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民族文化的密码

时至今日，在社会主义改革大潮中，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来自不同国度的文化产品和他们的语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的涌入我国，对于国人来说，好象只有目不暇接的学习与接受。这并没有什么过错，但与此同时，却对我们民族文化和我们为之骄傲的母语形成无比强大的冲击，学习外语早以被很多家庭和个人认为是通向“大好前程”的必经之路和必要条件，甚至有的家长在孩子刚出生时就让他们学习外语，难道他们想把自己的孩子祖国未来的希望和接班人培养成一个“外国人”吗？难道他们不明白语言本身的内涵其实就熔铸着本民族文化的烙印吗？难道他们觉得让自己的孩子学习母语是一种低级与屈辱吗？然而多少的海外游子和华人在听到“中国心”这首歌的时候，禁不住热泪盈眶，归心似箭。只因那是一首来自魂牵梦萦的故乡用母语唱出的歌谣，只因那是一首饱含着民族文化和他所熟悉的故土的声音。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不断的汲取各国各民族优秀和精良的文化与技术来发展自己，补充自身不足的行为的正确性，但是作为一个有着优秀而博大的文化传统的国度里的公民，应该在充分汲取和吸收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与养分的同时，才去寻找和学习其他优秀的文化来发展自己。母语则是本民族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个民族之间区别的象征。近年来的出国热、考研热却着实为难了一大群作家，学者和年轻人，他们每天为“高深”的外语搞得苦不堪言，筋疲力尽。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成长在自己母语的环境里，在不自觉的中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进而生成具有明显民族特征的文化观念和语言习惯。所以，当我们在学习和接受一些不同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产品时，就会不自觉的接受其他国度和民族的文化和习惯。然而，不论身在何处，母语将永远是我们华夏儿女的烙记，同时也为之而自豪。当我国著名歌唱家宋祖英走进维也纳金色大厅时，用母语唱响民族旋律时，着实让外国人惊叹，着实让国人振奋，但是，如果我们假设，她用英语去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民族的深深依恋时，也许就不会表达得那样的酣畅与纯真，我想虽然不会蔼然失色，但也会平淡无奇，更不能振奋人心。都德的《最后一课》之所以震撼人心，便是由于侵略者不但占领土地，还禁止征服者使用自己的语言，企图借此抹杀一个民族的记忆。那才是最彻底的劫掠和杀戮。

在国外，很的的学者，作家和诗人，他由写作中获得幸福感，在他的母语使用的地方，他确信，他的喃喃自语正被千万只同一种语言的耳朵倾听。共同的生存境遇，让他和他的读者有共同的关注重心，而共同的文化背景，则使他们能够听得出哪些是正声厉声，哪些是弦外之音，哪些静默不亚于洪钟大吕，哪些笑声其实是变形的哽咽。他与他们之间不需要解释，暗示既是全体，更多的是相视莫逆。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家最可怕的情景之一，便是从母语中离去，不论是主动的出走，还是被动的放逐。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往往就此终结，至少是黯然失色。作家张爱玲自从出国赴美，他亮丽的歌喉骤然暗哑，因为英语的子民听不懂更不要听那些弄堂深宅里旧式家庭的悲欢恩怨，那些畸形的心理，微妙的龌龊，残酷的报复，看不分明也不耐烦看那些变幻的月色，霉绿斑斓的铜香炉，那些自几千年历史深出生长出的东西。对于他们，这种距离不会比两大洲之间的那片水面更近。在看管公寓的美国老太太眼里 张爱玲只是一个孤僻的房客，“好像有（精神）病。”这便是英语世界里她存在的意义。她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红楼梦》研究，想来一定体会到“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的肃杀悲凉，既从书里，更从书外。她被迫失语，因为没有听众。

一个人他可以加入不同的国度，使用不同的语言，然而面对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些深处的东西仍然无法转译转达，无法获得对等理解。它们涉及的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一种文化的深层编码，它们都被封存在母语里，对一些人会敞开，对其余人却长久缄默。我们如何使美国人懂得为什么“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同样，一个精通汉语的学者，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理解俄语中对苦难和献身的一往情深？语言的可靠性甚至在肤色上。余光中问的尖锐：“当你的情人改名玛丽，你怎么能送她一首菩萨蛮？”晚年居住在巴黎的屠格涅夫曾写下这样的话：“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思念着我的祖国的命运的日子里，给我鼓舞和支持的，只有你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只有对母语抱着这样的爱，才能够把握那一支族系的血脉，贴近那片土地的秘密，从而使自己的生命借助作品的力量得到延伸和扩大，使生存变得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