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世界先进文化与中国历史变革实践交相作用的结果

上世纪之交，处于封建末世的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探求先进思想、寻求振兴之路的艰难历史变革。从金田起义、公车上书、洋务运动，到绍兴喋血、武昌首义，中国一批批先知先觉的仁人志士，面对炎黄故国沦为列强口中肉、成为一个积贫积弱的东亚弱国的可悲现实，近赴东瀛，远闯西欧，阅尽全球“主义”，寻求救国真理，可谓前赴后继，历尽坎坷。这是一个不屈不挠、悲壮而英勇的民族救亡、民族振兴的历史过程，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追寻先进文化的历史过程。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在20世纪辛亥元年发动的武昌首义，结束了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苟延残喘的封建统治。但弱小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不了广大劳工和亿万农民的利益，找不到先进思想理论的导航灯塔，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夹击中，“三民主义”没有能拯救20世纪初军阀混战的中国。

思想理论是人类文化的浓缩和提纯。先进理论是先进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先进生产力的文化结晶。在1848年欧洲革命运动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是欧洲大陆告别农业社会迈进工业时代所创造的先进文明的理论升华。作为有史以来西方文化精华之集大成，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理论界横扫千军，所向披靡，成为人类解放运动的新指南。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汹涌澎湃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洪流，给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与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开辟了道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一先进理论并使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由此诞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历史选择只遵从社会发展规律。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旧制度，中国人民用小米高粱和手推车表达了自己的选择。辛亥革命后49年里，曾先后统治过中国的满清覆灭，北洋倒台，蒋介石集团逃往孤岛台湾。历史最终选择了由一大批民族精英汇聚而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思想理论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也选择了这个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上下半叶即将交替之年，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从此插上五星红旗。随着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这是以人类先进文化的理论结晶——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无可否认的历史性胜利。

从南湖航船、上海里弄开始，中国共产党历经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多重考验与坎坷，历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挫折，历经了一战、二战和冷战以及“苏东剧变”的风雨，到今天这样一个似乎资本主义斗转星移“起死回生”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大趋势下，让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世界东方仍然高高飘扬，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成功地领导13亿中国人民实现了经济翻两番的目标，而且以全球最快的经济持续增长率向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既定目标前进，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先进理论指导、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结果，也是历史、时代和人民的理性选择。

这个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方志敏、叶挺等一大批民族精英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曾经面对旧中国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国家贫穷、民族覆亡的危局，曾经面对10年“文革”的遗患，也曾经面对20世纪末前苏联解体、东欧丕变的冲击，却初衷不改、处变不惊，以自己80余年浴血苦战、前赴后继的光辉业绩，完成了推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再从新民主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进程，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引，靠的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从理想到现实，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从20世纪初的崛起到20世纪末的重大挫折与重振，除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是这个先进理论的精髓和最有生命力的内核，除了证明即使是先进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吐故纳新才能永葆其生命力以外，并不能证明别的什么。马克思早就预言，在一种社会制度所蕴含的生产力没有全部释放出来之前，它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制度从1917年诞生到今天，还不足百年，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四百余年的历史。两种社会制度的和平竞赛甚至生死较量，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继续进行。现在论输赢，为时尚早。以人类社会的理性与正义、民主和自由、高度发达和共同富裕为特征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文化理想的最佳选择，应当而且必将成为历史的胜者。

坚持先进文化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胜利指南

文化是人类文明化过程优胜劣汰的有效积淀。社会主义及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理想，蕴含了人类自19世纪以来文化批判的所有成果，凝聚了人类文明的精华。马克思主义正是世界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而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世界社会变革发展的实践中，经历了严格检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实践，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先进性与科学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先进，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并形成了科学辩证的根本原理和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不把自己的全部理论著述都当作教条，当作一字不易的“宗教”经文，恩格斯关于《共产党宣言》的多篇序言就是最好的范例。先进文化必须作用于经济基础才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具体国家的历史实践相结合，才能引导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向前发展。列宁在俄国，毛泽东、邓小平在中国，世界其他国家曾经和正在进行的诸多社会变革，包括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的种种自我调节，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两次重大转变，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坚持先进文化发展观密不可分。党经历的思想理论路线上的第一次重大选择以遵义会议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可以完全不顾实际照搬笃行的教条，还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方法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来指导行动，这是关系革命事业成败的重大抉择。前14年，由于选择了前者，使共产党人及其追随者工农大众在“四一二”和第5次“反围剿”中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后14年，党在反省中终于让本本主义者们靠边站，始终致力于把集西方先进文化理论之大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以其卓越见识和力挽狂澜的胆魄，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舵手。曾经被教条主义者贬之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实践的检验在中共七大得到全党认同，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为基本内涵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这个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如希腊大力神“安泰”一样，双脚稳稳地站立在中国苦难深重的大地上，焕发出激浊扬清、改天换地的伟力，相继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以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路线上经历了第二次重大选择。毛泽东在西柏坡的讲话为“进城”后赢得第一场考试做了认真准备，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的实施，表明党通过了初试。然而随着党向执政党地位的转变，加上冷战时代国际形势特别是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情况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在指导思想上逐步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离开了对世情、国情、民情的真实把握，离开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导致党一度在思想上以形而上学代替实事求是，在理论上以伪科学代替真马列，在工作中以脱离群众取代群众路线，使年轻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在所谓经济“大跃进”的狂热中遭受重创；而10年“文革”的疯狂“试验”，进一步让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濒临崩溃的边缘。

对实事求是的悖离，也就是对先进文化发展观的悖离。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还经历了“两年徘徊”。“两个凡是”论对党和国家重新步入发展正轨的干扰，迫使党在思想理论上作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举措。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结合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形成了以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为主要内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并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同和拥护。这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朽生命力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贡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应对新世纪挑战的法宝

2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展开的。

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对灾难性的周期经济危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的理论批判和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崛起的历史事实中，无可否认地吸取了于己有利的教益，同时对市场经济规律也在不断进行深入研究并开出了种种“药方”，这一切，促使欧美各发达国家利用自己执政体制的优势，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利益分配格局的自我调节和制度更新，从而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固有的缺陷所引发的主要矛盾。他们通过发展高新科技和资本的全球输出，把不利因素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从全球市场获取国内难以取得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综合实力乃至国民的社会环境与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由此，当代资本主义列强不但有效缓解而且渡过了列宁认为的将导致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垂死”阶段的危机。同时他们还反守为攻，通过冷战和“和平演变”双管齐下，使陶醉于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论争，纠缠于党内权力角逐，迷恋于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并长期疏于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前苏联阵营各国，竟一朝红旗落地、政权倾覆。真理被当作教条，龙种变成跳蚤，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执政党变成了在野党，国家实力大减，社会动荡不安，这不能不说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后期纷纭复杂的对内对外实际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处的时代没有遇到的，而且许多是半个甚至一个世纪前的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思想理论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和认真求实的精神，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而指导和引领党和国家渡尽劫波迈上繁荣发展康庄大道的，正是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这已成为中国人民与世界的共识。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弘扬和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仅时刻关注和不断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把握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点，而且处变不惊，从容应对，见微知著，高瞻远瞩，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驻南使馆被炸、经济“软着陆”、98洪灾、“法轮功”问题等一系列巨大考验，在世纪之交，形成了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永葆生命力的战略抉择，是一个拥有80多年奋斗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对新世纪新形势而自觉进行的理论创新，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创新。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宏伟目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担当了新世纪继往开来的大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是改革开放27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总结，而且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成功探索的结晶。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不仅是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领导核心的保证，更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上的具体化。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但表达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适应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步入未来并拥有未来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最具活力的国度里继续取得最新发展成果的明证。

事实证明，在以综合实力论优劣的国际竞争条件下，在当今世界的知识内容和信息总量以加速度更新的现实中，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国际背景下，尽管有众多理论、学说试图挑战或取代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以工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理论体系和人类文明的先进理想，其根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真理性并未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任何先进理论也不可能为未来出现的所有新情况新问题准备好应付一切的灵丹妙药，预备好包罗万象的具体答案。作为一个辩证发展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形态会发生变化，它的“合理”内核、基本原理正是它的生命力和永恒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