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公众总体幸福感提高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宣布，今后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等方面的需求。过去，评价经济发展的时候，大家更多关注的是GDP等硬数据，而很少关注人民大众的切身感受等软数据。幸福指数概念的提出，把我们原来一味追求GDP转向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也意味着我们应重新审视社会经济总体发展和个体幸福感受之间的关系。
GDP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整体快乐水平，但同样存在着不可忽略的误差
什么是快乐和幸福以及如何增进人们的快乐和幸福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命题，也是公共政策追求的终极目标。英国哲学家边沁开创的功利主义哲学通过人们主观心理感受上的苦乐来定义快乐和幸福，社会中所有人幸福的加总即为社会的总体幸福，道德、立法以及其他公共政策的原则与目标就是尽量增进个人幸福以及社会的总体幸福。由于哲学话语中心理感受的苦乐难以量化衡量，因此以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旧新福利经济学以及建基其上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用效用或福利来衡量个人幸福，效用来自于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并最终决定于收入的多少，社会的总福利可以通过国民总收入———即现在得到政府和大多数人们广泛看重的GDP———来进行衡量。从此，在经济学的框架中，不可捉摸、难以衡量的主观幸福就被实实在在、可以准确衡量的客观收入或财富所取代。
然而，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就个体的角度而言，收入和财富尽管可以带来快乐和幸福，但两者并不完全等价；就总体的角度而言，GDP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整体快乐水平，但同样存在着不可忽略的误差。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指出，“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别的什么理由”。在此，他显然暗示了财富不是幸福与快乐的唯一源泉。
总体幸福并不是个人幸福的简单加总，而是构建一个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良好的制度环境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对客观收入和主观快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并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快乐经济学。他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即收入和快乐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快乐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对于由收入带来的快乐适应性更强。也就是说，在经历了短暂的由于收入增加导致的快乐以后，人们的快乐程度又会逐渐回复到接近于原来的水平。对彩票中奖者快乐水平的变化进行的研究表明，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的快乐没有显著的增加。这一结论显然同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一问题的预期相反。同传统经济学通过收入来衡量的客观快乐相反，快乐经济学更加强调主观快乐，重新将快乐定义为人们的主观心理感受。这表面上是一种理论的回归，但由于这种回归是建立在近年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政治哲学的发展上，并采用计量经济学技术对大样本的主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因此成为一种理论上进步。
除了收入以外，快乐经济学将研究重点更多地放到了影响快乐的其他因素上。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个人特征，如受教育程度、身体的健康状况、经历与背景等，二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如通货膨胀、失业、制度的公平性、公共品的数量与质量、环境等。传统经济学通过人们的理性选择行为来推测人们的效用和福利，也就是说，当我们观察到一个人在可以选择商品A的时候却选择了B，就意味着B给他带来的快乐要大于A。然而，由于在现实中人们对于绝大多数宏观制度安排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此通过选择来推断的效用及其蕴含的幸福就必然比较狭隘。
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将社会总福利定义为社会全体成员效用的加总，这种观点也受到了快乐经济学的批评。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英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功利主义的缺陷至少有：一，漠视分配，只关注总量的增长，忽视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二，忽略权利、自由以及其他非效用因素，功利主义不认为权利和自由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们只是间接地、而且只是就其影响效用而言是有用的；三，适应性行为和心理调节，长期处于受剥夺状态的人们，效用计算对他们可能是非常不公平的。因此，穷人的穷其实不在于他们没有钱，而在于能力的缺乏。扶贫也不在于给他们多少资金，而在于培养他们生存的能力。总体幸福并不是个人幸福的简单加总，而是构建一个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良好的制度环境，最终的结果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强求一致的。
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
快乐经济学促使我们对如何促进人类发展和公民福利的传统观点进行反思。首先，既然收入和GDP并不能显著增加人们的幸福水平，那么，我们个人、乃至人类社会冒着过度竞争、环境恶化、最终耗尽地球资源的风险，去追求自己的、本国的收入和GDP无止境的增加就失去了其意义。
其次，如何衡量主观的快乐和幸福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正是因为衡量的困难，传统经济学才采用了相对客观的收入和财富。我们应该采用一个更加广泛的指标体系来代替GDP，以反映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变化。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已经被联合国的年度发展报告采用，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纳曼更提出应当建立国民快乐账户来取代传统的GDP。
再次，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经济总量的增长应该是这一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并且这种增长将更加稳健和可持续。如果仅仅以总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就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公平，会降低弱者的幸福，而这种降低是无法如功利主义秉持的加总原则那样，通过强者幸福的提升而得到弥补的。除非这种不公平是在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下自然形成，并因此得到全体社会成员在无知之幕后的一致认可。效率并不是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公平不需要通过增加效率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它同效率具有同等的价值。
最后，政府负有对公民进行教育的义务，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古典经济学家密尔在对边沁的功利主义进行修正时说，应当区分两种类型的快乐，一种是高尚的快乐，另一种是低级的享乐。因此，在秉持自由主义、尊重个人选择的同时，政府也不再是消极无为的。它负有引导并教育人们追求高尚快乐，拒绝低级享乐的义务。教育是改变理性经济人效用函数的途径，是对抗自由主义个人选择的有力武器。当然，这种教育应当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在其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阐释的非功利、无目的的教育、将人变为真正的人的教育。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新闻链接：9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指出，今后我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方面的需求。国家统计局修复和重构原有的统计模式，不啻于是一种新的创举，所折射的讯息也耐人寻味。它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本要求，它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也必将匡正一些地方官员头脑中“以GDP论英雄”的思维定势。
王冰 2006年10月13日
来源：《湖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