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长今》再到影视文化

我们的一位大导演因令人不堪地翻拍了一部名剧集,而自夸场面和选地景观超越了旧版,却没有人因为它的热播而掀起旅游狂潮,而韩剧《大长今》形成了无意识的餐饮文化的传播,服饰文化的引导。再看我们现在荧屏上基本都是清宫戏,“超时代的”青春偶像剧,和不知所谓的神话戏,再有就是接二连三地翻拍金庸的名剧,使我们已经分不清楚谁是杨过谁是小龙女了。

中国的好剧也没有形成任何的文化风潮,反而是那些“超时代”的青春偶像剧在影响着我们的青少年,超豪华的俊男美女,超豪华的家庭背景,超豪华的生活享受,超豪华的爱情追逐,超烂地模仿韩剧日剧,恰恰在引导被家长称为没有信仰的思维方式和不可理喻的叛逆个性。

一个只有4000万人口的弹丸小国，产生了三星电子，现代汽车，LG空调这些著名品牌，虽说还不至于让中国人产生危机感，但它近年来在文化上的崛起，特别是它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让不少中国人至少在感情上难于接受。《我的野蛮女友》这样的现代题材，在中国风靡一时，只是有几个老夫子私下嘀咕，“人心不古”。而《大长今》这样的历史剧能在中国独领风骚，就让人想不通了，像中国这样有丰富历史积淀的国家怎么反而没有搞出来呢？

有香港学者就评价该剧是韩国崛起于东亚的一部政治宣言书，是韩国傲然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身份证。它的目的是要与中国争夺儒家文化主体精神的解释权。与之相印证的是今年韩国端午祭被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反倒落败。

这一现象在国内激起了持续讨论。明星张国立直言，“碰巧看过一集”，“根本不感动，只觉得愤怒”，甚至要求限制韩剧在中国的播放，理由是，“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光着急没用，龙应台女士就不无揶揄地说：“我们的文化‘从未被奴役过’？是吗？那么，没被‘奴役过’的文化，就拿出13亿人的创意来和别人比吧。”这一下子点到了让国内业者泄气的软肋。文化产业背后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心，中国文化产业如何与韩国同行一较短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韩国银幕配额制度的实质是在文化产品国际交流中树立贸易壁垒，以便维护本土产品的市场份额。很多中国人在这一事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文化产业之所以比不过韩国是因为政府在保护国内市场上做得不如韩国。 但韩国文艺界人士并不这么看，众口一词表示，保护市场对于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影响甚微，《武士》一片的导演金性洙甚至说：“我们干这行，最怕政府来保护我们，他们别管我们就OK了！”

《大长今》的导演李丙勋介绍，那时各影院和电视台都放韩国国产片但没人爱看，“当时我们开玩笑都说，‘昨天你是不是又看韩国片了’，意思是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但不能否认，配额制度在韩国影视产业起步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对于中国是否应该设立自己的配额制度保护中国的影视产业，国内不乏议论，譬如韩国影视作品在中国长驱直入，但中国作品却很难进入韩国，是因为韩国市场太封闭了。当我征求韩国朋友意见时，他们的反映是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事实完全相反。

在韩国影视公司眼里，中国虽然没有名义上的配额制度，但中国对于国产影视作品的保护远远超过韩国，中国政府可以用行政指令要求全国院线统一放映“国产大片”和主旋律影片，这样的力度比韩国当年要大得多。

国内有媒体报道韩国对于优秀文化作品创作者给予重奖政策，言下之意韩国优秀作品叠出是因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报道说韩国政府新设“出口奖”，对每年的出口产品和单位评选出10个奖项，像电视剧、电影、音乐等产品一旦获“出口优秀奖”，就有奖金500万韩元；还有“国务总理奖”为最高奖项，奖金1000万韩元，“文化观光部长官奖”奖金500万韩元，“特别奖”奖金300万韩元。这些数字粗看挺吓人，但我到韩国后才注意到，在小店吃一碗拉面要1万韩元，1斤牛肉要6万韩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