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龙应台：文化到底是什么？ （四）

这样定义下的文化政策，就有两种必要的作为。一是减，一是加。

减，是设法去除“弊”，关掉有碍文化发展的齿轮。譬如把所有“禁止”街头艺人在公共空间表演的规定取消。譬如与交通部门格斗，让一株老树存活下来，少拓宽一条不必要拓宽的路。譬如与工程单位对抗，让某一栋作家故居保留下来，少盖一栋酒店大楼。譬如与公园处协商，让公园多留一点自然的草地，少建一点水泥硬地面。譬如与教育局沟通，减少学生上课时数，让孩子们到音乐厅、博物馆、老城区里接受一点美学的熏陶、培养一点历史的情愫。

加，是设法去兴利。英国政府规定彩票收入的28%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物馆就得以生存，年轻创业的艺术家也得到补助。瑞典立法严格保障知识产权，作曲家因而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作家因而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德国政府高额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买得起票、看得起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升。纽约政府通过补贴，让18岁以下的人可以低价看演出，因而培养了年轻人的艺术修养。伦敦采取博物馆参观免门票措施，欣赏者的数字因而激增。

在台北市推出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之后，房地产的开发商就不再能轻易地砍除百年老树。把民间成立基金会的门槛降低之后，推动文化的民间基金会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倍增。制定了公共艺术的法规之后──譬如说，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公共建筑就有了艺术的品位，公共空间不再随意地被难看的东西填满。设置了新人创作奖金，艺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就得到了鼓励。改变税法容许企业对文化的捐赠抵税，企业对文化的捐赠马上增加，美术馆、博物馆就多了起来。近年来，以文化政策为手段促进国力最戏剧化的例子，当然是韩国。受到1997年的经济冲击，韩国从1998年起提出“文化立国”的施政战略，把文化产业列为发展国家经济的龙头产业。1997年制定了《创新企业培育特别法》，针对数字内容产业予以激励。接下来出炉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二十一》、《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等；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文化产业局、文化产业基金……在短短几年内，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大国。

所以，文化需不需要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好多镜头闪过脑海。

我记得，坐在议会闭门的预算审查会议里，反对党提出要删除我所列出的“台北国际诗歌节”的预算。我先解释台北市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诗歌节来深耕文学。面对全球，看见反对党的代表面无表情，不为所动。唇舌都焦了。最后，我说：“你们要删这笔预算，得准备踩着我的尸体过去。”议员立即暴跳如雷。

我记得，为了通过《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来保护台北城内的树木，我如何训练公务员去低声下气地和府内每一个工程单位协调，如何派出我的“美女部队”──文化局的女性官员，去议会进行地毯式的游说。

我记得，为了保住一片即将被拆除的老旧社区，用历史记忆和人文价值的观点试图去和工程单位的首长沟通。我记得，在一切努力都被推翻的时候，我如何与长官翻脸。

我记得，在市长亲自主持的闭门会议上，我曾经如何与警察局长观点对立，认为警察荷枪实弹逮捕在酒吧里跳舞的青少年并且容许电视摄影机随行随拍，是违反人权的野蛮政府作为。我记得，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我和劳工局长是如何大声反对市长的消除娼妓政策。“我不会留在一个道德保守的、只为中产阶级价值服务的政府里头做官。”我对市长说。政府只是泥土

怎么可能不需要文化政策呢？如果没有，政府那个不能被我们信任的大机器里，就缺了为文化把关、为文化发声、坚持文化价值的齿轮。当文化愿景和政策被白纸黑字写进了政府的施政纲领的时候，当文化政策的执行会在选举中被选民和媒体拿出来用放大镜检验的时候，当文化部在政府组织里有一定地位的时候，文化所需要的“地盘”──包括它的预算，它的独立的性格，它的不容侵犯的自由，才开始有了保障。

在独裁体制里，任何政策可能都是假的，只有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是真的。但是，我们在谈的是文明社会，或者说，我们在谈的是任何一个向往文明的社会。在向往文明的社会里，文化政策应该是文明的捍卫者，文明指针的建立者。当国家领袖指着古城下令它变成工业中心的时候，他的文化部长应该大声说，对不起，根据本城《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它不可以成为工业城。当交通部长主张城墙要拆的时候，文化部长可能全力抵制。当安全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要禁某一本书或者警察单位以保护“善良风俗”为名要取缔一场展览或者一个市长要把历史街区交给地产商开发的时候，文化部长可以把厚厚的文化法规拿在手上，说，不可以。

他可以随时拍案而起，掷下帽子辞职。

文化政策重要，是因为它不只要求政府在文化的领域里必须做些什么，它更规范了在文化的领域里政府不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政策，没有法制，那么自由、文化所呼吸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

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机制把种种彼此矛盾甚至彼此抵消的力道爬梳清楚，对照愿景和目标，画出一条清晰可循的路来。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它不是从上而下的监督、管理，更不是权力的干预、操纵或控制，而是一套机制，有效地透过整合来创造文化发展的最佳条件与环境，也就是说，文化政策的目的在创造文化发展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它绝对不是，而且不可以是，一套“最高指导原则”，它只是一畦丰润的有机土壤，让人民的创意和想像力能够在土壤上着床，发芽，绽开自由的万种新苗。

政府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泥土，只是让人踩的泥土，民间才是花朵。土是为了花而存在，本末不可倒置。

谁的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是一套聪明的办法去实践一个社会的文化愿景，但是，文化愿景怎么来？你说古迹保存重要，我说开发至上。你说少数族群、低收入人民的文化权必须受到重视，我说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一。你说国际水准的歌剧应该大量引入，我说本土的式微传统艺术才是我们最该花钱的地方。你说前卫艺术值得支持，我说前卫艺术是骗人的，小学艺术教育才是重点。

谈愿景，穷人还是富人的愿景？既得利益者还是边缘者的愿景？统治者还是反抗者的愿景？都会精英还是农村草根的愿景？这些愿景可能南辕北辙，毫无交集。谁说了算数？总统？文化部长？学术精英？还是公民投票？

文化政策的体现，在于资源的分配。受到重视的项目，就会得到资源，迅速发展。那长期得不到资源的，可能就慢慢萎缩，凋零。问文化愿景，其实就是在问，资源放在哪里。一块饼，怎么分，有什么原则可以依循？

愿景怎么界定牵涉到三个层面。首先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任何一个文化政策的制定，首先要做一项“看不见的工程”，就是做基础调查：文学、视觉艺术、影音艺术、表演艺术等等不同的领域里，有多少创作人口、多少欣赏人口；软件与硬件，供与求的关系如何。在文化产业方面，出版、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画廊、计算机游戏、观光旅游等等，产值的曲线如何，发展的趋势如何。市民的文化消费行为是什么：多少人一个月看几场戏、买几本书、听几次音乐会；什么形态的音乐会有多少人在欣赏？多少人渴望看《歌剧魅影》音乐剧，多少人期待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多少文化设施照顾到儿童的需要，多少又服务了社区中的高龄人口？

这些基础调查做过之后，社会的文化体质才会像X光下的骨胳一样清楚呈现：资源得到太多的是些什么，长久受到漠视的是些什么，最有潜力发展的又是些什么。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用缺乏数字管理的能力来解释中国在明朝以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数字管理在文化的领域里和任何其他领域里一样关键。没有科学的基础调查，所谓愿景的制定犹如瞎子摸象，可能离社会的真实需要非常遥远。我在大陆的很多城市看到巨大宏伟的博物馆──那是人民的文化愿景吗？博物馆巨大而空旷，里头的文物少得可怜，里头的访客更少得凄凉。博物馆之巨大宏伟，与城市人口不成比例，与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准和消费能力，更不成比例。谁，用了人民的钱，去建了那样伟大而荒唐的文化设施？在决定兴建之前，他做过多少科学的调查、数据的整理？

第二个层面是，专家的意见必须渗透界定愿景、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城市的规划，历史建筑的保存，文化产业的发展，艺术教育的落实，创作者的培育与奖励，表演团体的扶植，艺文补助机制的建立等等，没有一件不是高度复杂的专业学问。文化决策者必须让学者专家的知识进入到行政体系内部来，作为决策的基础。

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人口只有100万，却有八个专业级的儿童剧场，代表该城对儿童美育极为重视。英国伦敦花很大笔的预算重点补助25岁以下的创作者，美国纽约强力补助青少年买票看戏听音乐，韩国汉城则选择补助电子游戏的研究发展。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在设法维持自己人民的创意水准，因为人民的创意水准就是国力的依据。而如何看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如何发挥优势，专家的知识研判不可或缺。在台北市文化局的三年半中，我大概亲自主持过上千次的咨询会议，还不算下属各层级官员各自召开的顾问会议。因此当一项政策推出时，它其实幕后经过几十次的专家咨商，有些重大法案，还经过上百次的聆听。因此每一项决策其实都已经融入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意见，推出时就已经是一个共识的产物。愿景，就通过这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沟通而产生。

我也目睹某些城市组成无数的专家委员会，然而委员会真正的功能，只是政府的橡皮图章，为官员背书。在这些城市里，文化愿景往往只是技术官僚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想像图。民间的专家学者空自拥有知识，但知识对政府决策不发生一点影响。知识界和政府之间因为没有深度的沟通、辩论和对话，社会也是割裂的，共识不容易出现。而当官员的想像蓝图是错误的时候，他的“政绩”就是人民的灾难。

第三个层面，或许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层面：文化愿景的形成，必须来自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参与。只有参与，可以凝聚社区意识，可以产生文化认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1世纪初此刻的香港。150年来，香港都是一个过渡的地方，人们来这里打拼、挣钱，但是既不付出真情，也不投入承担。欢乐和悲伤，婚礼和祖坟，系在东方的原乡。儿女的未来，托付给西方的异乡。香港，是路过，不是承担的地方。

一次示威游行，赫然50万人上街。走在街上的人们虽然互不相识，也不需要交谈，但是顿时间发现了彼此对这个社会的期待和责任，也意外地发现了一直隐晦不明的集体焦虑和渴望。西九龙计划引发社会的反弹和争吵，表面上看起来闹哄哄，事实上，争吵史无前例地团结了文化界，而在不断地争吵和辩论中，香港的未来轮廓却一点一滴地变得清晰，人们在争吵的过程里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也更明确地看见了共同的“愿景”。

这样的共同愿景，就是文化政策的基础。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龙应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