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事业单位干部人事制度成因
事业单位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形成是有着客观的历史渊源的。
首先是国家领导体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1日成立那天起，在8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历经长期革命战争的洗礼、和平建设年代的锤炼，从一个不足50人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6千多万党员，领导着十多亿人口的执掌全国政权的大党，中国共产党以她的宗旨、纲领、目标的感召，更有无数优秀儿女用生命、智慧、才华对宗旨、纲领、目标的铁血诠释，不仅为党自身的生存、发展、壮大带来了勃勃的成长生机，而且在中国民众的心中铸就了崇高无上的丰碑，为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体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以“党的一元化”领导制度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在随后的政权建设中，“党的一元化”领导通过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党管干部制度、分工管理制度和双重领导制度等等，使党的机构直接渗透到除了宗教机构以外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事业单位概莫能外。
其次，是苏联模式的影响。在列宁的领导下，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只能也必须作出“一边倒”学习苏联的抉择，而苏联共产党尤其是后来在斯大林完全执政以后，在很多原则问题上一步步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最终形成了这样一些基本特点：以计划经济作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普遍实行任命制；以党代政与党内集权。苏联共产党这些在执政中日益凸现的弊端给苏联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损失，以至发展成最后颠覆性失败的结局，此为另外一个话题。但从历史的角度辨证地去看，苏共的管理模式在给以我们有益的借鉴的同时，也给我们事业单位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种下了至今难以消除的体制性障碍的基因。
第三，定位的偏颇。对事业单位的片面认识也是导致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事业单位被认为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上层建筑服务，为经济服务，但不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不具有生产经营职能。这种认识与定位不但导致将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活动排斥在经济活动之外，将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形成了区域性的割裂，从而导致事业活动性质的政治化，而且，这种“政治化”的直接结果则是使很多具有经营性质的经济活动逐渐退出了原来的领域，失去了动力、活力、竞争力、发展力，并在历次“运动”的打磨中完成了向“痼疾”的质的转化。
第四、功能的错位。功能错位是事业单位普遍存在的带有共性的问题，就每个事业单位而言，如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等，它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有在自己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行政架构，科研院所按专业领域分工形成的行政构架，学校按专业系科形成的组织架构……事实上，从发展公共事业的角度，这些单位的组织架构按其内在规律具有一定的共性和普遍性，但中国的事业单位还承担着另外一些特殊的功能，比如说，承担着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政治动员的功能，承担着安排单位内部职工的生活福利以及生老病死等方面的管理、服务功能，这些功能反映在干部人事制度的诠释上，就形成了中国事业单位模式的一道独特的景观。以一所高等学校为例，中国的高等学校不仅有与世界各国高校大致相同的系科行政架构，另外还有与此平行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其它部门，比如说，党的系统有校党委、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纪监审，各系科还相应设有党总支、党支部以及工、青妇等组织，后勤系统还设有总务处、基建处等，这类机构不但在规模、数量上占有相当的比例，而且，由于中国政治生活的特殊原因，特别是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强化，在相当多的时间里，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事业单位竟然会在同一时间演奏着同一个非经济性的主旋律，这种现象在“文革”当中达到了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