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谈仅为一般事业单位所言，单就文化事业单位干部人事制度成因来讲，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五十年代政治形态文艺学的严重影响。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文艺思想具有典型的政治形态。作为对一种主流左翼文艺思潮的集约化的称谓，政治形态文艺学启动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左翼文艺运动时期。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对政治的认同与疏离所产生的种种曲折中走过来的，文学的政治化倾向一直以来或隐或显地纵贯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它与文学的情感诉求一道构成支撑中国现代文坛的两极。文学的情感诉求曾经一度战胜了政治化诉求而成为现代文坛的主流，出现了徐志摩、苏曼殊、郁达夫等的唯情唯美的作品。但这种情况在1928年左右开始二水分流：一道随后期创造社进入革命文学的航道，融入文学政治化的形成中，一道则随张资平、章衣萍、张竞生等人坠入滥情的死胡同。相比于情感诉求一路的变故，政治化诉求则一直在扎实地向前推进。30年代，革命文学的精神领袖当首推郭沫若，邓仲夏、恽代英、萧楚女等人的文学工作与主张，奠定了政治化文学观念的基石。文学的这种政治化诉求在“左联”时期成了进步作家的一个标志出现在左联重要会议的议案及左翼理论家的言论中，正是“非常时期”这一巨大语境与左翼作家自觉的社会与道义承担，使文艺成了整个革命机器上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也成为“手里拿枪的军队”之外的另一支军队。
文武两条战线上的并肩作战，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整个革命策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集中表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讲话》之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开始自觉地趋近政治，政治成为他们立论的第一原则。这不仅仅是一种表态，他们必须贯彻到实际的创作中，事实上它甚至还被极力推行到国统区，可见这一政治化倾向所企求达到的超常能量。建国后，尤其是50年代初期的文坛，实际上是这一政治化能量的总爆发。
50年代中国的文艺学之所以具有如此明确的政治形态，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形成于人们精心建构的单一性政治文化语境中。尽管单一性政治文化在延安时期就初露端倪，但延安政治在当时毕竟只是全国多元政治中的一种，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支配全国范围内其他政治力量的程度。而真正完成这一转变的根本性标志则是1949年7月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
承前启后，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标志着多元并存与纷争的现代文坛已成过去，一元化主导的当代文坛拉开了大幕。至此，历经半个世纪的政治化行程后，政治形态的文艺学终于端坐于共和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政治形态文艺学的主要范式与架构在50年代基本形成，60年代初期文科教材的编撰工程使之得以系统化，并具有了相对稳定的学科形态。
单一性的政治文化对个人的要求除了政治上的绝对忠诚外，在其社会生活方面，则要求取消个人空间，无条件地进入集体主义大家庭。作为5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模式，集体主义原则的产生与事业单位制度的形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作为基层的社会整合形式，事业单位的基本功能是使一切社会资源都能够便捷有效地集中到政府手中，因此，单位具有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功能，就经济功能而言，事业单位能够为政府提供方便、合法与垄断的财源；就政治功能而言，事业单位制度能够强化政治上的一元化领导，便于实施政治动员，从而为各种名目的“运动”提供一个理想的操作平台，同时，事业单位还有利于建立起政府“上通下达”的快速反映机制，以实现对社会整个系统有效的监控和管理。
就文化事业单位而言，事实上，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其它的因素能够象政治形态文艺学对文化事业、文化事业单位包括文化事业单位干部人事制度的形成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体制使然，党的宗旨、使命使然。对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任何考量，都不能脱离这一点。参考书目：王建刚《政治形态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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