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 ——怀念恩师蔡仲德先生

2004年2月13日，一个悲痛的日子，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北京大风骤起，天空阴霾如铅。下午3点37分，北大医院干四6病房，在爱女一声声哀婉的呼唤中，在同事、学生、亲人依依不舍的泪水中，先生长睡不醒。

先生已与病魔搏斗了两年多。

2001年9月中旬一个周五的晚上，突然接到先生的电话，说自己到北大医院检查身体，被怀疑得了肺癌，所以要我准备两周后接替他上《中国音乐美学史》大课。我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先生虽然年逾花甲，但一向身体非常好，平时我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的步伐，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和癌症联系在一起呢？我问是否确诊，先生说要再做一次CT检查才能最后出结果。但由于音乐学院的合同医院北大医院病人多，只能预约到两周之后才能做CT检查。我知道尽快确诊和治疗是生命和癌细胞的赛跑，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哪能坐等两周之后。放下电话，我就急忙联系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的朋友，安排先生在第二天去做检查。

周六一早，我和丈夫王旭东打了一辆出租车到北京大学燕南园蔡先生的寓所接上先生直奔301医院。路上，我安慰先生说，也许北大医院诊断有误。301医院的医疗设备先进、医疗水平高超，应该能有一个正确的结论。我既是安慰先生，也是在述说着自己的期盼，期盼着新的检查结果的出现。然而，当我在301医院CT检查室面对屏幕、听大夫讲解之后，我的期盼被打碎了。检查结果显示先生确实患有癌症，而且是晚期。在回北大的车里，先生语调平稳地叮嘱我们，此次检查结果最好不要告诉宗璞老师，以免她担忧。可以想象，此时此刻，先生心里正在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折磨和情感冲击，多么希望有人分担这种心理重负。但是，他首先考虑的是家人而不是自己。我为先生对妻子的深爱而感动，答应不和师母议论病情。到家后，师母宗璞老师关切地询问病情。开始我们支支吾吾，但面对心细如发的师母，最终只得以实相告。

11月中旬，先生在北大医院做了首次病灶切除手术。众多关心先生情况的同事与学生一大早就围在病床前，随后将先生送到手术室。手术从上午持续到晚上，将近9个小时，达到预期目标。从手术室出来到特护病房不久，先生就醒了过来。他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了“谢谢”二字，以表示对医生和护士的感谢。

以后的日子里，病魔没有投降，反而更加肆虐。扩散的癌细胞更猛烈地侵蚀着先生的身体。先生辗转于北大医院、北京肿瘤医院、空军医院之间，做了各种大小手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有段时期，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骼，导致先生全身疼痛难忍，一贯坚强的他曾对我说：“我每一秒钟都在疼痛之中。”每次想到这句话，想到先生的痛苦，我总会喉咙堵塞，难以说出话来。先生一生以治学为生命之最重要意义，在身患重病期间，仍然不停止学术研究与教学。家人、同事、学生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都劝他静心修养、专心治病，不要劳神费心于他事。但先生置若罔闻，拖着病体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生命最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写下了5万字的《陈寅恪论》，修订、增订了近百万字的《中国音乐美学史》与《中国古代音乐美学资料注译》，出版了论文集《音乐之道的探求》，在学院举办了公开演讲，开设《士人格研究》课程，为两位博士研究生、一位硕士研究生讲授专业课……。

二

我首次见到先生还是80年代末。当时中国音乐学院邀请先生举办一次讲座，而我正在中国音乐学院读中国古代音乐史硕士学位，自然不会放弃这次机会。讲座中，先生随手拈来的典故、倒背如流的文献、精辟独到的见解、洪亮铿锵的声音令我折服。

再次见到先生已是十年后的1998年3月。听说先生可以招收中国音乐美学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我试着给先生打了一个电话，表达了自己报考的愿望。先生非常支持，当时就约我面谈，这就使我在燕南园57号再次见到了先生。考虑到先生当时的学术地位，而自己是跨专业考试，对美学了解甚少，面谈时心存忐忑，非常紧张。先生对我鼓励有加，培养我的自信，放松我的情绪，使我最终有信心考试并顺利入学。后来我才知道先生从不以大家自居，对所有求教的学生均是如此，即使对慕名写信者也是有信必回。

在以后六年的学习、工作中，作为学生的我，对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先生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提倡者，更是这种精神和思想的实践者。这种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渗透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中，所以他的每一篇文章才会先令人耳目一新而后使人沉思，在得到知识教益的同时受到精神的启迪。他对历史、现实众多问题的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每每有真知卓见，往往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先生对“五四”精神的弘扬，对人本主义的提倡，无不显示他对历史的披沙拣金、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先生做人如做学问，卓然独立，刚直不阿。我曾经为此特地向他请教“知行合一”问题。先生告诉我，传统文人由于复杂的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很难做到“知行合一”，但当代的学者必须努力做到独立意志、自由人格。即使在面临巨大压力、最困难的情况下，也一定要做到：可以不讲想讲的话，但决不讲不想讲、不能讲的话；可以不做想做的事，但决不做不想做、不能做的事。

先生是把学术研究视为生命存在意义的人。在涉足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三十年中，用功之勤，成果之丰，令人惊叹，使人感动。即便如此，先生还不甚满意。他不只一次说过，他感到很惭愧，因为给社会的贡献少了，而且还因病给家人带来了非常大的负担。我说：“您只要好好活着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就是对中国音乐美学界的贡献。”几年过去了，在我懒惰和懈怠时，每每想起先生说过的话，都使我感到惶恐，只有振奋精神，继续努力向前。

先生是一个对后学极其严格又真诚关怀的人。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都知道选修蔡先生的课程是一件收获大但决难偷懒的事。我在三年的学习中，就切身感受到了他的严格。一年级的研讨课是导师和学生两人的小课，所以没有引起我的重视，但第一个研讨题目就由于自己的案头准备工作不充分，讨论的文字稿被先生退回三次。此后的研讨课题我再不敢马虎。博士论文的写作，从选题到定稿都进行得异常艰苦。初稿完成后，又进行了十二稿的修改方提交，最后几稿的修改先生是在病榻上完成的。从这些严格当中，更感受到先生对自己的关心。我明白，先生对学生的严格和关心，既有对年轻人的爱护，也基于对学科发展的责任。把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发扬光大是先生的希冀，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三

凡见过先生之人，无不被先生渊博之知识、飘逸之风度所吸引；凡读过先生文章之人，又无不为先生思想之深邃、行文之严谨所折服。作为学生，我更无时不享受着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这份宝贵的遗产，既有他所生长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化培育之因素，也是他自身修养求索之硕果。

先生是浙江绍兴人。他常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他像故乡的众多先贤一样，穷则善其身，达则济天下，清白做人，快意人生，并用生命实践了其倡导的超越精神、干预精神、独立人格的现代化知识分子品格。

先生早年毕业于大学中文系，原本与音乐无缘。毕业以后，他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当了语文老师，无意中为培养中国的音乐英才开始了打基础的工程。几十年后，他当时的学生还记得他课堂上严厉的纪律要求和课下繁多的诗文背诵作业。即便身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他仍不坠青云之志，异常敬业，异常坚忍，积累着爆发的能量，寻找着突破的机会。当文化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他迅速以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扛鼎之作——《中国音乐美学史》站到了学术的制高点上。之后，他扩大研究领域，涉足中外文化交流、反思现当代中国历史发展、剖析古代中国文化中一个独特的标本——“士”人格、以独特视角切入哲学大师冯友兰的研究，等等。他像一颗生命力极强的种子，撒在哪里都能发芽，而钻出地面就耸入蓝天；他像一条山溪，在蜿蜒中也不停止奔流，冲出峭壁就成壮美的瀑布。他以自己的生命历程注释了“自强不息”这个古老的词语。令人痛惜的是，在他学术的黄金时代，病魔使绿树突然凝固成化石、使瀑布骤然冻结为冰川！

先生已去，但师容宛在，师情犹浓。先生对中国音乐文化的贡献将随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出其重大，先生的奋斗故事将永远激励着后来的人们。先生的人格、精神没有死去，并将因岁月的打磨、世俗的衬托而放射永恒的光芒，就如黑夜里远方闪烁的星光。所以师母在给先生的挽联上写的是“你在火星等我们”。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蔡仲德先生是我心中的巍巍高山、坦坦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