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空间与城市规划：文化与地理信息的反思

I. 人居环境与文化情感

近十年来，世界各国的专家及机构对城市发展和规划的研究已有显著的进步。然而，这些城市规划仍然较多侧重经济方面的需要，而忽略自然、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尤其与和人文环境之间较深层而微妙的关系。因此，规划表面已有某种整体的构思，但却欠缺 “人” 的味道。现代社会急速的物质化，人的疏离感觉很强，社会自然容易分裂。近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小组研究社会凝聚力的问题，其它先进国家也不断强调社会心理的支持，正好反映现代城发展和规划己不能重蹈西方过去只顾理性的构思，而忽略社会心理、文化价值和市民的情绪因素的缺失。

人居环境背后的情感价值和影响，实际是导致城市发展、尤其是旅游工业成功的深层因素，更是给予该城市创造某种独特的性格或品牌的关键所在。像清华大学所成立的人居环境研究中心，恰好响应了这种时代的诉求。与人居环境和文化环境关系更为密切的，是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是人居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核心资源和基础。所谓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大省以至一般城市内的文化古迹，都是无形的社会经济资源，替城市提供无限的发展潜力。

中国历史悠久，拥有名胜古迹的城市众多。各名城古镇均欲脱颖而出，但能够成功地塑造具突出而明显的品牌却并不容易，就算是北京以七百年京城的文化资源，在如何结合传统与现代、平衡文化与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可能出现矛盾的因素和环境这两个重要问题上，也未必找到完满的答案。又以西安为例，千年的历史文化资源，却因混杂的城市发展和自然环境污染没法充份发挥。

世界若干文化名城并无首都京城的历史基础，却仍然能拓展出别具特色的品牌，例如意大利佛罗伦萨、德国慕尼黑、日本奈良和仙台、美国旧金山和香港。它们能利用自己某些独有的因素而展化为一个整体的城市文化形象、环境和气氛，替该城市确立某种清淅的品牌。它们或许是经历多年自然而然的转化，但它们的经验却参考借镜，吸纳先进的理念，从而设计成崭新的城市整体规划和发展的策略。一个规划的成功必须考虑城市软件开发的配合。这是本人强调文化环境和情感空间在规划中占着重要地位的原因。有情有味的优质城市，正是现代先进国家的人民所梦想的。后现代的城市规划不能忽视文化环境和情感空间的重要性。

II. 文化环境与情感空间

文化环境和情感空间的概念多少受文化研究和后现代思想的冲击，而新人文主义地理学在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和建筑的理论中亦表现出来。文化是符号。人类生存环境可以从文化(符号)和空间这两方面来理解。人类生存环境是人类文化(符号)的空间化。空间又可以分空间观念和空间知觉，前者是对空间的看法，后者是人对自身和周围的事物的相对位置的观感结构。空间的基本属性则包括场所(place)、路径(path)和领域(domain)，因此引伸出游牧、路径、广场、领域、街道和理想六种空间类型。相对这些空间则演化出神话、宗教、科学、历史、语言和艺术六种文化符号 (朱文一 ，1995：4-78) 。

空间不单含有文化符号的意义，更有感觉，所谓「地方感」(sense of place)。据Allan Pred 的分析，人文地理学者追求地方感和Raymond Williams提倡的「感觉结构」。这两个概念和空间的文化符号化的内容相近，也是笔者所倡议的文化环境和情感空间的核心观念。地方感的产生是人与环境所建立的各层次的关系。人居环境是空间，是地方。a)经由人的住居，以及某地经常性活动的涉入；b)经由亲密性及记忆的积累过程；c)经由意象、观念及符号等等意义的给予；d)经由充满意义的”真实的”经验或动人事件，以及个体或社会的认同感、安全感及关怀的建立。空间及其实质特征于是被动员并转形为”地方” (夏铸九、王志弘，1993：83-86)。

地方感导源于内在熟悉的知识，导源于 “在一个实质环境中关怀领域，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的网络”的建立；导源于情感紧系的物质环境，以及意识可觉察到的环保”认同和空间界线”；导源于长久以来”经由听觉、嗅觉、味觉、独觉”所强化的亲切的关联性；导源于 “连续发展、庄重而快乐的庆祝活动”的传统复现，或与其它聚落居民之间的竞争”； “导源于”周遭环境的整体经验” (夏铸九、王志弘，1993：86-88) 。

与地方感紧密相连的另一个概念是感觉结构。地方感的感觉是组成文化环境和情感空间的核心因素。感觉结构是生活经验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和时间之中所产生的感觉方式。它是一种社群或社会经验。社区的经验亦即感觉结构。感觉结构被视为民族、地方文化等整体复杂关系中不可分离的形成过程。成为个人与社会结合的重要的途径与方式。各种不同的人们详述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历史的片断，然后在地方感和感觉结构之中，留下了存在于世代和阶级之间的变化状况。学者以口述历史、日记、自传、旅行纪录和小说来建立这种感觉结构，因而产生某种地方感，例如运用自己回想，以及详细描述母亲及祖父的述。将自我及他人的生命路径或经历交织建构而成，并因此而塑造出一种乡土、宗族、民族等文化思想和情感空间。

III . 自传叙述与集体记忆

上文从人文地理学和城市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城市规划中的文化环境和情感空间，个人从中寻获不少重要的启示。然而，更关键的是笔者在近十年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反思，尤其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之下的史学回应和转向。个人感受最深的是自传式叙述历史（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和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 )两类型的研究。叙述历史强调历史的叙述性( narrativity)。自传式叙述是后现代史学借用了诠释学的中心观念──「诠释循环」(hermeneutic circle)，转化而成自传形式的叙述性铺陈历史的过程。上文提及的感觉结构，实际可以透过自传式叙述历史来表达和开展感觉结构经社群的「长时段」（年鉴学派的long duration）堆积和过滤，最终会营造成某种集体记忆。

在这种史学发展趋势下，笔者近三十年在比较中外文化、城市生态和文化产业等方面的研究心得，并且开拓出一套城市生态学的理论和一套具中国特色的动感分析思维方法--- “网络思维”（Matrix Thinking） ，来研究文化产业和城市规划。

城市的组织、结构和运作远比一般想象的复杂和千变万化。在新世纪寰球化和高科技数码化发展的冲击下，城市的转化更是纵横交错的，因此需要一种崭新而富动感的思维方式来面对这些复杂的变化。此外，任何城市的发展和规划都要考虑它独有的深层文化遗产和情感资源。现代化城市的吸引力是需要在基础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上，加上社会、文化和市埸等心理和情感因素。更在这种时代趋势之上更加添了另两种更崭新的策略元素：情感空间的贯穿性和网络思维的综合性。

笔者近年动态地和跨学科地分析文化迁移和转化。在研究这些迁移和过程中，诱发出网络思维的构思。笔者经常追问：这种动态的思想方法和跳跃的视域如何启迪个人对研究的课题和人生变幻的体验？因为文化转化最终是具体地出现在个人的身上，也是个人思想和文化的转变。在史学方法和生命哲学的交义反思之中，笔者再从过去十年来流行的互联网和数码文化之中吸取新的体验、从深受数年前美国一套科幻电影「二十一世纪杀人网络」 (the Matrix) 的感动。电影的主题强调在新世纪之中 ，高科技的威力如网络地缠绕着人的思想。人类必须依赖自己的意志冲破千变万化的网络。在分析这套电视的时候，笔者借用禅宗「一朝风月与万古常空」的道理，解释大千世界呈现的现象，都是心中意念所生。从个人的意念为起点，人可以贯穿网络，心随网络千变万化地流转。这种「网络思维」的方式可以用来追寻历史纵横交错的发展和变化，并以此思维观照个人生命的波涛。随着这些方法、思维和生命体验的探索，笔者更引伸而转用于其它课题的研究上，包括自传式的历史研究和公众历史、社区历史的研究。

为何笔者尝试把数码文化、科幻电影「二十一世纪杀人网络」和禅宗「一朝风月与万古常空」的理念结合起来，转化为「网络思维」方式来追寻历史交错纵的轨迹，并因此而把研究的课题拓展至自传式或传记式的社区和公众历史？「网络」由无数的点相连而成。点与点之间又可以出现多点的重复性交错。”点”的理解可以是多元的，包括个人或群体、历史不同的分割面(即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 、各种学科理论和方法、主观论述或客观诠释、历史的必然或偶然等问题。由于思维的转动、视域的互相渗透，这些 “点” 的存在、内容和涵义也是多元至变化的混杂体 (hybrid) 。这种混杂的和多元的因素正好解释人类不断追寻历史转化的可能性。

这种相当个人化的体验和文化反思，实际也是人生变幻中的「机缘巧合」。笔者对文化迁移、网络思维和禅宗体悟的揉合发生兴趣，其中一个个人的原因是数年前家母患癌症而需要动手术、康复后几年再患重病而离世。这段前后五年多极度密集的情感经历，使笔者有意及无意地开拓了下列几个新的研究领域:首先是自传式和传记式的历史写作和研究。

笔者过去几年尝试重构香港以至大陆一些城市的社区文化，结晶成为历史的论述和文艺的创作。当先母死前几个月，多次提及早年先父和她一起在香港一个古旧的社区 (尖沙咀、油麻地和旺角) 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使笔者在自己的报章专栏开始以历史和文学结合的形式，撰写一系列自传式的历史散文作品。这种历史文学是否是学术创作，或许见仁见智；但笔者以社区历史的集体记忆融汇在个人历史意识之中，再以自传文学的表达出来的尝试，竟然获到文学批判、文化博物、历史和新闻等各界别的专家支持，并因此而取得香港地区议会人士、教育基金和社团的资助，先后被邀承担四个社区文化及社区历史的计划，以口述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和心态历史等方法的结合，再以自传式和传记方式研究和书写香港近百年的社会和文化的转变。

此外，笔者又利用这些研究方法拓展至其它相关的学术领域。由于社区历史文化本身是一种无形的资源。这种无形的资源也是城市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沉淀，甚至演化成文化象征，结构成一种独特的城市环境和无形的空间，正是个人所指的文化空间；而生活在这些空间的人又有意或无意地投入他们的感情和文化价值，积聚而形成另一种带着情感意识的空间或塑造成某种情感涵义的象征，笔者称之为情感空间（郭少棠，2000a：序）。文化空间和情感空间的存在是历史的遗产和资源，配合起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而建构整个环境。笔者把这四种空间结合起来，用作分析城市环境和空间的设计，应用于城市规划的研究，尤其是旧区重建和旧城镇的重新发展，同时亦可以把城市的历史文化空间、象征和情感的标记，都可以转化成一种历史文化的资源，有助拓展城市的文化产业和旅游的规划。

再就2002年9月初宝莲寺地坛管理权的争议为例（郭少棠2002，页48）， 在发展文化旅游和交化产业的过程中， 规划当局未有对文化空间和情感空间有充份而清晰的理解，因而引起争端。 宝莲寺是成山已久的名剎.本身有其独特及富于整体观念的一个文化空间.至于情感空间，佛教人士及一般善信对当地一山一石都有独特感情.当有外来者要发展文化旅游，必须充分尊重这个文化和情感的要素. 可惜是次事件伤害了寺庙内佛教人士的文化及感情空间， 引致他们对政府的建路措施投了不信任票. 若在文化空间及情感空间上做好协调工作， 便不会闹出是次争议事件。

在这方面的研究方向，过去几年笔者参与了三个相关的城市规划的项目，包括组织一个跨学科(历史、中医药、语言、宗教、音乐、人类学、城市规划和建筑)的队伍，研究把香港新界北的乌蛟腾一片拥有抗日历史、中草药种植、古老客家围村、生态保护等价值的旧村落，重新规划成一个兼有抗日历史古道、生态旅游、客家文化表演、中医药研究资源和中医药健康疗养的综合性文化中心。后来这个规划的成果交到村落的业主手上，却因业主操之过急的跟进而被政府拒绝。不过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下，笔者再分别被香港城市规划师学会和香港旅旅协会邀请参与香港仔旧渔业市场和油麻地旧区重建和文化旅游的设计；後來又應邀作油麻地分区委員会的顧問，策劃和監製一個油麻地历史文化旅游的光碟，替这些社区文化历史資源轉化為舊区的城市規劃，增添新的空和环境的觀念和研究方法。这些工作启发了笔者进一步对文化和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从而加深对文化产业 (香港称创意工业)的兴趣，尤其在社区文化转化为文化旅游的资源、社区文化和数码文化结合后的创新和拓展，引发更多的反思和追寻。

笔者认为，倘在旧区重建的时候，如何平衡社区发展和社区旧情（郭少棠，2000b），迎合社会进步的同时，能保存一些昔时风情，文物古迹，是相当重要的. 这样既可以让人特别是年轻人了解香港曾经走过的日子，增加归属感， 亦可以从文化角度探讨香港旅游的发展.

此外，笔者又尝试横充”社区”一词的内涵，从现代城市内较小范围而非常较有历史的老区，像香港的油麻地、上环和西环，引伸至内地的古城古镇的旧社区和现代城市出现的封闭型或半封闭形的新潮屋苑。这三种类别的社区同时存在于今天的中国大地，分别需要不同类型的处理、保存或发展，这是个历史文化资源转化和新城市管理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历史学者参与社会文化规划的领域和途径之一。笔者在研究香港和其它内地城市课题时，逐渐与其它有兴趣这三个类别的社区研究的学者交流，并有机会形成某种较大规模的跨城市和城镇的社区研究计划。这三个类别的社区代表着不同类型的”点”。它们之间的比较、相连和互动，也是一种”网络思维”的跳跃，将会为社会分化和城市发展提供更多元化和深刻的洞识。

IV.文化情感、城市划规与GIS

从八十年代起， 香港开始进入脱离殖民地统治的过程。 当时社会上不同组别的人士都已经开始为寻找1997年后及后殖民地时期香港文化及历史的新认知而努力十八区的区议会分别于不同时期委托学者去编写该区的社区历史。 口述及以文字记载的历史都被研究并组成一个数据库作为日后香港文化传统的研习。 很多博物馆及大众媒体也举办一些展览及制作一些节目去提高市民的兴趣及注意。 但是， 这些都不能提供一个于学术对文化认知及集体回忆重建的深入研究。

再者，很少明确的方法去审查历史与记忆的分别，当讨论集体回忆时，有些地方便需要直接地应付和处理(Nora， 1989)。此外，集体回忆是不断地随时间及历史环境改变而被重新说明及建立的 (Gillis， 1994; Groeger， 1997; Connerton， 1989)。 J.V. Wertsch (2002)和Ron. Eyerman (2001)亦同意集体回忆乃一班独立人士或组别于互动时所引起争议或具争议过程时的结果。 Wertsch到目前主张记忆是部份记录的历史， 而 “只是选择性地被开发出来”(2002: 398) 。

集体回忆包括大多数不同个体和组别人士的看法。 把这些集体回忆加以分析及整理， 便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去作土地规划及市区重建。 若以社区作为规划的单位，它是一个空间， 因应不同的时，地及人而变化而塑造出来的集体回忆 (包括文化环境和情感空间)， 而这个环境和空间乃经济，文化与社会互动的结构和结果。当人与空间进行互动后产生的感情， 所形成的集体回忆。若要在文物保存和城市发展上取得平衡， 我们要从集体回忆的内涵和表象来分析。这些表象包括私人经济、社会民生、政治、文物保护、 旅游发展及本土经济等。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组别的人都会有不同意见，透过地理信息系统(GIS)这沟通平台， 情感空间、 社区文化及社会经济政治等考虑因素便能客观地表达及作出协调的功能， 继而拓展文化创意产业， 提升优质生活及发展社区的凝聚力。

就未来城市规划， 很多已发展国家及后工业社会都进入了复杂的时代。 人们希望有优质的生活和文化品味， 所以文化产业开始受到他们的重视随着新时代的发展， 人们要求有创意的社会。由于有此生活形态， 日常生活及衣食行的环境及关系都有了基本的改变。 此改变逐渐发展出以文化为中心的新社会， 社区建设及城市规划， 并带出了”创意地理学”的概念。 Richard Florida 亦提出了”创意社区一词， 启动了新生经济的精英势力。 随着文化产业发展的热潮， GIS有助推动创意生活， 发展文化创意的城市规划。

笔者与四位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林珲(地理)、龙炳颐(建筑) 、Jeff Cody(建筑)、李金汉(酒店管理)现在的计划是着重研究怎样重建集体的记忆，一个以油麻地为研究对象的实验计划已于零三年十月展开， 实验的结果将会为日后较大范围计划的执行提供很大帮助。

此实验计划得到卫奕信文物基金的拨款， 以九龙的老社区之一”油麻地”作为研究，利用GIS去协助集体回忆及文物评估的研习。在过程中，期望此计划能对以下各方面作出贡献：

1) 加深怎样把文字数据转化成GIS样式的了解

2) 在文物保护评估上， 提出一个更复杂及详细的议论及协调方式

3) 在评估遗迹保护时， 利用GIS提供一个初步的模式去协调不同的意见。

GIS能让不同组别的人为集体回忆提供一个沟通平台， 既乎合社区建筑和参与性城市规划的原则 ( 华兹，1993；夏铸九，1995 )，更有下列主要功能：

1) 表达不同介别人士的数据/数据

2) 储存不同样式的数据，从传统以文件形式的表达，转为以数据库形式处理。 文字、 声音、 影像、地图、 相片甚至空间数据都能以地理系统去表达。

3) GIS能以数码化地图去表示研究地区的环境， 这样便能提供一个历史地貌的虚拟影像。

如所周知，使用GIS的最大好处是能作出空间上的分析。 透过放大/缩少(zooming)， 重迭(overlay)，buffer (缓冲)及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等， 把环境及集体回忆的关系作出分析。 此外，跟据<城市历史遗产保护规划的发展及其GIS技术应用研究> (董卫、胡明星，2001) 一文，城市保护规划正从普遍性，管理型的模式向有特式的规划模式发展。 即除了着重”保” ，亦立足于”用”， 更加强调城市空间的特式创造， 通过规划及设计，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 (conservation by planning and design)。在过程中，GIS可用作与公众交流保护策略及促进与在遗产资源内或附近的其它政府部门合作的工具，而且GIS有很强的空间分析及属性查询能力， 将其应用于历史文化保护和管理上， 不但能有助实现遗产资源的保护，并可为其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

IV.小结

后工业(post-industrial)和去工业(de-industrial)时代的来临，约在八十年代未至九十年代显现。内地的高发展城市则估计在未来二十年会陆续踏入这种新阶段。近几年全国流行的文化产业热潮，亦象征着这股新潮流和新经济的文化将会带动整个国家的社会活动形态的改变。正如二十年前 Alvin Toffler的《第三波》及Richard Florida《创意新贵》的预言，和新时代的城市居民对城市文化至城市规划的诉求已有本质上的改变。生活时尚成为优质人生、文化品味、绿色环境和生活的标志，诱动新一代的城市人追寻生命的新意义。

在这种历史大流推动下，城市规划则需要关注城市文化内涵和它的深层意义，包括有形的或无形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文化环境隐藏在它背后的情感空间是掌握这些深层意义的一些重要指标。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过去惯用文字来探索或描述文化环境和情感空间。在高科技发展的支持下，GIS应该可以更客观而全面地配合这方面的工作，更积极为城市的文化想象和集体记忆的重构工程建立一种人文与科学结合的研究和开发的模式，从而最终为城市规划开拓一条新时代的发展道路。

文化环境情感空间与城市规划:一个网络思维的解构

参考数据

朱文一，1995。《空间．符号．城市：一种城市设计理论》，台北：淑馨出版社页4-78。

夏铸九，王志弘编译，1993。《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北：明文书局，页83-88。

郭少棠， 2000a。《城市心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序。

郭少棠， 2000b。<重建社区文化，拓展社区文学> ，《信报》， 香港，2000年5月6日

郭少棠:，2002。< 郭少棠: 城规地铁方案待提升改善> ，《资本杂志》， 香港，， 页48。

董卫， 胡明星， 2001。< 城市历史遗产保护规划的发展及共其GIS技术应用研究>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学术论坛2001》，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页 23。

Nora, P.(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emoire. Representations, Spring, 1989, vol.26, pp.7-25.

Gillis, John R. (1994).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roeger, John A. (1997)Memory and Remebering: Everyday Memory in Context. Harlow Essex: Addison Wesley Longman.

Connerton, Paul(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rtsch, J.V. (2002). 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bering.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yerman, Ron.(2001). Cultural Trauma: Slavery and the Form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Identity.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