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的传统，其范围其实是无限广大的，其所指总是依据某时某地某一语境中阐释者的意向及解释框架（前理解或范式）而定的。在当代解释学看来，人类的传统就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在九曲十八弯的漫长历程中，总有众多的支流不断汇入，又有不少的河叉分流而出。在汇流之前，也许清浊缓急判然有别，如泾渭之分明，乃至汇为一体，就不再见出原本的形态了。文化传统就是这样，原典与日常生活实践，形而上与形而下，总是迥然相异，而传统却总是活在行进中，活在阐释中，活在日常实践中。它总是在过程的某一时间空间增加或装载些什么，又在另一特定时空卸下、删汰或丢失些什么。所以，传统总是将那些与“当下”实践有密切关系的东西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传统活在阐释中，活在“转换”中。从这一意义上讲，一切为我们今天所关注的传统，都具有当代性。
因此，在今天还争论传统与现代的二难、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高低得失，已不具有实践意义。可以揣测，大多数人在原则上无疑都会赞同“会通中西古今”的命题。在我看来，这些争论已不再是一个理论前提问题，问题是一种现实状态，其“时态”是现在进行的。也就是说现今的中国当代文化，本身即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马列文化与西方文化三元汇一、浑然一体的交融型文化。不管传统派、西化派还是融汇论者，都只能从这一基本现实出发。
当然在这一交融性文化内部，各种因素仍有独自的特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依附于血缘人伦的观念形态与日用不察的生活形态，通过本土语言传递的文化脉胳，在文化整体中保持了一种漫漶而深邃的基础文化特征。而马列主义在近一个世纪的传播、灌输与再造中，已成长为一种十分深厚的当代传统。作为一种从西方发端的文化，它已与我国当代制度文化建立了根本性联系，通过数代人的承传，成为强有力的文化基石，并已上升为主导性意识形态文化。而西方文化（主要是西方近现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及现代性理论），在中国现代化实践，特别是物质文化中居于绝对地位。在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格局中，它已迅速渗透并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化的性质。从理论形态上它仍是当代知识界理论界的主要思想资源。
从根源上看，三种传统的浑融为一有其特定的契机。比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接标在哲学渊源上就有一个黑格尔的中介。黑格尔哲学与中国传统阴阳辩证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黑格尔早年教授中国哲学，尽管他后来否认受到中国古典哲学影响，但其间的相通已为诜名外学人揭橥。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也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诸多相应的契合点。再如中国对近代西方科技与物质文化的接受，似比西方自身更显宽容，更为顺遂。西方由于宗教神学的桎梏，科技革命颇经历一番艰难。而中国人的价值之源从未真正寄托于人格化的上帝观念之中，没有西方那种万众？信而不疑的创世神话与神学传统，因而像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种在西方引起巨大反抗的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却异常的平易，几乎没遇到什么反抗。其它如物理、化学、天文、医学等科学知识，也却为中国先进的知识者欣然纳受。这与中国文化中非神、事功、重农、务实一路的文化传统相契相通。可以说，中国当代三源合一的浑融传统是中国基于自身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西方进行选择、吸纳，进而融合重铸的过程。它既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体，也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西体了。
然而从三种主要思想资源的比较来看，中国古代文化资源仍是一种弱势资源。与以马列为主导的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和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主导的物质——制度文化相比，其极为丰富的资源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掘。囿于西方现代化的时间进化观或进步观，国内知识界更偏于否定其反异化式现代性批判的当代意义，坚持古代文化原典的所谓客观意义。其实古代文化传统的本义是否就是客观论者所认定的本义还是一个大有争议的问题，而我们今天的着眼点在于其“现代转化”，在于其作为资源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古代传统文化的积“？”积弱当然是与五四以来的彻底反封建和现代化即西化的认识有关，而其今日的复兴则必得先有观念上的解放和改革。由海外来风吹起的80年代文化热，可以看成是一种弱势资源在久抑之后的一种强力反弹，其反向运作的转折意义有引领风气洞开新识的“启蒙”意义。而9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则反映了由80年代造就的过渡型文化人寻找独立的文化本位的诉求。
90年代新保守主义的兴起，首先是由中国当代文化现实发展自身提出了迫切要求所致。这主要是在经历了政治一元化、经济一元化的发展模式之后，我国文化的建设已逐渐提上社会发展的议事日程，文化已逐渐成长为当代经济、政治、文化三元结构中的一根日渐重要的支柱。在经历了80年代对所谓“蓝色文明”的向往与仰慕之后，西方模式的完美性及对中土的合用性开始受到质疑。且随着移用及实践的深入和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人们开始具备对西方现代化的多种不同模式进行比较鉴别的能力。在这种比较与实践中，罩在西方文化上的迷离光环逐渐被抹去，而其先天不是与后天痼疾则日益显露。因而我们回过头来眷顾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反省与检视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曲折经历，就似乎是势之所至，理之必然。
其次90年代新保守主义的兴起还有两个外部因素，其一是冷战结束后，当代世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回流和亚洲东方文化复兴论的影响。其二是由海外新儒家和新海外学人这一中西之间中介文化层的推动。这一部分学人兼通中西两种文化，眼盯西方与中国的当代发展。他们的共同性是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情结，这使他们大都热衷于光复和张扬中国文化。而其中早年的海外新儒家更着重于为西方社会结构的拼图抹一色东方的亮丽，其立足点主要在西方，或者说在西方文化中建立独异的学术基点。而新近的海外学人则更乐于关注国内的文化发展，保持了浓重的介入与“干预”传统。但他们共同的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两栖特征已使他作用样失去了本位之思的基础。尽管保持一定距离的远观也许更为冷静、全面，但更容易丧失国内知识界那种面对现实难题的感受的直接性和求解的迫切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9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虽与五四以来的保守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们并不能将二者简单地混为一谈。今天的新保守主义，其特点就在于“新”。它所代表的是当代学人对80年代激进主义文化所进行的历史反思和自我反省。是面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丛结而回身“退而结网”。同时，随着文化相对独立地位的确立，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将发生重大调整，以确立学术思想研究作为文化建设深厚基础的基本体位。
实际上，尽管传统文化的复兴时有耳闻，但究其实则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是因为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弱势资源在当今既不具备语言和教育的承传强势，又不具备制度文化的强大主导地位。更不具备西方现代物质生活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具备的那种冲击力。语言是储存传统的水库，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一种文化。而作为传统文化承传载体的古代语言忆成为比英语更难学更深奥的、远离了现代文明的“文物”或“遗址”，繁体字尚且无法辨认，更何谈什么古代原典。教育是人类文化的社会“贵传”的基本方式，而当今教育中的那点可怜的古代文化学习，最多只是一种点缀。古代文化在当今只是还葆有“J了后的爵位”而已。因此有人惊叹文化保守主义令对主流文化造成什么威胁甚至危险之类，其实是风声鹤唳，大乖其实的。传统文化的弱势地位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改变。这绝不是一两句“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便可以一蹴而就的。
因此，三种传统基于中国当代现实的创造性融合，相辅相承又相反相成，相互约制又相互补充，以重铸中国当代新文化，达成传统的现代转换，是比较接近于实际的一种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