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文化馆是1969年的初冬。那一年的那一天，我们几个小青年懒洋洋地在县城里闲逛着。走累了，便在冬日里的阳光下，随便坐在了路边一座建筑的台阶上。回头瞧了眼那建筑的招牌，白底黑字赫然写着三个大字——文化馆。文化馆是做甚的？脑子里只是一闪念，没再多想。一年以后，又是一个冬日的上午，我正在地里担沙，村里的喇叭喊开了，让我赶快回大队。大队办公室里，公社的文化站长对我说:“泉子，县文化馆要办个宣传员培训班，每个公社去一人。娃你不是好写吗？我和支书说好了，让你去，中不？10天。”文化馆？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那白底黑字的招牌。原来文化馆是培养宣传员的。站长见我沉思不语，不知我想什么，又说:“别愁，队里每天给你记工。”我有些不好意思，说:“这还愁，我去。”那时候，村里正在热火朝天地学大寨，大冬天的每天从早干到晚。能有机会不干活还挣工分，傻子都会去。
我回家拿了两个窝头，兴高采烈地上了路。从我们村到县城，是一条40多里长的沙石路。要翻过两座不高的小山，还要趟过燕口村的云中河。公共汽车大约走1个多小时，但是我们每次进城几乎都是走着去。在我的记忆中，那天的这40里路我走得很轻松，很愉快，有时还高兴地哼上几句山歌。从那天开始，我在文化馆里度过了10天难忘的时光，第一次结识了我所尊敬的文化馆的老师，听老师们讲怎样写广播稿，怎样办黑板报，怎样搞宣传。回到村里后，我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劳动之余和伙伴们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每天坚持早晚两次广播，办起了黑板报，办起了宣传队，还办起了农民夜校。那时农村的生活真是苦啊，但是我们每天却生活得乐呵呵。不管多苦多累，每天的广播从未停过。逢年过节，还能为农民们演上几个小节目。我们的行动很快引起了县文化馆老师的关注，他们不光多次到村里来辅导，还把我们村的节目选到县里参加调演。我呢，甚至还参加了地区组织的宣传队，跑遍了全地区的16个县。渐渐的，竟成了县里的群众文化小名人。
8年以后，当我第一次走进北京的某个大机关，成为一名文化干部时，我的脑海里突然长时间地浮现出冬日里的那条40多里长的山路。那路，那山，那云中河的水，那文化馆里老师们亲切的笑容。我仿佛一下明白过来，那山路，分明就是我生命的转变之路啊。正是这条偶然走上的路，使文化馆、文化站从此走进我的生命，终生和我结缘。正是这条偶然走上的路，使我从一个黄土高原上的青年农民变成了一个国家机关的文化工作管理者。时至今日，当2005年的元旦钟声敲响，当我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条路时，屈指算来，离那一天已经整整过去了35年，当年十几岁的“泉子”早已成了年过半百的老人。如果说，初到北京，我把那条路看成一条转变之路还算明白的话，过了这么多年我才是真正明白，这转变，并不只是一个弱小生命的身份转变，而应该是一个青年农民成为一个为人民有所贡献的、合格的群众文化工作者的转变。合格二字谈何容易？为了这合格，这40多里的路，竟让我苦苦追求了大半生。人生的奋斗与拼搏在这条路上，人生的悲欢离合在这条路上。35年了，我从这条路出发，走过了全国2000多个文化馆，走过了难以计数的文化站，结识了一批又一批文化馆、文化站的朋友。文化馆、文化站的一切，成了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是文化馆的老师教我怎样工作，也是文化馆的老师教我怎样做人。我为他们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高兴，也为他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发愁，更为文化馆、文化站的同志们那可歌可泣的业绩而骄傲。正是那些默默无闻的群众文化工作者们，用他们的双手，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才华和生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食粮。35年了，我和文化馆、文化站的同志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相濡以沫，魂牵梦萦，我的生命早已和他们，和党的群文事业融为一体。群众文化事业可以没有我，我却永远无法离开生命中的文化馆。我合格了吗？难、难、难!但是我知道，这条路我还会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走下去。我更知道，那条40多里长的山路啊，我要用40年，甚至用全部的生命才能走完。虽说少了几许当年的憧憬，但增多的却是对生命的感悟。虽说当年初上路时的轻松早已荡然无存，但有的却是更加的坚定与自信。
路，前边的路，还很长很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为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良机，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挑战。我愿意与同志们一起走下去，充满信心地去迎接群众文化史上的又一个明媚的春天。
2005-01-06 作者：春泉 中国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