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孔子创办儒学以来，在儒家重教化尊师长传统观念的熏陶下，在历代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而进行的多方鼓励和扶持下，两千多年来，逐步建立起了上至京师太学、国子监，下至洲县乡野的书院、教馆、私塾等笼罩全社会的教育网络。封建教育不仅机构健全，而且以诗、书、礼、乐、易，《四书》《五经》为核心的教育内容代代相袭。并建立了完备的取士考试制度，从两汉时期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隋唐时期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等等。封建教育制度，年复一年地培养着一批又一批封建文化的传承者、创造者和殉道者，当然其间也不乏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英才。
历史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建立和发展，随着沿海城市工商业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形成和扩展，中国传统文化遭到巨大的冲击和改变。封建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也越来越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了，于是新式的学校教育在中国出现。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则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开端。早在19世纪50年代传教士们为传教布道，进行文化侵略就在广州、香港、澳门、上海、福建等沿海城市开办学校。但规模都很小，程度也很低，教学内容主要是宗教和英语。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各国派到中国的传教士猛增，教会学校也就随之发展起来。据统计1876年在中国的教会学校总数是350所，学生总数是5975人，到1889年仅美国传教士开办的学校就有1106所，学生超过两万人。教会学校同中国传统教育最大的不同就是教育内容的不同，它开设了传统教育所鄙视的自然科学课程和所忽视的社会科学课程，即语言、地理、历史、数学等。这无疑是对陈腐的封建教育的一个冲击，在客观上起到传播新文化，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中国官办近代教育始发于洋务教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晚清社会进一步对外开放，清政府为了应对日益频繁的外交事物，也出于洋务运动本身对于人才的需求，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开办了一批学习“西文”和“西艺”的新式学堂。同文馆则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的洋学堂。1861年1月，清政府专门办理外交事务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总理大臣奕欣出于外交的考虑，向皇上提出“以救目前之急”的六条章程，其中第五条，主张选派各省八旗子弟十三四岁以下之天资聪慧者各4人，来京学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在奕欣等人的倡议下同文馆成立了，1862年6月11日正式开学，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外语学校。第二年又增设法文馆、俄文馆。1866年12月总理衙门拟定了一个在同文馆内训练科甲人员和青年官吏的计划，准备于外文各馆之外，增设一个天文算学馆，延聘外人教习，招取20岁以上的满汉举人、贡生等住馆学习，学业为八年。此计划曾遭到顽固势力的强烈反对，经过朝廷内外的激烈辩争，1867年6月天文算学馆成立。从此同文馆的课程大加扩充，逐渐发展成为一所文理综合的实用科学专门学堂。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官僚先后在中央和地方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他们办学的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又要依赖洋人教学。所以其封建性和买办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就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进程来看，洋务学堂的产生，适应了“西学东渐”这一文化趋势，它开设的外国语、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等“西学”课程是区别于封建教育的重要标志，是对封建教育的改革尝试。洋务学堂也确实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海军人才和科技人才。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
伴随着近代教育机构的产生，近代新学制在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后也逐渐确立起来。1898年7月3日，即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其中明确提出学校分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三级，7月10日，清政府颁布谕令：“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洲县之书院为小学。”这三级制的规定，成为近代学制的雏形。
1902年8月15 日（光绪二十八年）即壬寅年七月十二日，清政府颁布了第一个学校系统文件，是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参照日本学制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这一学制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修业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等内容。还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等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及《蒙学堂章程》等六个附件，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学制。但由于清政府认为张百熙“喜用新进”有维新思想不够可靠，对他主持制定的学堂章程甚不放心，“壬寅学制”没有实行，即被废止。
1903年6月27日，清政府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容庆等重新厘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等重新厘定的学堂章程即《奏定学堂章程》经清政府批准颁布实行。这是一个在修订“壬寅学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学制的新学制，因在kui卯年颁布又称kui卯学制。该学制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学习年限、学习课程。还特别规定，设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系列，以及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的学习内容和学习年限。
kui卯学制，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实施的近代新学制，尽管仍然保留着许多封建教育的成分，但其近代化的程度是非常明显的。它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在学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种学堂统一为一个整体，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普及教育的年限。它引进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内容，促进了普及教育数量上的发展和质量上的提高。尤其为适应工商实业发展和满足师资的要求，设立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并行的两个体系，使教育为社会生产服务，使教师职业专门化。新学制的实行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同时也受到残存的科举制的阻碍，科举一日不停，新学制大兴无望，1905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六位封疆大吏会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析》建议停止科举制度，在朝野上下一片反对声中，清政府不得不于1905年9月2日明令，立停科举，所有的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一律停止。1905年12月6日，清政府仿效日本文部省，设立学部为统辖全国的教育行政机关，裁撤了礼部、国子监、这样，从公元606年（隋朝大业二年）起实行的长达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从此近代新式学校教育蓬勃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