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是“抓”出来的

说到文化，很自然地会使人联想到文化名胜、文化名人、文化名篇和文化名牌这些支撑“文化”的基本内容。而这些基本内容的存在与否，同各级主观上对文化的“抓”与“不抓”并无内在联系。

谁都清楚，沉甸甸的文化名胜，对于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文化档次具有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全国99个历史文化名城，无一不是依赖于历史积淀下来的文物古迹、文化名胜而摘取这一桂冠的。无论哪座城市，哪级领导，大家都在为自己拥有丰厚的文化遗产和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而津津乐道，有的甚至以此为金名片，轻而易举地敲开了一座座荣誉殿堂的大门。诸如恢宏的北京故宫、神秘的曲阜孔庙、威仪的西安兵马俑、令人叹服的敦煌壁画以及奇特的桂林山水、秀丽的西湖风光；又如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等等，都给当地的百姓和干部带来了实惠，为当地知名度的提升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对于这些脍炙人口的非物质遗产，谁都不会说这不是文化（事实上这是在全世界最喊得响的最具魅力的文化），但谁都不敢说这是“抓”出来的。

“抓”，尽管不等于“拔苗助长”，但眼下盛行的有关文化的抓法，恰恰很有点刻意制造的嫌疑。这里面虽说蕴含着很好的愿望，但遗憾的是这些举动违反了文化名人和名篇萌发与生长的客观规律。像我们浙江的鲁迅、郁达夫、黄宾虹、张元济、吴觉农、丰子恺、戴望舒、盖叫天、沙孟海等等文化名人，他们是“文化大省”浙江的支柱。他们就是浙江文化的金名片。但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是被谁“抓”出来的，而且，这些文化名人也最不乐意谁谁去“抓”他们。古今中外，无论是哪个门类的文化名人，他们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一定的生活环境里，自然而然地滋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他们是时代变迁和人类智慧积累过程中广积薄发的社会“成果”。如果一定要肯定一个“抓”字，说实在的，其发挥的至多也不过是为文化名人的产生和成长创造条件、提供服务之类的作用。文化名篇也同样。像代表中华古典小说顶峰的四部名著，堪称国宝的元代画作《富春山居图》，清代短篇小说代表作《聊斋志异》，巴金的代表作《家》、《春》、《秋》，几乎影响了两代人的革命长篇小说《红岩》、《红旗谱》、《苦菜花》，乐坛上的扛鼎之作《黄河大合唱》，广为流传的戏曲经典《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在我们浙江家喻户晓、男女老少都能哼上几句的《采茶舞曲》，等等等等，无论是文学的还是艺术的，所有的精妙之作，都是文艺家们通过长期的积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适宜的生活氛围里，自发地“冲动”着“喷发”出来的。它们是文艺家们智慧的结晶，是文艺家们内心情感的自我表达。这与外界的“抓”和“不抓”实在没有什么关系。

文化名牌更是如此。仅就戏剧而言，“名牌”就枚不胜数，诸如：京剧是中国的文化名牌，沪剧是上海的文化名牌，黄梅戏是安徽的文化名牌，越剧是浙江的文化名牌，绍剧是绍兴的文化名牌，杭剧是杭州的文化名牌，睦剧是淳安的文化名牌。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名牌。据说，全国拥有300多个地方名牌剧种，浙江也有10多个。它们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各自为当地的文化门面撑着大旗，亮着招牌。尽管这些文化名牌表现形式因剧而异，但有一点却完全相同，那就是它们都不是被“抓”出来的。它们既是风格各异的地域特点的艺术反映，更是传统戏剧的一代代当家人长期摸索、实践的成果。而这种摸索和实践则完全是自发的、自愿的、自在的，绝不是被“抓”着的。如果刻意要“抓”，不管你出发点有多好，最后都难免无果而终。像越剧，就曾经有人想将它改造成新的文化名牌，在表演技艺上掺进话剧的手法，在传统曲调中拌入歌曲的韵味，结果搞得非驴非马四不像，在老百姓的一片嗤笑声中偃旗息鼓。可以说，这是对刻意的“抓”一个很好的注解。

雅文化不是“抓”出来的，俗文化也不是“抓”出来的。像眼下广为流行且又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网吧文化、茶吧文化、酒吧文化、歌厅文化、舞厅文化、游乐文化等等，是谁“抓”出来的吗？不是。它们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时代所赋予的。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如果不搞市场经济，如果还是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不管谁有多么能干、多大魄力，也绝不可能“抓”出这些文化。

刻意地“抓”文化，不仅有损于文化的声誉，而且还会因此产生许多不良现象，污染社会风气。近年来，之所以千奇百怪的评奖活动愈演愈烈，五花八门的奖项越设越多，一方面固然与一些文化人热衷于追逐虚名（有的文化人以此捞点外快）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不少的领导希望“抓”出名人名篇以示政绩关系密切。这些评奖活动，催生了多少与文明相悖的东西，大家都心里有数，无非是需要它的人彼此心领神会而已。更有甚者，近十多年来令人思不暇接的文化“

节”，简直成了“抓”文化的象征。富有的地方办节，贫穷的地方也办节；上面办节，下面也办节。而且名目越来越多，排场越来越大，一掷几十万、几百万已习以为常。正如有些朋友所说的，现在只有“厕所节”还来不及注册，其它的节名恐怕早已注册完了。方兴未艾的文化节，不管最终是谁得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的办节创新不了文化，更创造不出文化，充其量只是在把玩文化，或者说是文化作秀。如果硬要把它归于文化之列，至多也只能称之为“场面文化”或“门面文化”，最雅也就是“政绩文化”。有些人急功近利，把热衷于办节说成是重视文化建设，其动因很值得研究。

我们说，文化不是“抓”出来的，文化是“养”出来的。明智而有效的举措，就是为文化铺设一张温床，营造一个春天。把文化工作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群众需求的一部分、领导工作的一部分，持续平稳地做下去。按照文化发展的规律，该继承的继承、该创新的创新，该投入的投入、该扶持的扶持，该奖励的奖励，该关爱的关爱（或许有人认为这就是“抓”？）不要风风火火地去“抓”，而要平平实实地去“养”（不是像抓卫生城市、文明城市那样有声有色地搞突击，不是像抓工业、抓农业那样声势浩大地搞会战）。长此以往，就能逐步积累，逐步丰富，渐渐地在厚实的文化底蕴上“水到渠成”地长出文化的名胜、名人、名篇和名牌，从而使文化得到真正的繁荣和发展。

谁都不会否认，“养”文化要比“抓”经济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在今天这个百业竞进，效益为先的时代，但愿像造就了大批善于“抓”经济的人一样，也能造就一批善于“养”文化的人。

这，才是文化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