共服务。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体现了国家文化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但要真正实现政府的转型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的责任是加强引导、加大投入，保护国家的文化安全，保障公民的合法文化权利。
公益性文化事业是整个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者公共服务的职能，保障着文化的公正和平等，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投入。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上，政府应加大对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美术馆等的投入，保证其硬件设施能满足对公众服务的要求。政府还要大力扶持党和国家重要的新闻媒体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使其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并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科研依据。而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和国家院团、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等也需要政府的扶持，中华优秀文化能否得到有效传承并走向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府在政策、资源、资金上的扶持力度。
要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要缩小城乡文化差别和东西部文化发展差距，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助。一是要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现在“村村通”工程已经有了一定的覆盖面，但要提高质量就必须进一步加强乡文化站和村文化室的建设，使其真正发挥作用。二是要要重点关注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创造条件克服和消除中西部地区的文化贫困，缩小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
要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光靠政府公共财政的有限投入远远不够，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制定优惠的公共文化政策和税收政策，引导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公共文化进行投资，发展各种非赢利性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即“第三部门”。非营利性组织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它所起的是“企业不为、政府不能”的作用，通过组织捐款和实施放款，帮助政府解决公益事业投入不足的矛盾，客观上也促进了公益事业的发展、贫富差别的消除、和谐社会的建立。如果有众多的第三部门参与我国公共文化的建设，形成公共文化大家办的局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支持。
2. 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两个格局”。
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市场格局。”
近年来，我国的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但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得很不充分，经济规模总量偏小，其产业效益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我国经济发展现已进入新的阶段，国家现在正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产业逐渐进入国家发展战略的视野。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先导，也体现了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因此，作为责任政府必须下力气在文化投入和扶持、文化人才、文化税收和价格、社会捐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政策，紧紧抓住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带来的机遇，推动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
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就必须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使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主旋律文化的弘扬，有利于广大群众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但仅靠国有资本是不够的，还要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并加强与外资的合作，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促进文化产业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样的发展格局就要求培育一批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发挥它们的龙头作用，带动多种所有制文化企业共同发展。文化投融资领域现在还存在着某些政策壁垒和自我限制，需要关键性的制度创新。
形成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就要求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进一步开放文化市场。文化发展必须开放交流，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部分，这既是一种文化态度，也是一种文化规范。按照传统的思维习惯，中国文化才是我们的文化资源，外来文化只是我们借以了解外部世界的手段，殊不知外国人已经在利用中国的文化资源，因此我们应该尽早树立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观念，下功夫深入挖掘外来文化，并为我所用。对于文化市场，我们一贯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努力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今后更要把文化市场建设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扶持健康的文化产品，倡导健康有益的文化消费。
3. 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华文化走向国际文化市场。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不大能“走出去”，很大的原因是国力不强。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世界许多国家需要了解我们，这是加大文化“走出去”步伐的良好机遇。“走出去”不仅可以使文化产业利用国外市场创造经济财富，而且可以扩大我国思想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促进世界文化多样化格局的形成。
目前，我国文化的“走出去”大多是官方的文化交流，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但由政府出面组织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只是“走出去”的一个方面，我们更要倡导将文化作为一种产业，从市场的角度将我国文化产品推向世界文化市场。
首先要改革我国文化外贸政策，充分利用WTO提供的全球文化市场平台，积极参与国际文化贸易竞争。重点扶持大型国有文化企业的对外文化贸易，赋予有条件的文化企业外贸自营权。放宽文化产品出口的审批权，让国有的、民营的、地方的、个人的各种文化力量，都能在实现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还需要精心研发大批既体现我国的优秀文化、又为国际文化市场所欢迎的文化产品。我国的文化资源极其丰厚，需要文化工作者发扬创造精神，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再创造，放大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取代性，让中国文化大步走向世界。
还必须建设一批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跨国公司，鼓励有条件的文化企业在境外兴办文化实体，在境外进行文化合作，主动参与国际文化竞争。使这些文化企业充分利用中国入世后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主动参与国际文化分工和国际文化利益格局的重建，从而使我国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产业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更多和更大的战略利益。
4. 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防止“黄宗羲定律”。
这次改革的成果成为下次改革的对象，循环改革的怪圈在古代对农民赋税的改革中经常出现，在前些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也出现了农民减负年年喊、农民负担年年升的怪现象。很多改革可以“进二退一”、“螺旋上升”，但文化体制改革因为涉及上层建筑多领域的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允许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和错误，必须慎之又慎。如果任由“黄宗羲定律”上演，就会影响到国家改革的全局。只有统筹全局，辩证把握，正确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取得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功。
文化建设对促进经济增长、增强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培育民族精神、提高人的素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作用，只有对现行不合理的体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才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文化建设也才能有新突破，这应该是文化发展的方向。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