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家说，神经系统对外界的感应从人生下来开始就一直在减速。所谓的“老年”大概指的是一个平台，到了这个平台，感应的速度如此之低以至于完全到了功能障碍的地步，也就是说，人到老年，已经无法对周围的世界作出有效的反应，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独。
70岁的波兰导演克里斯托夫扎努西最近拍了一部电影，名字很拗口，叫做《生命是一种由性活动传播的致命疾病》。故事说的是一个得了癌症的老者，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开始忙碌许多事情：帮自己找到上帝，教育年轻人，跟多年不来往的子女修复关系，跟不相识的人谈论他们的私事……
同样年届70的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也在几年前拍过一部类似的电影：《永恒和一天》，一个得了绝症的老诗人，在临死前开始忙碌。
黑泽明在80岁时把自己做的一串长梦拍成了电影，到了83岁，他拍的最后一部片子Madadayo，说的则是一个老教授，每年庆祝生日时，学生们都问他是否准备好驾鹤西归，而他总是答：“Madadayo！”(还没呀！)
我相信，这样的电影还有很多。许多导演在闻到死亡的味道之时，大概都会忍不住拍这样一部片子，1993年去世的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甚至在53岁时就这样做了(《阿玛柯德》)。这张名单当然可以扩展到电影导演之外的人群——包括一切写回忆录的人。
我不喜欢这类沉溺在自身之中的叙述，虽然没有更多的理由去反对它们。那些年迈的倾诉者很值得同情，我非常希望自己在临死前能够忍得住这种诱惑。
一个人逐渐衰老的过程，可以看作“皮肤”不断加厚的过程。由于神经系统的怠工，心灵之外终于形成一层硬壳，一个厚厚的茧，将“心灵”，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严密地包裹起来。在这些衰老的身体上，我闻到了一股重重的孤独的气味。
一个衰老的人，就像一个岛屿。那层硬壳是它周围广阔的水域。
法国作家图尼埃在他改写《鲁滨逊漂流记》的著名作品《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簿狱》中，描绘了鲁滨逊可怕的孤独生活：
在他来到岛上最初的日子里，由于惯性，鲁滨逊生活在两个想象的“社会”里：已经在海难丧生的全体船员，和假想中的岛上居民。他保持着与假想社会的对话，从而维持着自己的意识。最终，当这两个想象的社会不可避免地解体之后，他意识到：“其实语言是以一种基本的方式揭示这个有人群居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人就像是一些灯塔，他们照亮了自己所在的岛屿。借助幻想，他们的光有很长一段时间还能照到鲁滨逊的身上。而现在，“笼罩在我周围的是一片黑暗”。
为了不让自己丧失清醒的意识，鲁滨逊不得不“大声诉说，不停地说话，我决不让一种想法、一种观念徒然闪过”。他甚至开始大声地向树木或流云倾诉自己的想法。
这是一部哲学家非常热爱的小说，毫无疑问，它对我们理解现实世界中的孤独，比如老人的孤独，同样有帮助。
由于那壳的存在，衰老的倾诉者感觉不到来自观众的反应。他们用力地说着自己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此用力以至于带着口臭的唾沫溅湿了前排观众的青衫。
没有人会天真到只听神经科学家的。我的意思是，阻止我们对世界作出有效反应的并不只有衰老。还有许多其他的壳——对了，英格玛伯格曼用的是一个更有力的词：假面。在社会的丛林里，为了生存而戴上多副面具，使你在变得更为神秘莫测因而也更为安全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走向麻木。伯格曼电影中的人物大多沉默，他相信语言无力穿透假面。
在另一种情形中，沉默则是更有穿透力的交流方式。垮派作家凯鲁亚克1958年写就的《达摩流浪者》一书中，嬉皮士们通过登山和在荒野中徒步寻求超越性的体验。书中的主人公说，“这就是我喜欢爬山的理由之一：爬山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说话的必要，因为单靠心灵感应——就像动物那样——就足以让你和同伴沟通。”在这乌托邦般的世界里，不仅没有假面，连语言都是多余的，人与同伴的沟通，就像他和树木或者流云一样简单。
似乎有点吊诡的意思了：孤独的鲁滨逊没有人可以说话，只能拼命和树木流云倾诉；孤独的达摩流浪者们和草木之间也有感应，他们不需要说话。
毫无疑问，鲁滨逊更深刻，而达摩流浪者比较天真无邪。美国人民总是被宠坏了的，嬉皮士/没谱青年们可以在山里享受脱去假面的快乐，更可庆幸的是，当他们彼此需要的时候，又可随时回到人间，而不用变成另一个鲁滨逊。
但美国人民仍然是孤独的，因为没谱青年们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过去。
作者：叶 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