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应该如何跨入新的世纪

在即将告别二十世纪迈入二十一世纪之时，回眸中国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对于其所获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欣喜，对于其存在的问题也深感忧虑。文学应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读者？文学应该如何跨入新的世纪？结合九十年代文学实际，我想谈谈对于如下问题的几点思考。

个人化写作与社会化写作

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坎坷与磨难，由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文学常常将历史的职责、社会的重负、政治的宣传等担在身上，从梁启超倡导新小说的“新民说”开始，我们的文学创作大都重视写作的社会化，而忽视写作的个人化，以致于在诸多历史阶段，文学创作形成了群体性的态势，而作家的个性追求往往被淹没于这种群体性的社会化写作之中，无论是从晚清的新小说，还是从三十年代的“普罗小说”；无论是四十年代解放区的小说创作，还是五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在题材选择、艺术形式、语言表达等方面都更多地呈现出共性，而较少地表现出个性。九十年代以来，作家们提倡个人化写作，这应该说是注意到了文学的本性，创作突出对于文学个性的追求，这是十分有益于文学发展的。以作家独特的生活体验与感受，以作家独特的语言与叙事方式，以作家独特的思维与艺术形式，反映生活、表达情感、传达思想，诸多作家以其独特的个性为文坛所瞩目。但是，在提倡个人化的写作中却出现将个人化等同于私人化的倾向，创作中将个人的私生活原原本本地搬入文学作品中，有时是一些琐琐碎碎的生活琐事，有时是一些个人情爱性爱的生活细节，在创作中甚至有意表现出远离社会疏离群体的意味，在封闭的房间里、在孤寂的环境中展现出私人化的生活与心境。这种私人化的写作构成了九十年代文坛的一种偏向，创作标以“自传体”、“半自传体”成为招徕读者的广告词，甚至出现大声标榜“身体写作”、“另类写作”等口号，使文学走入个人欲望宣泄、隐私袒露的误区，在津津乐道私人生活的描述中，追求文学所表现生活的纯粹个人化，在靠拢自身自传性的写作中，忽略了文学创作的想象力和虚构性。

文学创作必须基于作家自身的生活，文学创作必须追求个人化的特性，但是个人化并不等同于私人化，个人化并非要远离社会化。我们反对文学变成社会的、政治的传声筒，反对长期制约中国文坛的社会化创作模式，但是，这并非是让文学努力去疏远社会生活、忽略群体情感，文学创作如果一味地要走脱离社会的绝端私人化，那无疑就像当年鲁迅所讥刺的那样：想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文学创作所追求的个人化首先应该是个性化，追求创作的独特风格。个人化并不排斥社会化，它应该是个人化与社会化的融合，以个人化的写作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表现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因此，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就说：“伟大的诗人在谈他自己、他的‘我’时，也就是在谈着一般人，谈着全人类。……所以人们从他的悲哀里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悲哀，从他的心灵里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心灵。”（2）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与一般人、全人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与社会隔绝的个人化是不存在的，这是切中肯綮的。中国文坛自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努力追求创作的个性化，诸多作家以其个性化的创作叙写着社会与时代，或反思历史，或观照现实，或探索人性，或寻觅自我，都通过个性化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历史、现实、社会、人生的体验与思考。王蒙以意识流的手法反思历史，展现出其小说创作机智的创新与探索；贾平凹用古朴杂糅的语言讲述商州故事，显示出其作品质朴深邃的秦汉文化内蕴；汪曾祺以散文式的流畅笔触忆写高邮往事，在诗情画意中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王安忆用执著的探索精神叙写沪上人生，在纪实与虚构中阐释其对于生活的独特见解，他们都以独具个性化的艺术，展现了社会生活与情感的方方面面。1986年王安忆在“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中认为，一个人面对着自己的内心是孤独的，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告诉人们，他们并不是孤独的，整个人类就在他们身后（3）。王安忆将人内心世界的搏斗喻为孤独的战场，将文学创作看作为这些孤独的战场提供消息，认为每个人的身后是整个人类，因此可以说个人化的创作也是与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息息相关的。

欲望宣泄与精神探索

文学是人学，必须反映人的生活、情感与心理，欲望是人生活的一部分，在文学创作中也必然有所描写与反映。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由于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对性问题的抑制，一方面构成了在视“性”为不洁的观念下的禁欲观念，排除文学作品任何关于性的描写；另一方面形成了对于“性”的问题神秘感、好奇心，以致于出现了诸多全力写性的淫秽作品：《灯草和尚》、《肉蒲团》、《如意君传》、《痴婆子传》、《僧尼趣史》、《昭阳趣史》等作品，都恣意展示欲望的宣泄，细腻地描绘男女之间的性事，偷奸调情交媾淫亵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房术、采补术等成为露骨性描写的招牌，茅盾在谈到中国传统淫书粗俗性描写的原因时认为，这归结到对禁欲主义的反动和性教育的不发达两个方面。

“五四”时期，提倡灵与肉的文学，表现出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反叛，对于人的正当欲望的肯定，在对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呼唤中，表现出对于封建传统的针砭。郁达夫小说的性描写与弱国子民的沉沦联系在一起，沈从文作品中的性描写同对于民族性的雄强期盼交织在一处，张资平小说的性描写因为充满了商业气息的肉欲渲染，而受到文坛的否定与批评。新时期肇始，性描写的禁区被打破，在不少作品中出现了性描写，但是，许多作家笔下的性描写是作品中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对于故事情节的发展等，都起到了勿容置疑的作用，性描写成为作品中精神探求的重要因素，使作品具有很高的审美品位。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由于消遣性娱乐性的大众文化的盛行，文坛出现了躲避崇高的偏向，在文学创作中大量地出现了性描写的内容，有的作家甚至高举起欲望的旗帜，在创作中大肆渲染欲望宣泄欲望，带着对于性事描写津津乐道的姿态。无论描绘自恋自虐的肉体欢悦，还是描写无爱有欲的欲望宣泄；无论是描绘视伦理道德而不顾的偷情，还是描写为追求某种实利而演绎的性爱游戏，都将欲望的宣泄作为作品叙写的主要内容，而缺乏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追求。在一些年轻女作家的笔下，以更为大胆赤裸裸的性描写，构成其作品的“另类人生”，甚至自奉为“裸体写作”，在虚幻的白领生活的描写中，对于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性恋、性无能、手淫、性狂欢等都成为她们所热衷的内容。在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一些作家以及时行乐的态度描绘生活，将对于欲望满足的追求视为个人人生追求的主要部分，甚至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弃之如敝屣，而让欲望的宣泄与满足置于人生追求的峰巅，有肉而无灵，有欲而无神，这构成了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种偏颇。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在谈到艺术创作时指出：“不正当的艺术所唤起的激情则是动态的，是欲望和厌恶。欲望促使我们去占有，要走向什么东西；厌恶则促使我们抛弃，要离开什么东西，激起这些感情的艺术，色情或说教的，因而都是不正当的艺术。所以美学的激情（我用的是一般的词义）是静态的。它令人惊心动魄，远远超过了欲望和厌恶的感情。”（4）他将抒发欲望和厌恶情感的艺术贬斥为“不正当的艺术”，而赞赏超脱了欲望和厌恶感情的“美学的激情”，这就道出了其独到的见地：艺术创作不能一味宣泄欲望，而应该充满着美学的激情。英国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在谈到现代小说时，努力批评了威尔斯、贝内特、高尔斯华绥创作中的弊端。她说：“要是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就要说这三位作家都偏重物质。就因为他们不关心精神而关心肉体，使我们感到失望，使我们感到英国小说越早转过身来背对着他们，大步走开（即使走进沙漠里去也行），就越有利于英国小说的灵魂。”（5）弗吉尼亚·沃尔夫以十分愤懑的语言批评他们作品中“不关心精神而关心肉体”的偏向。在所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大胆赤裸裸的性描写，而大都充满了对于人类命运、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的热情关注，这与诺贝尔先生1895年11月27日留下的遗言相吻合：“一部分赠与在文学上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的人”，那些创作出与人类的精神与理想无关、而一味宣泄个人欲望的作品与作家，显然是为诺贝尔文学奖所排斥的。文学创作必须关心人，关心人的精神世界，一味关注欲望的宣泄而忽略精神的探索，将文学视作泄欲的工具，这是文学的堕落。美国当代作家威廉·福克纳在谈到他的小说创作时说：“我一生的作品，是人的血汗与痛苦的产物，我不为名，不为利，只是想从人类精神的素材中创造出来前所未有的东西。”（6）从人类精神素材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正是福克纳成功的秘诀。

现实主义与现代派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历程中，现实主义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它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与现代派相互渗透融合。在英国文学发展中，文学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极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从世纪之初的肖伯纳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潮流，到二十年代意识流文学为主的现代主义文学；从三十年代关注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流行，到四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从五十年代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社会文献派”的风靡，到六十年代“形式革新派”的涌现；一直到七十年代对于“现实主义复归”的呼吁，等等，可以见出英国文学如何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摆动。因此，有人在谈到英国文学时认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三次交叉的过程中相互渗透，彼此融合，结果两者都吸取了对方的长处、适应了时代的变化而得到了充实、丰富与发展。”（7）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学发展中，虽然出现了种种现代派文学作品，但是从总体上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仍然占了大多数，这尤其表现在小说创作中，以致于权威性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指出“在小说领域内，现实主义一直经久不衰，而且十分强大”。现实主义在与现代派的交替发展中，相互渗透与融合，也使现实主义在每一个时期总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以致于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诸多的现实主义流派与方法。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文坛，由于独尊现实主义、贬斥现代派，使现代派仅仅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股暗流：从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到新月派的唯美主义追求；从新感觉派的小说，到戴望舒诗歌的非理性倾向；从张爱玲的心理小说，到冯至的十四行诗；从九叶派诗人的诗，到无名氏的小说，可以见到中国新文学在非正常的现实主义一统状态中现代派的流脉。改革开放以后，打破了唯现实主义为是的偏颇，在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引进与借鉴中，使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更加多姿多彩。观照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现实主义与现代派也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趋势，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大都以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1985年以后出现了对于艺术形式的探索追求的兴盛局面，文学创作中更多的呈现出现代派的意味，进入九十年代后，又出现回归现实主义的趋势，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新生代小说等创作，都表现出对于现实生活关注与叙写的极大热情。九十年代现实主义的回归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它常常汲取与吸收了现代派文学某些艺术手法与营养，丰富与充实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

审视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文学既不应该排斥现代派，更不应该无视现实主义，倘若一味模仿西方现代派的艺术形式而忽视文学内容，那就会使文学创作逐渐脱离社会脱离读者；倘若一味坚守传统现实主义而拒绝对于现代派的关注与学习，那就会使文学创作的手法日益单调缺乏新意。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曾经提出过“无边的现实主义”的观点，其原理在于：世界在我之前就存在，没有我之后也存在；世界和我对它的观念是处于经常变革之中的；每个人都对这种变革负有责任。罗杰·加洛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强调人与世界的关系，强调世界的客观存在，强调世界与人的观念的变革，突出了现实主义的相对恒定性与绝对变动性。由于文学是反映人的生活与情感的艺术，文学就具有对真实的永恒追求特征，因此，现实主义就具有勿容置疑的强盛的生命力。最近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四部长篇小说，都是面对现实人生的作品，无论是张平的《抉择》对现实生活中腐败现象的揭露针砭；还是王安忆的《长恨歌》对上海都市弄堂生活的演绎；无论是阿来的《尘埃落定》对藏民精神历程的展示，还是王旭峰《茶人》对忘忧茶庄盛衰史的描述，都呈现出执著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色彩，但在这几部作品中，我们仍然能够见到其中对于新的艺术手法的借鉴与汲取。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到他的小说创作时说：“这就是说，事隔三十年之后，我才领悟到我们小说家常常忽略的事情，即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8）总之，我们仍然应该注重现实主义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我们仍然应该重视对现代主义的进一步探索与发展，我们的现实主义不是封闭的、停滞的，而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我们的现代主义也同样是变动的、不断丰富的。

本土性与世界性

1997年作家邱华栋曾经这样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九八五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一种被影响下的当代西方的汉语文学的变种文学，一九八五年以后中国作家们的很多努力，在今天看来更多的应该算是在西方大师的阴影下的匍匐前进的现实，几乎每一个中国‘走红’的‘现代派’、‘先锋作家’、‘前卫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西方的文学大师，而这些作家们则像个侏儒一样站在大师的前面，费力但悲壮地贡献出了他们的杂交汉语文学变种文本……。”（9）邱华栋将文学的这种模仿化称为“一种当代文学的侏儒行为”，这种评说虽然有偏激之处，但也道出了1985年以后中国作家在追求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学的一味借鉴与模仿倾向。

经过了长期封闭以后，80年代的中国处于对世界开放的状态中，文学必然有一个对于西方文学的借鉴模仿过程，但是我们在关注文学的世界性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文学的本土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大概是不错的，文学只有写出具有本土色彩的生活与情感，才能使文学更加具有世界性。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谈到作家的创作时说：“他应当相信自己，并由于爱而带上地方色彩。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感情便会传导给读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当为世界性的主题而斗争，而应用为体现在地方题材里的美和力而斗争，而选择题材是作家本人的事情。”（10）他反对作家一味努力追求创作的世界性，而强调应该关注地方题材里的美和力，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每一个作家都有他所熟悉的生活，其经历过感受过的生活都带着独有的本土性，独有的地域风光，独特的民情风俗，独具的心理性格等，都使创作呈现出特殊的本土性，向人们展示了世界一隅的独特生活，而引起读者对这一隅生活的了解与关注，这也就使作品具有了其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了。

文学是强调个性的艺术，作家创作的本土性也正是其创作个性的最主要的方面，有个性的作家才能真正具有世界性，国际上诸多知名作家正是以其本土性的特点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和影响：肖洛霍夫对俄罗斯哥萨克生活、风习与历史的生动描写，而为世界瞩目；川端康成对日本下层人们的生活、心态的细致描绘，而获世界赞誉；帕斯对墨西哥人的性格与历史的杰出描写，赢得了世界性声誉；马尔克斯对拉丁美洲历史与现实的关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马尔克斯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仪式上，颁奖人评价说：“马尔克斯以奔放的遐想去结合传统的民间文化和文学的经典，使这种描写既是真实可信的又是生动感人的……马尔克斯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微观的世界。它以对纷乱喧嚣、使人迷惑的现实描绘，反映了这个大陆令人信服的富有与贫困的现实。也许不仅如此。这是一个宇宙，人类与历史的动力结合在一起，不时地冲击着混乱的界限——屠杀与繁衍。”（11）这就道出了马尔克斯创作的本土性特征与世界性意义，在马尔克斯创作的微观世界中，见出的是一个宏观的宇宙，是人类与历史的动力结合在一起的世界。

当然，我们在强调文学创作的本土性的时候，也应该避免一些偏颇，或为了强调本土性而一味关注、寻觅、甚至臆造原始性的、极端落后的、猎奇性的内容，或为了突出本土性而竭力排斥任何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艺术手法、新的语言方式，如果将本土性与封闭、停滞、落后等同起来，那肯定不具有世界的价值与意义了，在强调文学创作的本土性的同时，我们应该关注作品中人的历史、现实、未来、生活、情感、命运等内容，并以此对人类共同的生存本质、生命状态、精神世界等作深入地开掘与思考，这才能真正从本土性中见出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来。

世俗化与经典性

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注重消遣性娱乐性大众文化的十分盛行，这也影响了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使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世俗化的特征，关注普通百姓的庸常生态、关注当下日常的琐碎生活、关注语言的生活化世俗化等，使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充满了平民精神世俗意味。

在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世俗化追求中，却呈现出忽视文学创作的经典性的偏向，文学创作的随意性、琐碎化、浅俗化等偏向，使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明显地缺乏经典色彩。在九十年代的商品经济的作用下，一些作家呈现出十分浮躁心态，缺少对文学创作的精心构思与推敲，常常写得过于随意甚至马虎，有的新生代作家甚至将自己的日记稍作拼凑就作为文学作品发表，写得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十年磨一剑”的精雕细琢已经被人嗤之以鼻，急就章式的作品充斥了各种刊物。由于对文学创作个人化的误解或偏识，不少作家以靠拢自身的题材取向与创作方式进行写作，将自身的琐碎生活甚至个人隐私写进文学作品中，使创作呈现出过于琐碎的特征，在消解传统文学的因果性逻辑联系中，注重所描述事件的偶然性、琐碎化，使文学创作在零零散散琐琐碎碎中，与经典相去甚远。由于躲避崇高的偏向，由于过于注重作品的市场销路，有的作家的创作明显表现出浅俗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将琐琐碎碎的日常人生写进作品中，却大多是一些无意义的人生琐事（如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将个人欲望赤裸裸的追求与满足置于故事里，却带着一种炫耀夸饰的姿态与语调（如“七十年代作家”的一些作品）；将反映解决当下社会转型的经济问题作为唯一目的，却缺少对于更加深远深刻问题的思考（如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以致于使作品读来缺乏对于生活与人生的更加深入的思考，缺少回味，不耐咀嚼，这种创作的浅俗化也使创作远离了经典。

经典性的文学并不排斥世俗化，《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名著，对于世俗生活的关注，对于世俗情感的描写，对于世俗叙事方式的运用等，都使这些作品带着鲜明的世俗化色彩。但是，这些古典名著的创作绝对不是随意性、琐碎化、浅俗化的，精心的构思、严谨的结构，情节的有序发展、人物的生动独特，生动的语言、深刻的思想，等等，使这些作品成为经典性的名著。

文学的经典性具有相对的恒定性，虽然它也带着一定的流动性，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时期阅读同一部经典性作品的感受是不同的，但是经典性文学作品对于人性人情、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方式、人的情感世界等方面的艺术性的描写与思考，能够引起读者情感的共鸣、思想的启迪、人生的思考等，文学创作的随意性、琐碎化、浅俗化必然使其缺乏经典性，而成为过眼烟云的快餐性读物，或成为毒害灵魂的精神垃圾。九十年代文学创作在回归现实主义的趋势中，在对于文学的“真”的关注中，而忽视“善”、忽略“美”，也使其缺乏经典性，在对于过去伪崇高的颠覆中，存在着泼洗澡水将孩子一起倒掉的倾向，即对于伪崇高与崇高一概抱以鄙视弃绝的姿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人生责任、社会良心等都嗤之以鼻，有不少作品虽然描写的生活似乎十分真切，但是却将男女之间无视道德伦理的性游戏、朋友之间利欲熏心损人利己作为、人世间对于弱者的侮辱欺凌等，都用津津乐道欣赏的笔调写来，使作品在对于“真”的追求中，缺乏“善”与“美”，也就是其远离了经典。

在即将跨入新世纪之时，写下对于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几点思考，并不是否定九十年代文学的成就与价值，也并非完全否定一些作家的创作，而是期望我们的作家们在新的世纪给读者提供更好更多的佳作，也期盼作家们能够给我们的文学史留下更多的经典之作。

注释：

（1）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5月版。

（2） 别林斯基《评〈莱蒙托夫的诗〉》，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第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8月版。

（3） 王安忆《面对自己》，见《漂泊的语言》第443页。

（4） 詹姆斯·乔伊斯《艺术和美学》，《冰山理论》第601页，工人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5） 弗吉尼亚·沃尔夫《现代小说》，《冰山理论》第614页，工人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6） 黄铁池《美国当代小说研究》第23页，学林出版社2000年6月版。

（7）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第13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8） 加·加西亚·马尔克斯《番石榴飘香》，见《冰山理论》第703页，工人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9） 邱华栋《影响下的焦虑与抗争》，见《城市的面具》第117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2月版。

（10） 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见《美国作家论文学》第89页，三联书店1986年12月版。

（11） 转引自任芳萍《马尔克斯》第3-4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原载《文艺报》2001年1月2日，发表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