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信仰，再造民魂

一、世界性难题：物质与精神的二律背反

自从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19世纪以来，从西方开始的工业化在带来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其中最大的伤害莫过于给人类带来了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和精神文化危机。伴随世界经济奇迹而来的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巨大消耗、人口的剧增、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恶化。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精神上却越来越空虚，发生了严重的思想文化危机，导致社会价值目标的错位和人文精神的失落，造成了各种社会心理疾病的大量增加。应该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满足。随着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的繁荣发展，教育的不断普及和提高，特别是由于高新科技的应用、国际文化的交流和文化自身的创新发展，一批新兴的文化艺术形态相继生成，现代大众传媒广泛地走进人们生活，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但是人们的精神支柱和基本信念却发生了动摇，人与社会的异化问题却空前沉重。一方面是严重的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和信用危机，另一方面是深重的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和心理危机。面对日益深重的信仰危机，尼采曾经宣称“上帝死了”。由于人的深刻异化，佛罗姆感叹道，“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 “上帝死了”，宣示了传统信仰的崩溃。“人死了”则标示了理想人格的幻灭。心灵的太阳陨落了，道德的高原下陷了，感情之树枯萎了。人们的精神世界陷入大失落与大混乱之中，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精神文化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镇、法兰克福学派对此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社会批判，其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既是富裕社会，也是病态的社会，是一个“伤风败俗的精神错乱的社会”，“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信任成了负担”。人的异化的突出表现，一是物化。人们沉湎于追求物质生活的快乐，甘于接受金钱的支配与奴役，思想萎缩，精神空虚，处于混乱迷茫之中。二是动物化。人们滥用本能冲动，在走向“物化”的同时走向“动物化”，道德沦丧，肉欲横流，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盛行。正是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许多有识之士指出，虽然当代发达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高度富裕，文化生活极大丰富，但精神上却陷入了困境，出现了畸形的精神贫困。看来，现代化的物质文化生产与高水准的物质文化消费生活，虽可满足和扩大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但并不必然使人产生高尚的理想和情操，达致人的精神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

回望中国，人们同样可以发现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这一特定的二律背反现象。在二十世纪中期那个 “激情燃烧的岁月”，物质生活虽然极度贫困，文化生活也极为单调，但是人们却拥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崇高的社会理想，在宗教狂热和个人崇拜的迷狂中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情操，精神世界简单而充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经济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不只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社会地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引起理想、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虽然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发展，但是面对迅速展开的市场经济、深刻变化的社会现实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人们感到困惑和茫然。一些人信仰的大厦坍塌了，理想的旗帜失落了，道德的规范崩溃了，精神的力量萎靡了。对于正统的信仰、理念和道德产生了怀疑，对于传统的人生目标、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出现了认同危机。一些人急功近利、浮躁趋时，一些文艺作品激情衰退、语言苍白，不仅缺乏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和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反而成为庸俗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传声筒。社会在抛弃个人崇拜和僵化、封闭的思想观念的同时，理想和信念以及价值观、人生观中一些美好的东西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一部分人心目中，已被弃如敝履，结果造成严峻的理想匮乏，道德匮乏和精神匮乏的社会状态。与以前肚子空虚，脑子充实的状况正好相反，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一些人肚子充实了，脑子却空虚了。

精神文化危机比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影响更加深远。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正在急剧转型的国家，精神信仰和道德理念的失范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法轮功事件就是给整个社会敲响的一记警钟。法国著名学者弗朗索瓦﹒佩鲁在《新发展观》中认为，当前西方“文化危机要比经济制度失灵更为深刻：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发生了危机”。对于当代社会物质与精神的深刻矛盾，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和观点来加以剖析，试图作出新的解释和提出新的解决办法。不过，时至今日，物质富裕化与精神贫困化的逆反运动和二律悖反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世界性难题。

二、新信仰，新理念，新道德

马克斯﹒韦伯1905年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自称要“力图澄清，在无数不同历史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中，宗教力量对于形成特殊的世俗现代 所起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是宗教改革产生的某些影响的后果”。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研究韦伯的思想时进一步发现，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存在着相互制约的两种因素，即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和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遏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现代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已摧毁了清教精神，但“它从未能够成功地发展出一种与变革相适应的新思想体系”。新教伦理曾被用来规定节约和勤俭。但是，“当新教伦理被资产阶级社会抛弃之后，剩下的便只是享乐主义”。“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这就造成了一种精神危机，即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亨廷顿认为，“在现代世界上，宗教是激励和动员人们的一个重要力量，甚或是最重要的力量。”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宗教冲突论，文明的冲突就是“诸神的争吵”。其所谓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分界线主要就是指宗教的分界线，从更深层次上说就是信仰的分界线。在基督教文明内部，东正教、天主教以及后来的新教次文明之间，在伊斯兰文明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等派别之间也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这样横跨文明断层线的国家趋向于分崩离析”。冷战时代所谓意识形态冲突，从根本上说也同样属于信仰的冲突。所以信仰的冲突比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更为根本，也更为广泛和久远。中国历朝历代无不极为重视宗教的力量，康熙甚至说过，修一座庙，胜十万兵。所谓儒外法内的治国方略，本质上就是实行政教合一。君主号称天子，代天行政，名义上以教领政，实际上是以教辅政。统治集团对待儒教、道教和佛教的态度取决于它们对于政治的作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起义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乃至义和团运动，大多依靠一定的宗教信仰甚至迷信鼓动和凝聚人心，为参加者提供正义的依据和未来的保障，使人们认识到抛头颅洒鲜血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催人奋进的力量。辛亥革命以三民主义为信仰，社会主义革命以马列主义为信仰。历史一次又一次用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信仰的巨大力量。它是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法轮功等一些邪教也正是利用了信仰的这一神奇力量兴风作浪的。

亨廷顿认为，国家利益本是由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来决定的。美国的国家认同原来是由相互紧密联系的两个成分构成的。一个是文化成分，即以新教为主、以英语为传统语言的欧洲基督教文化，另一个是思想成分，即以自由、平等、民主、宪政和私有企业为核心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创造的一系列基本理念和价值，是西方社会正常运转的思想理念支柱。以上宗教信仰和世俗信念共同构成美国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两大基石和支柱。“美国的统一自始至终建立在欧洲文化和政治民主的孪生根基之上。这两者一直是一代代的移民融入美国的立国之本。”亨廷顿以一个政治战略家的角度，对美国新移民及其所带来的文化、语言和政治影响不断增加，种族构成逐渐变化感到忧心忡忡。指出，“新移民能够同化到迄今为止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文化中去吗？如果他们不能，如果美国变成真正的多元文化，内部的文明冲突蔓延，它还能继续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而存在下去吗？”“如果美国人不再坚持奉行他们的自由民主的、根植于欧洲的政治意识形态，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美国就会不复存在，就会步另外那个以意识形态为规范的超级大国之后尘，进入历史的垃圾堆。” 亨廷顿的分析固然独树一帜，略胜一筹，但是他仍然未能揭示西方宗教信仰和世俗政治理念之间的内在矛盾。西方新教所谓天国依然还是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王国的翻版，与自由平等的民主法治体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此岸现实的世俗世界的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在彼岸天国的民主革命还没有实行，而今天被奉为世俗“圣经”的自由民主体制正是在推翻旧的封建专制体制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如果要把自由民主的原则贯彻到底，就必须对天国实行民主革命。不过，革除与农耕文明、专制社会相适应的旧的信仰和思想体系，建设与工商文明和民主社会相适应的新的信仰和思想体系，还是一个尚未充分展开的课题。不论在东方和西方，还是在南方和北方，不管政治立场和国家民族，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如何为自己和社会找回失落的精神寄托，找到终极的精神归宿？美国东亚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说：“在未来几十年中，对价值体系的求索将成为人们的一个中心要求。当前，意识形态在各地衰落，务实主义受到称颂，功利导向的政策导致对物质的追求，经济处于优先的地位。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经济成功之后又是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宗教在政治生活中的复苏。我们亦不时听到那些唤起种族和民族感情的大声疾呼。这些力量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从根本上讲，它们都代表了一种在一个失范的和混乱的世界上急于找到归宿的渴望。” 布热津斯基对西方的纵欲无度提出了激烈批评，他问道：“行将成为西方文化主流的这种追求物质享受的趋势带来了一个在政治上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西方还有没有一个理想、一套价值观念和一种生活方式可以对政治上觉醒的人类的未来作出重要的指导？”

当代中国每一次重大经济政治改革行动必定都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用意识形态突破为经济政治体制突破开路，让思想解放、观念解放为经济解放、政治解放领航。僵化滞后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已经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巨大阻力，陈旧但是已经崩坏的信仰体系和道德体系已经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消极破坏力量，它们由于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认同和社会现实的坚强支持，事实上已经与人民大众离心，与社会现实脱节，失去了人民大众的信任和信仰，丧失了对于社会现实的诠释能力。它们赖以生存和树立的基础已经前进，而它们自身却企图屹立不动。应该说它们已经被人民大众抛弃，已经被社会现实甩开，成为一件“皇帝外衣”和“空中楼阁”。这是它们的悲哀，也是时代的不幸。觉醒的人民大众正在寻找、选择和构建新的信仰体系和道德体系，社会现实迫切需要新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加以诠释、理解和引导。思想协同性和道德合法性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政治变革如果不能得到思想认同和道德肯定，必将遇到巨大阻力。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实行信仰创新和道德创新，只有实行意识形态创新和思想观念创新，才有可能重新赢得人民大众的信任支持，获得对于社会现实的诠释引导能力。

信仰与道德体系的破坏比生态环境的破坏后果更加严重。它不能不对人们的道德理念和价值取向产生重大甚至根本性影响，使人们对正常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念产生严重的怀疑甚至背叛，导致人格的扭曲和分裂，直至误入歧途。坑蒙拐骗和假冒伪劣产品泛滥，贪污腐败和假大空话盛行，表面上是商德和官德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其背后隐藏的则是价值体系的失落和道德理念的崩坏。而法轮功就是信仰和道德领域的沙尘暴。但是，最可怕也最不为人所注意的往往还不是一些明显错误的宗教信仰，而是没有信仰。因为缺乏精神上的信仰的人就容易变成只为利欲所驱动的虚无主义者，就会胡作非为甚至无所不为，敢于蔑视和破坏一切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甚至达到无耻的地步。

信仰和理念是精神文化的根系所在。精神需求首先是信仰需求。人的行为是受其信仰和理念以及价值取向决定的。一些人狭隘地理解解放思想的含义，只注重思想观念创新，忽视了道德伦理创新，更忽视了信仰和理念创新。思想观念创新孤军突进，缺少信仰理念创新的引导和道德伦理创新的呼应，逐渐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必须重新解读和诠释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全面准确地推进思想解放运动。现代公民社会，从经济视角看是市民社会，从政治视角看是选民社会。必须对根本性理论与体制进行全面反省和检视，进而进行彻底解构和重构，以信仰理念创新为主线，以思想观念创新和道德伦理创新为两翼，建设与工业文明和城市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协调的新的公共信仰体系和公共教化体制，重新赢得人民，赢得时代，赢得世界。必须重建精神支柱，再造精神家园，把对人的当下关怀与终极关怀结合起来，把实现人的当下价值与终极价值统一起来，既要建设丰富多彩的精神家园，又要为人们找到安身立命的心灵归宿，既要提供丰裕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又要为人们重建强大的精神支柱。抱残守缺、泥古不化，只能成为空壳化的形式主义“商标”和表面化的教条主义说教。这是它们唯一的宿命。干巴巴的教条和说教不仅不能奏效，反而适得其反。

人不只是经济动物，人在满足了基本物质需求后，必然会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地位提出要求。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左翼理想主义和右翼理想主义激烈斗争的时代，到了90年代则同归消沉。理想主义让位于现实主义，进而沦为世俗主义；激进主义让位于温和主义，进而沦为保守主义。一些作家、学者鼓吹拒斥崇高，消解神圣，一方面有利于瓦解封建专制思想圣殿，消除个人崇拜，促进了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另一方面也为世俗主义和保守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世俗主义和保守主义成为主潮。理想的光辉黯淡了，激情的热度冷却了。一些人甚至对于一切信仰和理想都失去了热情、希望和信心。但是，仅有破坏和解构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创新与发展。我们固然赞赏夸父追日，但如果把所有的太阳都赶走了，即使女娲补天，点燃了满天星辰，那么世界依然将会坠入无边的黑夜。我们固然赞赏后羿射日，但如果将最后一颗太阳都射下了，而新的太阳还没有升起，即使嫦娥奔月，给人们带来了熠熠光辉，但是万家灯火的事实说明，它们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光明的需求。如果心中失落了太阳，人们的精神家园就会走向荒芜。信仰和理想就是人们心中的太阳。人们正在呼唤新的太阳，期待着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两种错误论调。一是片面地强调专家治国模式和技术官僚体制，把社会管理当作基本建设项目，规划实施了一系列“社会工程”，组织了一系列社会实验，涌现了一批人类社会乃至灵魂的设计师和工程师，这就是所谓“人是机器”或者“社会机器”哲学，以为只要科学设计，精心施工，就会按部就班，长治久安。二是片面地把经济发展看作人类发展的全部内容，把经济指标看作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过度强调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并在这个前提下理解生存权和发展权。这就是所谓“人是动物”或者“动物社会”哲学，把动物性需求稍加提升就当作人的全部需求，以为人民只要吃饱穿暖便万事大吉，到达太平盛世。但是物质富裕与精神贫困的二律背反已经彻底否定了这种观念。实际上，中国古人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矫正这两种问题的钥匙，一是处理好道与术或者道与器的关系。道在术先，以道统术，失去正大之道的统领，就会走向权术。单纯的技术官僚体制和专家治国方式停留于术与器的层面，但是人不是机器，不是一般动物，它们不能解决道的问题，不能解决人的精神信仰问题。二是处理好所谓道与德或者道与理的关系。所谓道德，道在德先，得道为德。欲立其德，必先立其道。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与谋。信仰和理想不同，道德标准和规范就不同。从一定意义上说，古人所谓道就是其信仰和理念。道是公理，一般道德准则只是从其推理演绎出来的一般定理。如果说文化是人类精神的家园，道德是人类心理的围城，那么信仰则是人类灵魂的归宿，精神的支柱；在旧的信仰体系和道德规范已经失控，新的信仰体系和道德范式还没有形成和确立起来的过渡时期，我们必须尽快重建理想，重建理想主义，以信仰现代化带动观念现代化和道德现代化。

三、新人，新华，新精神

冷战不仅是两种社会政治体制的竞争，也是两种社会理想、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竞争；苏联解体，不仅是一种社会政治体制对另一种社会政治体制的胜利，也是一种社会理想、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对另一种社会理想、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覆盖。心灵的征服才是真正的征服，才是真正的不战而胜。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提出，要借鉴大西洋文明，回到欧洲文明大厦。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导致对于西方政治理念、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理想的认同，最后导致对于社会政治体制的认同。苏联解体正是体现从耳濡目染到伤筋动骨，直到触及根本的和平演变过程。殖民主义国家向来把输出西方宗教和文化作为维护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冷战以来，美国更是将宣扬美国信念和价值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部分。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扬言，美国注定要领导世界，而美国所主要依凭的不是经济、军事等“硬力量”，而是一种“软力量”，所谓“软力量”就是文化与意识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与合作。文化是制度的基础，任何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道理与观念之上的，谁掌握着文化领导权谁的制度就有合法性，谁就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谁就能获得别人自愿的服从。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他说：“美国帮助建立的国际制度不仅影响到其他国家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方式，而且影响到它们怎样理解自己的行为以及怎样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样就能使其他国家“欲美国之所欲”，自愿站到美国一边。他对美国文化的影响力颇为自得，他历数道：“即使在尼加拉瓜政府与美国背景的游击队作战时，尼加拉瓜电视台依然在播放美国的影视表演。同样，苏联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并到处搜罗美国的录音带。在1989年的中国学潮中，学生抗议者以仿造的自由女神像作为象征。从来没有到过美国的年轻人穿着印有美国大学名字的运动夹克。”他的结论是：“流行文化中当然不无琐屑与凑热闹的成分，但一个占据着流行文化传播渠道的国家有更多的机会传达自己的声音并影响他国的选择则是千真万确的。”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更不等于美国化，已经成为国民共识。在反对全盘西化甚至全面“美化”论调的同时，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彼此之间对抗、冲突的一面，忽视互动、双赢的另一面。一方面，我们要有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平等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与封建专制政治和农耕文明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正统文化总体上是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与西方发达国家发育比较成熟的与民主政治、工商文明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之间还存在一些差距。我们反对的不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基本理念，而是强加于人、企图同化中国的西方模式。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警惕另一种倾向。一些人片面地理解萨伊德东方主义学说，一味强调东方文化的优越性，鼓吹东方价值观，从旧东方主义到新东方主义。其中一种表现是从旧国粹派走向新国粹派，企图把中国特色变成封建专制文化的保护色，甚至遐想以古老的东方文化拯救世界。在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被批判的以新儒家、新国学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和国粹主义重新抬头，号称返本开新，实际上导致新的复古思潮和复辟浪潮。另一种表现是从旧左派到新左派，也就是从计划体制下的旧斯大林主义到市场体制下的新斯大林主义，企图把中国国情变成落后守旧思想的挡箭牌，缺乏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与世偕行的世界抱负。在世界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说，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将引发亚洲文明的复兴，并确保亚洲价值观最终会超越西方的价值观。为了抗衡西方文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声称要建立以东方价值观为基础的经济圈，建设“世界史上没有先例的伟大文明圈”。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信息时代呼啸而来的大背景下，一向鼓吹亚洲价值观的李光耀否定了以往的观点，一向扬言抵制西方的马哈蒂尔也软化了立场。相对而言，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则较早推出了“全球化行动”蓝图，他说，“我们的文化和思想行为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我们必须重新发掘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并且将它同全球文化交汇融合。我们必须以一种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对其他文化的尊重兼而有之的开放态度迈向世界。”我们应当对世界各国的文化成就和文化模式进行重新评估，既不是与东方发展中国家认同，也不是与西方发达国家认同，不是与东方专制国家认同，也不是与西方民主国家认同，而是与现代化认同，以博大的胸怀拥抱世界，以进取的心态走向世界，积极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勇于承担世界责任，建设与民同心、与时俱进、与世偕行的当代中国新文明。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不仅表现为物质经济力量和政治军事力量的竞争，也表现为精神文化力量的竞争。精神文化力量恰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当初中国造出原子弹的时候，人们就曾评论说，中国是先造出了精神原子弹，然后才造出了物质的原子弹。在综合国力竞争中，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物质的力量方面明显落后，如果再没有强大的精神的力量作支撑，就等于拱手投降，甘心认输，成为西方的附庸和仆从，从而让对手实现不战而胜的战略企图。如果没有独立的梦想、原创的理念和坚强的信念，就会导致对西方文化的全盘认同和皈依，永远成为西方的追随者和模仿者。如果全体人民认同和皈依了竞争对手的政治理念、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那么就会与本国政府离心离德，就会站在竞争对手的坐标原点上以竞争对手的价值体系审视本国政府的一切，将其作为批判的对象，最终导致对本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否定。从大文化的观点看，教育属于文化；从大教育的观点看，文化属于教育。相对于学校教育和学历教育而言，文化属于终身教育和全民教育。陈旧的传统和僵化的正统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信仰、情感和心理安全需要，也缺乏对于邪教和各种腐朽思想观念的免疫能力和抵抗能力。我们必须重建信仰，再造民魂，解决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社会至今仍未解决的精神信仰和道德信念难题。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文化创新本质上是人自身的创新。梁启超首倡新民，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鲁迅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其中贯穿的一条红线就是人的现代化。陈独秀举办《新青年》杂志，领导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积极鼓吹新文艺、新思想、新道德，其核心就是在于输入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和道德规范，造就适合现代社会的新国民。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文化挑战，我们必须在价值与观念层面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然而，价值与观念层面上的斗争不能仅靠这种斗争本身取胜，更重要的是要依赖价值与观念背后文化整体的强大。我们应当共织一个中国结，打造一个中国梦。当代中国的宏大梦想何在？新旧言情小说所编织的少年男女情爱之梦、新旧武侠小说所鼓吹的古典个人英雄之梦、新旧商战戏所虚构的暴发梦和新旧帝王戏所美化的极权梦能够代表和支撑当代中国吗？俱往矣。要给每一个人一个梦，承认个人价值，鼓励个人成功，为每个人实现自我价值、实现个人梦想创造良好的环境，提倡把个人的成功与国家的成功统一起来。我们不是反对积极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反对消极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要给国家一个梦，从历史和传统中汲取力量，复习中华民族昔日的光荣和梦想，宣扬中华儿女曾经拥有的灿烂和辉煌，凝聚民族共识，重构中国理想。驳斥西方中心论，祛除浓重的文化自卑心理，更不能自我矮化、边缘化，甚至自我妖魔化，重振秦汉雄风，再展隋唐气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不仅要倡导个人实现英雄梦，成功梦，国家实现强国梦，盛世梦，而且还要给世界一个梦，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负起应尽的责任，为世界的未来探明方向和目标。要高举祖国第一，人民至上的旗帜，弘扬当代爱国主义和民本主义，坚持对祖国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统一，唤起人们的广泛认同。要有作为，有担当，坚持对历史负责和对现实负责的统一，赢得人们的广泛信任。要有大国风范和世界抱负，展示中华民族的气势、信心和尊严，认真履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责任，敢于宣扬对于世界的构想和主张，坚持对中国负责和对世界负责的统一，树立当代中国的正确形象。

我们应当塑造当代中国英雄，铸就当代中国精神。过去一些人习惯于以空话套话的党八股虚应故事，一些人则迷恋于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灌输，产生了很大的反作用和负面影响，树立的一些榜样和模范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圣人，有的甚至还是潜藏的贪污腐败分子，以致于产生了一些人宁肯相信谣言，不肯相信宣传的可悲后果。一些文艺作品虽然极度强调思想性，但是往往过于直白，塑造的英雄人物人物千篇一律，高大完美，多是不近人情，缺少个性和魅力，不仅难以深入人心，反而引起逆反心理。一旦成为禁书就将成为畅销书的事实就是铁证。好莱坞电影虽然是典型的商业电影，但是却宣传了美国，不仅宣传了美国的城乡风光和风俗人情，而且宣传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让全世界崇拜和向往美国，把美国视作人间乐土和伊甸乐园。好莱坞号称梦工场、星工场，美国电影大片塑造了一个个美国英雄和时代偶像，给全世界一个梦，正是通过这些明星和神话，把美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传向世界。美国的形象和梦想成为世界的形象和梦想，美国梦成为世界梦，美国精神成为全世界的时代精神，全球西化被提升到全球美化的境界。它们宣扬的可谓真正的美国主旋律。西方文化产业号称制造快乐的产业，但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自然渗透其中，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起到了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功用。人们在认同、模仿、效仿和崇拜英雄和偶像的过程中认同了他们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思想、行为及生活方式。当代社会的坐标原点和参照系已经发生了变换。通过控制肚子控制脑子，甚至通过控制身子来控制脑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谁是当代中国的英雄和偶像，谁是当代中国的图腾和象征，谁才真正代表当代中国精神和形象？现实需要我们响亮的回答。既然我们已经承认了市场经济，就应当承认市场竞争的成功者；既然我们已经同意实行村民选举，就应当承认民主竞选的胜利者。在今天这样一个竞争社会，我们固然需要老黄牛，但更需要千里马，尤其需要创造一个万马奔腾的疆场。俄罗斯以双头兀鹰为图腾，美丽坚以驴象一体为标志，中国则以龙马精神为象征。我们不仅应当理直气壮地唱响祖国颂、正气歌，弘扬中华民族“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美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而且要将其发扬光大，培育和铸造兼具中国性和时代性，融合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精神，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引领中华民族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走向更高的境界。

（作于200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