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到市场

从“革命” 到市场

——特殊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在近年来日趋火爆的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一些引人注目的创价位作品往往与特殊的历史题材有关。“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行情看涨，是因为这些作品的“红色记忆”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效应，它们不仅能够勾起人们普遍的怀旧情结，而且较之其他题材的美术作品更显得数量少、质量精、价值高，成为拍卖场上备受关注的一个亮点。国内收藏界专家也表示，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各国美术界对于中国的近现代绘画最重视的是两个方面，首先是“革命历史题材”和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其次才是年轻艺术家的前卫艺术。一些高价位的作品，其图像意义与题材价值远远超过了它在艺术处理上的影响，这些正说明了特殊题材的特殊意义。它们所反映出的深厚的历史背景，正是今天吸引人们注目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今天引发人们收藏的一个重要原因。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收藏行情

80年代末，“拍卖”一词对中国人来说还相当陌生。“文革”中的美术作品散落各处，其价值无人重视。组织过几次新中国美术专场拍卖的嘉德公司副总经理寇勤曾对媒介说过一件真实的故事：一件拍价30万元的画，竟被原作者扔在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从家里取出时，上面布满厚厚的灰尘。寇说：“如果他知道这幅画值5万元，而不是30万，相信他也不会这样随便放置了。”而被众多收藏家追踪的《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是“文革”时期广为流传的版画。据作者沈尧伊回忆，此画的原版已毁，失散的原版印刷品屈指可数。但是画家艾轩却得来全不费功夫，他十分意外地从一个收破烂的老头那儿购得了一张。

去年岁末《北京晚报》曾有这样一则消息，说“北京民族饭店的藏画价值约5个亿”，这批藏画中不乏李可染、李苦禅、黄胄等书画大师的精良之作。在2004年里，仅内地的拍卖公司就举行了300个场次的书画拍卖专场，拍品超过20万件，总成交额达40亿元人民币之巨，创下了历史新高，延续了书画市场自2003年“非典”结束后的“井喷”局面。其中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开册》更是高达6930万元(北京翰海)，而傅抱石《茅山雄姿》(2090万元，北京翰海)、陆俨少《巫峡清秋》(1980万元，中贸圣佳)、傅抱石《云中君和大司命》(1870万元，中国嘉德)等近10幅近现代书画作品超千万元大关……近现代书画的市场行情略呈“疯狂上涨”之态。

与名家国画相比，现代油画的收藏价格相对理性一些。前几年如刘宇一的《良宵》（成交价836万元港币），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成交价605万元人民币），成为中国当代油画成交最高记录的高价位作品，就曾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这几年，随着股市房市的低迷，艺术投资逐步升温，一度不被收藏家重视的中国近当代油画，行情逐渐看好，带动了艺术市场对“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关注。据深圳拍卖业人士介绍，在去年广州的拍卖场上，革命历史题材的画作《长征之路》和《在陕北的日子》分别以高价38万元和15万元拍出。孙滋溪创作的革命题材油画《孙毅将军》也以30万的起拍价在深圳秋季书画专场拍卖会上现身。2005年国内春拍中，革命历史题材油画更是势如破竹，沈尧伊的油画《血与心》，以627万元的价格，超过《毛主席去安源》创下中国当代油画成交的新高。而在11月7号刚刚结束的嘉德秋拍中，广东画家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以1012万元再创中国当代油画历史新高。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文革美术”作品是非常奇特的艺术。在中国书画收藏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文革美术”有着特别的感情和别样的情怀。重读这些美术作品，咀嚼那一段难忘的历史，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类作品的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有着一定的升值空间，行情是稳步走高的趋势。有的业内专家建议，收藏者可将油画投资的重点锁定在革命历史题材方面，这一题材的非主流作品和经典作品的创作手稿、局部作品草稿、习作之类极有收藏价值。这类藏品目前还未被艺术品拍卖行纳入常规拍卖项目，也未被主流收藏群体所关注，在收藏投资方面有“原始积累”的可能。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与真伪

90年代“吴冠中假画案”在艺术市场和艺术拍卖行引起的轰动是有目共睹的，它将“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真伪问题推到了公众的面前。1993年10月28日，台商赵振绶以52．8万港元在拍卖行中购得署名吴冠中的《毛主席肖像——炮打司令部》一画，这个不起眼的事件，不仅拉开了首例中国假画侵权案的序幕，而且也使人们对“文革”时期美术作品的价值刮目相看。吴冠中诉讼上海朵云轩、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拍卖，假冒吴冠中署名的《毛主席肖像》一案，历时近三载，终于以吴先生胜诉而告终。一桩并不复杂的冒名假画案件，却山重水复，几经波折。吴老先生感慨颇多。曾以《黄金万两付官司》为文，倾述自己三年来的悲愤与无奈。

曾经在万户千家登堂入室的《毛主席去安源》，后来也在拍卖市场上出现了，并由嘉德公司拍卖成功，此事一时成为媒体的焦点。可是时隔数年，围绕此画又起硝烟。据1998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有关此画的归属问题又生争端。当年此画面世时署名是集体创作，刘春华等人执笔。参加创作的几位合作者，如今向刘春华提出了画作的归属权问题。同时，原收藏单位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对刘以个人名义从馆中领取已具有国家一级文物价值的原作，并使其进人拍卖市场是否合法提出了质疑。而当事人刘春华仅以“无可奉告”来回答电台记者的采访。此事最终结果是不了了之。这一事件触到了“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著作权这个敏感问题。

应该说，“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真伪是不难辨别的，因为时间并不太久，有些当事人还健在，只要行业规范，不恶意炒作，惟利是图，应该是容易甄别的问题。困难的是著作权的问题，首先，“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不少是集体合作作品，当时因为没有利益因素，合作愉快，不分彼此。而今，画价倍增，金钱面前就不容易心平气和。其次，组织交给的任务，提供时间、经费、材料，虽署名但作品被单位拥有。第三，题材构思被采用，由组织安排更有能力的作者完成创作。这些特殊年代的特殊创作方式，在当时是没有任何契约或证明的。画作和利益不挂钩时，一切都好办，但进入市场，有了经济利益，就有一个份额的问题，这也是近来此类官司渐多的原因。例如，现在“公画变私画”的现象，就存在复杂的著作权的问题。某著名画家的子女称，某次拍卖会上的作品，是其父为某机关礼堂画的，如果一直挂在那里，或者由单位收藏也就罢了，但是它被人以个人名义拿到拍卖行上市，家属就不同意，官司也就来了。

这些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事例，说明中国的艺术市场还是初级阶段，一方面政府要加强监管，出台相关可操作的条款，另一方面，要有公正、公开、公信的专家鉴定队伍。当然，培育市场，加强职业道德，提高收藏家的个体素质和品位，也是辨别真伪、明确著作者的重要途径。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诞生的背景

有研究者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价值，以其独特的反映社会历史的意义而超越了艺术层面，它是社会历史和政治变迁的写照，是图像化的史书；同时，它又在艺术的层面上表现艺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是反映这种关系形象化的标志。因此，各种革命斗争的历史事件、各类英模人物的典型代表、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功臣烈士的丰功伟绩等题材，都是那个时代普遍和特有的描绘对象。而中国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发展历程，以及人民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职能，使领袖们的军事生涯、重大的军事斗争以及风风火火的战争生活等内容，往往成为那时创作者的首选题材。所以，革命历史题材的画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相关的各种形式的画作层出不穷。

这些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诞生，虽然不可能摆脱当时的政治环境、客观条件以及创作手法的局限。但是，许多著名的画家不仅具有时代的职责，更具有一个真正艺术家的秉赋气质，他们不断努力砥砺自身，探求高水平的技巧和方法，使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产生了一些别具一格的作品。陈逸飞当年饱含深情创作的《红旗》，一反当时表现英雄人物的流行样式，用窄长的画面描绘了三名整装待发的普通士兵，他们护卫着军旗，在黎明的战壕里等待着冲锋号的响起。士兵的脸上布满征尘，四溅的弹壳伴着硝烟，殷红的鲜血和夺目的红旗相映，纪念碑式的造型渲染了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精神。由于此画不避战争的严酷和血腥，表现手法在写实的基础上融入了表现主义的因素，因此，作品刚一完成，就遭到极左分子的封杀。《文汇报》甚至专门载文批判这幅画，称它宣扬了反动的“战争恐怖论”，画家也差点丧失了作画的权力。而陈逸飞的确有些“屡教不改”，在随后创作的《黄河颂》中，他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将画中年轻的战士画得红光满面，而且还在他的枪口上插了一朵小红花。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又立即招来不少人的非议，因为革命的战士岂能有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同样，沈尧伊的《革命理想高于天》，也经历了不平凡的创作过程。谈起往事，沈尧伊依然深有感慨，他说：“要了解那个时代，就要了解那个时代的艺术，那些画都是那个时代最直接、最真实的反映。当然，那是一个狂热的时代，但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却是真诚的。这些画和政治结合比较紧，我创作的那几幅以长征为题材的油画，就是因为在‘文革’后期，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不满，出于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动机而创作的。”在话及《革命理想高于天》时，沈尧伊有些激动，“1975年5月到8月，我沿长征路线：瑞金——井冈山——遵义——金沙江——四川雪山草地，最后到延安。沿途写生采访，画了一百多幅水粉风景写生，并完成了创作构思。当时已是‘文革’后期，‘四人帮’十分猖獗，矛头直指周总理。纪念长征40周年展览被封，《长征组歌》被禁。1976年1月总理去世，后来就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我听到消息后从天津赶到北京，也参加了这场运动。后来政治形势紧张，许多人被捕、被清查，朋友们劝我不要再画长征了，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原素描草图中，只有毛主席和红军战士，因为根据史实，周恩来过草地时正在生重病。但画家在当时激情的促动下，含着眼泪，在画面的篝火边加上了周恩来，体现了一个艺术家不畏强权的勇气和胆识。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沈尧伊当时创作的工作室就是本世纪初邓颖超学习的原直隶女子师范的教室，周恩来当年经常来此找邓大姐。这幢木结构的两层楼，在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中，外墙全部倒塌，靠画的墙面向内整个倒在油画上。当天清晨还有余震，画家爬到二楼，把油画从瓦砾堆中拖出来。画虽被砸出不少坑，但居然没有破，现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左下角还隐约可见其被砸的痕迹。同年夏天，此画基本完成，但在天津美术展览的审查中，被“四人帮”爪牙排斥出展览，还明令不准记者和出版社拍这幅画的照片。1976年11月“四人帮”倒台后，天津美院的师生把这幅画钉在担架上，抬着走上街头游行，欢庆胜利。这幅油画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与观众首次见面的。

近年进人艺术市场的这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大多出自名家之手，不少都是当年风靡大江南北，以至国内外熟知的印刷品的原作。除前面提到的作品外，还有像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州农村》、唐大禧的《人民的苹果》、陈逸飞的《红旗》、高泉的《毛主席在连队建党》、沈尧伊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等，它们不但唤起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也让人们能清醒冷静地从这些作品中去重新认识那个时代的艺术，从而揭示其特征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