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出版业的完美救赎

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涉及到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出版行业作为文化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其的行业系统改革，则成为了这次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

出版业的改革，势在必行

出版业存在的意义在于生产和提供出版物、满足群众多层次的文化需求。从这个层面上讲，出版业繁荣的根本在于面向市场。事实上，当前我国出版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普遍不足，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在出版领域中体现的十分不明显，整个出版行业资源的配置方式，还大量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具体表现为：在文化体制改革开始之前，我国的出版社一直在“事业身份，企业运作”的模式下运营，成为典型的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而新华书店则垄断着“出版物全国总发行权”和“教材发行权”。

出版社双重身份的尴尬处境，不仅背离了文化事业单位的公益性质，同时也有悖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机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出版社双重性质的弊端日渐凸现。市场机制下，出版社的身份性质与业务性质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并已严重的制约着出版业的繁荣和发展。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兑现入世承诺，图书发行市场必须要逐步放开，新华书店的垄断经营已经于法不合。因此，改革现行体制已成为出版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首先，出版业“事业身份，企业运作”的模式，践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机制、忽视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致使出版业在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的今天缺乏了应有的市场竞争力。如今的文化市场，已经成为多元化的文化产品集散地，并已逐渐打破界域的局限，实现了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统一。复杂的市场格局，加剧了文化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任何文化产品，都必须在国内和国际文化市场的充分竞争中，才能真正谋求到发展。随着我国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和国内各项改革的稳步推进，出版产业再也是一个非竞争性的行业，其行业的竞争性将会日益加剧。游离于市场机制的现行出版体制，致使我国大部分出版从业单位缺少市场运营的机制和应对市场挑战的经验，甚至一部分单位必须依靠国家的扶持政策才能勉强维持生计。而这则从某种角度折射出当前我国出版业的整体竞争力水平。在出版业竞争性不断增强的今天，出版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市场竞争基础上。因此，出版业的发展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解除体制性弊端。

其次，出版业“政事不分，政企不分”的状态，弱化了政府在出版物市场管理中的作用，致使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盗版现象猖獗，制约了出版业的发展。盗版是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侵犯，也是对合法出版单位创新精神的打击。市场机制下，竞争决定生存，而品牌则决定着竞争。盗版的出现和猖獗，不仅打击著作权人的创作积极性，同时也影响出版单位的营销创新。因此，盗版问题是出版业的毒瘤，盗版一日不除，出版业则一日不得繁荣。现行体制下，政府作为出版业的产权所有人，其工作重心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出版的具体业务上，而忽略了其作为社会秩序维护者和公共权力的行使者职责履行，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盗版。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法律意识的增强，盗版已经为人所深恶痛绝，同时出版行业竞争性的不断增强使得创新意识和品牌观念深入人心，而盗版恰恰是创新和品牌的天敌。因此，为了发展和繁荣出版业，也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惩治侵权，要求政府必须切实地的履行好保护知识产权的职责，而改革现有出版体制、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则成为政府履行保护知识产权职责的首要之务。

文化体制改革，中国出版业自救的开始

回首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即逐步实践着政企分开。从最早的出版社完全从属于政府部门，到后来的企业化管理，再到当前改革过程中对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要求，每一步的努力都是在探索出版业市场化的道路，都是为适应市场机制而做出的调整，只不过相比其他行业，它的进程慢了一些。

这种市场化进程的缓慢，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即出版行业自身的意识形态属性阻碍了他的市场化进程。出版业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产业，出版业既肩负着提供公共的精神产品的职责，也肩负着生产不同层次的物质商品的职责。从这个层面上讲，出版业的从业实体，既应该是国家的文化宣传部门，也应该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门类。现行出版体制，就是基于出版业的这种特殊性质，才赋予了出版社深夜单位的身份，同时又允许其企业化运营。这种体制，有两头沾的好处，既可以确保出版业的发展方向，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出版业的市场化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各项改革的深入，制度上的模糊定位越来越站不住脚。同时，这种两头粘的体制在执行过程中也确实滋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并已严重到制约出版业发展的程度。市场体制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进步，要求出版也必须改变有悖于市场经济规则和政治文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而出版业自身的发展也要求现行体制的“破冰”。因此，改革即是社会大势所趋，也是出版业自救所在。

如今，出版单位总体上作为公益服务组织的性质并不明显了，而其作为营利组织的性质却越发凸显。因此，将这些营利性质明显公益服务不足的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将它们推向市场，让他们面向市场组织资源拓展市场，这无疑会赋予它们更大的赢利空间。但鉴于出版业意识形态的属性，还必须一定程度上保留事业编制的出版单位，以此来传递正确的思想观念、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确保出版行业整体的发展方向，这对于国家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是十分必要的。很好的处理上述问题，那么出版业必将迎来发展的春天。

2003年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基于上述的思考，设计了“除人民、民族语言、盲文等政治性、公益性较强的出版社外，其他出版单位以及科学技术、竞技体育、音乐美术、生活休闲等报刊社以及事业建制的新华书店都要进行改制转企”的改革方案。2003年6月，文化体制改革进入“试水”阶段，出版业按照中央既定方针开始改革实践，新华书店的股份制改造初见成效，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为首的大型出版企业竞争力初显提升，改革成效明显。

这一切都说明，我们改革摸索踏上了正确的道路。2005年末，中央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总结和肯定了改革试点经验，并要求文化领域妖精定不移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是对前期改革的肯定，也是对后期改革的要求。在这样的契机下，出版行业的改革必将稳步有序的推进，出版业也将因此而实现自我的完美救赎。为此，借用高尔基的名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呼唤出版业完美救赎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