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国的文化牌局

博客、短信等电子技术的辉煌后果，题写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诡异的一页
2005年，中国大众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叫喊。“沉默的大多数”终于结束“沉默”，转而成为中国最大声的群体。这个文化事变，部分修改了中国社会话语权力的老式牌局。
越过近一个世纪的岁月，经济和科技作为新的犀利元素，早已强行插入我们社会的腹部，并以“制度-经济-文化-科技”的多边互动，重构了社会营造的各种要素。看不到这点，就难以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2005的事变中，一方面是旧体制下的新经济，继续塑造着文化的功利主义品格，一方面是电子科技势力的扩张 它最初只是官营经济的产物，而后却变成了改造文化的强大动力，令体制难以驾驭。如此复杂的四边互动，营造着2005年的文化面貌。
大众从历史的坚硬茧子里脱颖而出
基于互联网技术(论坛、博客、动漫、声频和视频等)的发育成熟，网民群体迅速繁殖(约1.1亿)，他们用超大数字的点击率，勾勒出芙蓉姐姐们的“丑角”形象；另一方面，电视技术和手机短信，也塑造了“超级女生”的青春偶像。这两项电子技术的辉煌后果，题写了现代文化史上诡异的一页。
芙蓉姐姐，如一头“披着狼皮的羊”，表情嚣张地推开了中国文化的沉重门扇。有关“貌似天仙”的自我表扬，成为当年最骇人听闻的台词；她的“S攻略”，就是在论坛上张贴自己的S形身躯造型。这种零成本的身体实践，为女性草根的“翻身”，开辟了一条“光辉”道路。
继卫慧、九丹、木子美、竹影青瞳和赵凝之后，身体叙事的主流正在不断派生出各种新的流派。除了“宝贝派”“日记派”“裸身派”和“巨胸派”，更有“菊花姐姐”单手创立“蝴蝶派”,引发舞蹈界精英的哄堂大笑。她用呼啦圈道具所作的蝶化表演，是一个精妙的象征，隐喻着下列坚硬的事实:大众从历史的坚硬茧子里脱颖而出，成为数码乌托邦的主宰。
与芙蓉姐姐和超级女生遥相呼应的是，在国家和知识精英之外，“第三种话语势力”已经崛起。经过将近十年的缓慢生长，“哄客”基本完成了其在互联网上的权力布局。在那些核心网站和民间论坛，他们已经成为左右舆论的重大势力。尽管这种权力重组仅仅发生在话语层面上，但它已经确立了民粹主义的价值阵营，并注定要对中国文化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互联网哄客的崛起，国家和知识精英的二元结构，正在转型为话语的三权分立：大众、国家和知识精英。
在新的三驾马车体系里，国家继续严守威权主义立场，知识精英战成一团，大众在高声叫骂 这就是21世纪我们社会文化的全新牌局。
骂客营造出的畸形时空
哄客社会，可以大致划分为赞客、笑客和骂客三种类型，在文化畸形的当下社会，以所谓“愤青”为主体的骂客，成为支配大众舆论的主流。
骂客渴望言说的权力，却拒绝为此承担责任。在夺取话语权后，骂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口水暴力强加给了这个文化衰退的年代，使它的容貌变得更加冷酷。骂客是草原上的胡狼，他们集体出动，狙击他们的道德猎物，对于对手实施道德打击和羞辱，然后为自己的战果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没有任何现存法律和伦理能够制止这种暴力狂欢。
骂客社会在中国的崛起，固然跟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有关，但最终还是基于犬儒主义的生活策略。以“无名氏”的署名在公共空间展开反讽、嘲笑和叫骂，满足了政治宣泄的本能，却具有最大的安全系数，无需对言论后果承担任何责任。但这种痰盂里的反叛，并不能养育任何文化英雄；恰恰相反，它只能进一步提升社会的仇恨指数。
在大众荣获话语权之后，骂客改变了他们的走向，将其引入畸形和病态的时空，这是2005最大的文化悲喜剧。
他们不仅为部分学者倡导“实名制”提供借口，而且击碎了知识精英所期待的“公民社会”梦想。在这一变故里隐含着一个常识性的公理 有精神自律的自由，就是自由的死敌。
国家主义文化的新符号
就在骂客叫阵的同时，另一种文化模式却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改进，它的表象包含：第一，在“孔子学院”的名义下实施“汉语西进”；第二，向欧美推销张艺谋式的文化符号，在“中国年”或“文化节”的名义下“国粹西进”。这两种“西进”模式，构成了文化领域新的国家主义。
一直以来，那些老旧的文化符码(红色、龙狮、牌坊、灯笼、闽粤锣鼓等等)，已制造了严重的“民俗疲劳”。如果没有后来张艺谋及其奥运叙事，没有那些高跷、红绸、安塞锣鼓和穿旗袍拉胡琴的性感女人，民族符号的“进化”是不可思议的。而这些重新整合的民族符号转换为了更有魅力的国家符码。
同时，民族历史元素的采集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杨丽萍“云南映象”，推动了民间原生态文化的大规模开采；“文化遗产”的申报，已发展为“遗产经济学”的庞大行业；“国乐团”的演奏阵容日益庞大；“国学”复兴的总动员也已发动；由“国师”主编的《清史》，投资数亿人民币，俨然朱棣的《永乐大典》再世。与此同时，各种国学书刊、国学院和国学私塾，犹如雨后春笋。“国学”正在成为一张表情庄严的大牌，蕴含着国家主义的最高学术信念。
这种“国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开辟了“学术国家化”的道路。然而学术独立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理想，学术一旦走向国家化，就变为了“国术”。如果没有看到“国学”背后的“国术”本质，将无法对“国学年”做出恰当的描述。
“第四代”儒生的出牌闹剧
2005最大的 “国术”表演，是在曲阜举办的官方祭孔大典。由于演出服饰凌乱，各朝服装乱穿，甚至满清的服饰也混杂其间，缺乏基本的文化逻辑，因而仪式现场的风格滑稽可笑。但“第四代”新儒生的集体出牌，还是给2005年的中国牌局，注入了来自“知识精英”的“希望”。
陈明宣称，“儒学是国学的核心”。这是新儒生把“国学”绑到“儒学”战车上的信号。利用民众的文化和道德焦虑，蒋庆力主“儒教要重回国家文化权力中心”，成为“王学”和“官学”，藉此对抗“基督教文明”。康晓光则进一步宣称，“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用所谓“仁政”，来替换人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诉求。
“文化就是一种权力”(蒋庆语)。在这副“国学”牌的背面，露出了有关权力的深谋远虑。新儒生的权力梦想，至少包含下列三个方向：第一是思想权，也就是要用儒家“天意”来“统一”国人的“思想”；第二是遗产权，即建立所谓“中国儒教协会”，并为儒教古籍以及孔子像等无形财产申请专利保护，而以儒教内容为题材的赢利性文艺作品，均应向该协会交费，由此推动儒学经济的发展；第三是掌控权力，也即在所谓“儒家议会三院制”的所谓宪政格局中，执掌政治话语权。
那么，“新儒学”的“权力乌托邦”，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只要做简单审视就不难发现，逼迫我们放弃多元选择和统一头脑的“思想儒学”，正是文化专制；而所谓的“政治儒学”和“三院制”，无非就是对人大、政协和社科机构三位一体的简单复制；“财经儒学”则更为可笑，它企图侵吞和独占儒家的思想公产，把后者变成新儒生的敛财之道。
过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而今又倡导全盘复辟，中国文化的反省与建构，始终处于极端的涨落之中。
新儒生连中庸之道都没有学会，也未能读通“四书五经”，亦来不及作现代性阐释及话语转换，更无力分辨其中的垃圾和精华，便急不可待地推销“原教旨主义儒学”，并断然拒绝兼收本土其他学说(例如与儒家互补的道家)和西方文化的精华，其结果只能导致新的价值错位，加剧转型中国社会的思想混乱。
这是儒生的出牌闹剧，也是儒学的历史悲剧。
文/朱大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