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前写了《北京人的素质有待提高》一文，引起了争论。今天再说说北京的城市管理能力。
《北京青年报》2 0日发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消息，说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推销药品的8种陷阱，其中包括“义诊”、“免费试用”等等，市政府的目的在于提醒市民提高警惕，是一番好意。我对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北京青年报》的好意非常赞赏并且感激，但同时也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既然有人设陷阱搞欺骗，政府有关部门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报纸所说的这些药品推销陷阱在北京确实是愈演愈烈了，只要上街，总能碰上。特别是散发小广告的，排成了队，行人走路，要“过五关，斩六将”。老年人活动的地方，或者小区门口，这类推销人员堂而皇之，挂起了红色横幅，有时候穿白大褂，有时候连白大褂都不穿。对于这类活动，我一向是避之犹恐不及，因为囊中羞涩，经不起一骗。但上当受骗的人一定不少，否则如何会有这么多的推销人员，而且居然能常盛而不衰？我曾想，政府有关部门不知道是否了解这类现象。现在看来他们是知道的，而且知道得很详细。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知道，为什么不禁止？有没有相关法律？如果没有，为什么不弄出一个来？如果有，那谁是执法的？他们干什么去了？
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比如收购药品的小广告禁而不止，到处贴，都写着“最高价收购”。药品储存和使用时有特别要求的，市民手中的药储存是否得当？是否过期？患者服用之后是否会有不良作用？这些都是问题。我想象，既然小广告上有联系电话，那抓住他应该不是什么难事。载人飞船都上天两次了，公安部门抓这类不法商贩还能有多难？可是，年复一年，就是管不住，小广告依然像膏药一样墙上地上到处贴。
扩大一点范围，还有北京火车站前卖发票的。每次到那里，都会有一些人向我推销发票，看样子大多是外地农村的， “发票”，“发票”，“发票要吗”。他们一定是受人雇用。发票事关国民经济健康运营，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经营的吗？国家由此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为什么没有人管？
还有，我曾说过的，市内许多公共汽车站站牌上的站名都被“游2”“游4”等公司的广告覆盖了，违规者堂堂皇皇地站在那里，为什么就没人管？这事情究竟有多难？
见到这类现象，我总要想起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日子。说起来，我自己都有些心虚了，好像我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月亮都是外国的圆”。但冷静一想，这没有什么，国家要振兴，就要虚心学习，只要是长处，都应该虚心学习，管它是谁的呢？我们已经放下身段，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为什么不能放下身段，学习别人社会管理的经验和建设政治文明的经验呢？实际上我们从民国就开始学习，都快学习一百年了，现在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
那么就说说在澳大利亚药店买药的情况吧。澳大利亚没有街头推销药品的，买药必须到药店，而药店必须有执照，有资质，药剂师必须有资格证书。我曾在那里的药店买过几次药，发觉所买药品的盒子上都有一个标签，上面注明我的姓名、药店的名称、买药的时间，以及药剂师的名字。如果是处方药，还有开处方的医生的名字和他医院或诊所的名称。每看到这种标签，我都会琢磨一番。显然，那是留待产生纠纷时打官司用的，药店的电脑里必定还有一份，一旦某人服用了某种药品出了问题，法院凭这张标签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相关责任人。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大概，任何违法经营都将受到严厉处罚，人们不敢。因此，那里的药品市场向其他商品市场一样，秩序非常好。我想，这就是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当然，国情不同，不能简单类比。澳大利亚只有区区两千万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我们的十多倍，人的文化素质也高，管理的难度比我们要小得多。管理一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开放的大都市，的确不容易，北京市政府也在努力，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批评他们不作为。不过，说他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够，还需要改进，管理城市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大致是不会错的。
根据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政府要加强管理，多为百姓排忧解难。中央全会以后，各级都会结合自己的工作学习，研究如何贯彻。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途径全面了解他们贯彻执行的情况，我们只能从身边的现象观察，看他们做得怎么样。
2005年10月23日 来源：新华网 网友：许博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