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提出了“人是文化的存在”的命题，他认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由文化所产生的，文化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谈到文化变革的原因时，西方的学者各有不同的见解：怀特将技术发展看作是文化变革的基础；斯图尔德强调生态学的重要作用；韦伯偏重于宗教意识在重要性；华莱士注重心理学方面的因素。然而，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可以说是文化变革的终极阐释，文化的变革离不开经济。中国在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逐渐成为主导的形式，文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精英文化逐渐失去了市场与活力，而大众文化成为九十年代中国的主流文化。
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Jose Drtegay Gasset）在《民众的反抗》一书中较早地提出了大众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在一个地区、一社团、一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一般人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它是大众社会的产物。美国大众文化评论家伯纳德·罗森贝格（Bernard Rosenberg）将工业化了的大众社会视为是一个充满了单调、平淡、平庸、丧失人性的社会，人们在富裕的生活中却充满了孤独感。大众文化通过大众媒介（电影、电视、无线电、报纸、杂志等）的表现与传达，暂时可以克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孤独感、危机感，但它可能大大降低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虽然并非如西方工业化社会是充满了单调、平淡、平庸、丧失人性的社会，但大众文化的兴起却是十分明显的，这当然与大众媒介切切相关。
中国社会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有它的特性：
大众文化以消遣性娱乐性为本位。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常常以伦理的、道德的、政治的职责为本位，或强调伦理的教诲，或突出道德的意义，或追求政治的目的，文化常常显得分外沉重，有时甚至有些不堪重负。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将消遣性娱乐性置于首位，在快餐式的文化读物中，在轻松惬意的影视片中，在具有刺激性的电子游戏中，消解现代社会工作中的紧张心理与情绪，达到消遣娱乐的目的。虽然大众文化的文化品位与审美格调极需提高，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期以来文化的政治的功能、道德的说教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大众文化以商业性时尚性为外表。中国传统文化带着浓郁的抑商扬士的色彩，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是以商业性为其外表的，大众文化与商业赢利几乎难以分开，这使“包装”成为一个流行甚广的词汇，大众文化也往往成为一种流行商品迅速为大众所接受，而这种流行又常常与时尚性难分伯仲，追逐时尚、追求时髦成为诸多大众的生活乐趣，甚至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固然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使它带着过多的实利色彩，它的时尚性使它往往呈现出庸俗的一面，但却打破了传统文化的纵向继承的模式，呈现出横向移植与模仿的特征。
大众文化以现实性及时性为内涵。中国文化历来充满着英雄色彩与隐士意味的两方面，或以铁肩担道义式的崇高使命感规范自我的责任，或用隐匿山林放纵自我的绝对自由寻找人生的独立。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回避抽象的崇高、使命等深刻高尚的职责，也不崇尚天人合一式的隐士风范，而转向现实的日常生活，体现出对于当下生活的迷恋，对于物质生活、世俗人生的追求，甚至表现出一种“去理存欲”及时享乐的生活态度，虽然其中透露出浓重的拜物情绪，但大众文化的现实性及时性使它洋溢着一种生存的愉悦与生动。
中国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现了文化转型，大众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猛发展，成为九十年代具有相当覆盖面的文化，大众文化的注重消遣性娱乐性、追求商业性时尚性、关注现实性及时性，都使它呈现出世俗化的特征。
二
中国九十年代的文化转型必然也影响着文学的转型，这使九十年代文学呈现出与八十年代迥异的特征，大众文化的勃兴使九十年代文学呈现出浓郁的世俗化色彩。
关注普通百姓的庸常生态，忽视创作对于时代英雄业绩的描写。新中国文学大都致力于对于时代英雄的讴歌与描写，而往往忽略了平凡普通百姓生活的观照，八十年代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也大都如此，九十年代文学却突出了对于普通百姓的庸常生态的关注。进入九十年代后，新写实小说作家仍然循着八十年代末《烦恼人生》、《风景》等作品的姿态，方方的《落日》、《结婚年》，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官人》等都社会下层百姓的生存状态、生命状态、精神状态为内容，“真实地将芸芸众生的生活实相呈现在读者面前”（曾卓《太阳出世·跋》）。1994年《北京文学》推出的新体验小说倡导作家“率先深入社会的各个方面，躬行实践，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深切体验，表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感情”（《本刊’94推出新体验小说》《北京文学》1994年第1期）。作家们深入下层社会，真切地反映下层社会的庸常人生，或描写板儿爷的生存状态（袁一强《“祥子”的后人》，或勾画换房人的人生（王愈奇《房主》）；或讲述丧葬工的生活（齐庚林《殡仪馆里的故事》），或记叙小酒馆里的故事（毋国政《在小酒馆里》），作家们大都亲历现实生活，在亲身体验引车卖浆者流的生活中，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形态”（ 毋国政《回避“深刻”》《北京文学》1994年第4期）作生动真实的描绘。1994年《上海文学》与《佛山文艺》倡导的新市民小说，观照“在世俗化的致富奔小康的利益角逐之中”的市民人生，新市民小说大都也将城市中普通百姓的庸常生态为描写对象，或描写都市闯入者的奋斗挣扎（邱华栋《闯入者》），或坦现市民社会中的性爱欲望（张欣《爱又如何》），或揭示都市生活中的阴暗丑陋（孙春平《放飞的希望》），市民社会中种种庸常的生态成为作家们关注与描写的题材。新现实主义作家直截了当地提出“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的艺术。所谓世俗，就是讲小说应该首先是一门面向大众的艺术”（谈歌《小说与什么接轨》《小说选刊》1996年第4期），站在大众的立场，关注大众的生活状态，为大众代言，成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的创作追求，或写出社会转型期中企业、乡镇的经济困境（谈歌《大厂》、关仁山《破产》、何申《穷县》），或揭示改革实施的艰难（关仁山《大雪无乡》、何申《村民组长》、刘醒龙《菩提醉了》），或揭露基层政权的腐败（何申《信仿办主任》、关仁山《九月还乡》、刘醒龙《去老地方》），新现实主义作家们将关注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为使命。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关注当下、关注自我，“是为关心灵魂和人的卑微处境的人写的”（林舟《韩东——清醒的文学梦》），或现代人的欲望追求（朱文《我爱美元》、韩东《为什么？》、李冯《多米诺女孩》），或揭示现代人困惑的心理（毕飞宇《雨天的棉花糖》、刁斗《状态》、刘继明《浑然不觉》），或展现现代人的奋斗挣扎（刘继明《可爱的草莓》、毕飞宇《生活边缘》、朱文《因为孤独》），新生代作家大都以其自我的生活与体验为题材，却也写出了社会卑微处境中人们的生活与心理。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在以写实为主的风范中呈现出对于普通百姓庸常生态的关注，而忽视对于具有崇高意味的时代英雄业绩的描写，这与文化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联系。
关注当下日常的琐碎生活，忽视创作对于史诗宏大叙事的描写。新中国的文学历来关注具有史诗意味的题材的描写，在对于崇高的美学境界的推崇中，使创作呈现出宏大的叙事追求。八十年代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也大抵如此。九十年代的文学却突出地关注当下日常的琐碎生活，这与大众文化的兴盛有着直接的联系。大众文化对于现实的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于当下生活的迷恋，对于物质生活、世俗人生的追求，都使文学创作也呈现出独特的追求。新写实小说大都以“完全生活化的尾随人物行踪的叙事方法；它那既有故事、又没有故事模式，让主人公面对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机缘、偶遇、巧合自由行动”（《编者的话》《上海文学》1987年第8期），新写实小说这种以生活流式的叙事方式结构作品，在平凡、琐碎、偶然的日常生活琐事与细节的描写中，展示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新体验小说将作家的亲历性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体验普通人的生活中描写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的创作常常“没有通常的故事和人，只有一些故事的片段像浮冰漂动着”（毕淑敏《炼蜜为丸》《北京文学》1994年第3期），在充满着日常人生情趣的琐碎生活的描写中，真实而真切地展示普通人的生活与心态。新现实主义作家虽然常常关注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困境，但创作大都描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俗事”。新生代作家韩东曾说：“我们对尘世生活中的小恩小惠、小快小乐、小财小色充满了依恋，无法真正屏弃，并不虚无。”（林舟《韩东——清醒的文学梦》）新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呈现出面对当下人生碎片的写实色彩，把对于真实生活与感受的叙写置于首位，不追求创作的史诗意味，不营构作品的宏大构架，常常在人生碎片的真实叙写中展示当下人生。九十年代文学对于日常琐碎生活的关注，使文学充满了独特的生活情趣，展示出现代人新的生活观念。
关注语言的生活化世俗化，忽视创作对于典雅诗性语言的运用。新时期作家大都有着十分清醒的语言意识，努力创造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九十年代文学创作更关注语言的生活化世俗化，而反对新潮创作对于语言形式的刻意探索与追求，不满于先锋文学追求语言的雅化。新写实作家常常“关心的是把生活变成自然的、有滋味的语言”（《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他们的创作常常注重语言的本真色彩，以通俗之语叙写世俗人生、俗风俗尚，以粗俗之语展示俗人俗语、世俗之见，以俚俗之语描写凡俗场景、世态人情，在近似于老妪都解的生活化世俗化的语言中，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地叙写平平常常的现实人生。新体验小说创作“注重语言的生活化，口语化，平易近人，与纪实性的内容谐调”（赵大年《几点想法》《北京文学》1994年第2期），新体验小说以它的描写世俗的题材、如诉家常般的叙事语调、生活化口语化的语言，体现出新体验小说创作的平易性的审美风范。自然平和中叙说其接触的人生故事，大多没有剑拔弩张式的骇人听闻；絮絮而谈里透露其体验的甘苦酸辛，大多没有九曲回廊式的跌宕曲折。新现实主义作家以小说是一门面向大众的世俗艺术的观念从事创作，他们“努力放下文章腔来说话，说得自然流畅”（何申《往事如烟几十秋》《小说家》1996年第5期），努力以公共话语发言。他们努力以生活化世俗化的语言写作，不雕琢不粉饰，不拿腔拿调，不追求典雅精致，而崇尚朴实畅达，不信奉曲折含蓄，而追区晓畅平实，不回避俗语俚语，而注重真实生动，使创作充满了生活的生动与丰厚。新生代作家在创作中在追求语言的精确中，努力使语言自然生动。他们克服了新潮作家对于语言陌生化游戏化的追区，而努力以反朴归真本色的语言进行叙事，关注对于生活的感受与体验，以关注世俗生活的本色叙事方式叙写作品，不哗众取宠，不故作艰深，使他们的作品洋溢着一种自然真切的世俗化意味。
三
九十年代文化的转型必然影响了文学创作，以消遣性娱乐性为本位的大众文化的兴起，使文学摆脱了历来过于沉重的政治的、文化的负载，回到其原初的消遣娱乐的状态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对文学创作的一种解放。文学创作对于普通百姓庸常生态的关注，使文学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者的演说，不再充满了贵族气息，而呈现出以一种与民众平等的姿态关注大多数人的生活，使九十年代的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平民精神。由于大众文化的过于强调消遣性娱乐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文化中的精神与理想的追求。由于文学创作中在对普通百姓庸常生态的关注中，往往忽略了对于具有崇高意味的精英人物与境界的描写，这就使文学在对于现实生活“真”的反映中，常常忽略了“善”，甚至忘却了“美”。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时尚性的特征，使九十年代文学也突出了其商品的性质、时尚的意味，在作家——作品——读者的关系链中，读者被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文学在创作的过程中往往就考虑到读者，在作品被推向市场的过程中，种种的商业宣传成为让文学作品被读者所接受的重要手段，摸准文学市场揣摩受众心理也成为文学策划者与创作者重要的一环，文学也常常成为一种社会的时尚之一。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文学创作有时就往往存在着迎合读者迎合市场的倾向，作家的创作也大都没有了“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仓促草率也常常难免，文学创作的精品意识淡化了，更别说经典意识了，虽然文学的时尚意味使有的作品具有很大的发行量，但有时这种时尚性也只不过是过眼烟云，使作品常常成为一种精神的快餐。
大众文化的现实性及时性使人们不再将渺茫的理想空幻的崇高作为精神的支柱，而是努力关注现实生活当下人生，九十年代文学的关注当下日常的琐碎生活也与大众文化的这种特性一脉相承。对于当下日常的琐碎生活的关注，将普通人生活的细微末节都生动细致地描写出来，使文学充满了人生的趣味与生活的生动，摆脱了长期以来文学创作的概念化的倾向。在对于偶然性、零碎性的人生琐碎生活的描写中，常常使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生活显得过于琐碎平庸，作家甚至有时将自己生活中的琐碎人生写进作品中，使创作缺乏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文学创作语言的生活化世俗化固然使作品贴近了生活，但有时又使作品显示出粗俗化的色彩，文学应该是多元化的，在关注世俗的一面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文学的典雅的一面。
九十年代文化的转型与文学的转型是密切相关的，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文学的世俗化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如何看待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如何看待九十年代文学的世俗化，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作深入地分析与研究。
原载《文艺报》1999年1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