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上，北京市副市长张茅认为，北京市在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四个发展定位中，宜居是最大的难点。城市应当宜居，是一种拨乱反正，也是恢复常识，回归城市自身的逻辑。哪一个城市不应当首先是宜居的呢？面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和环境压力，实现北京的宜居目标固然困难重重，但我认为对于北京的城市定位而言，也许它还不是最难的，因为宜居环境是可以慢慢建设、逐渐改善的。最难的，还是“文化名城”。
作为世界上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古都风貌、城市文脉能否保存下来，至今并没有很好解决。它难就难在不能像宜居环境那样可以逐渐建设，而是消失了就没有了。在近2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北京的历史文化面貌遭到很大破坏，胡同、四合院和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所剩不多，仍然每天都在流失。因为，它不仅要为国家首都的政治任务让路，要为国际城市的建设目标牺牲，也在为“宜居城市”献身。然而，当国家首都、国际城市、宜居城市的目标都实现了，而历史文化名城不存时，她还能再叫“北京”吗？
时至今日，关于北京独特的城市定位、文化魅力，我们还没有形成共识。现在经常说“核心竞争力”，它是指一个城市或企业难以模仿和复制的资源、价值和优势。那么北京市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是金宝街、CBD、汽车产业、中关村，还是800年古都文化？在很长的时间内，北京一直在追求香港、纽约那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震撼人心”的“现代化景象”，甚至直言要打造“中国的曼哈顿”，作为北京新的“城市名片”！其后果是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功能逐渐杂乱，作为“国际城市”的魅力正在减退。
如一个外国记者评价：随着中国争取成为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的努力，中国可看的东西却越来越少。前几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来自各国的优秀建筑家没有掩饰他们对新北京的失望——他们以为还有一个“唐诗一般美丽的北京”！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却像十几岁孩子般莽撞行事，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装？
北京仍然在乐此不疲地“变脸”。关于旧城改造，从上个世纪50年代拆城墙起，我们已经付出了过于沉痛的代价。2003年，在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南池子拆旧建新的“保护”工程，曾引致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黄牌警告。在大栅栏重演的在古老历史街区开辟通衢大道、大规模拆旧建新、造“假古董”的“保护”模式，仍然是以房地产为本的“建设性破坏”的老路。其实，通过明晰产权、居民参与、政府提供小额贷款的方式进行自助式的修缮，对旧城、老街采取微循环方式逐渐更新，已经有现成的方法和经验，是可以实践和推广的。在旧城保护方面，北京实在应该改弦易辙，有所长进，建立“首善之区”的良好形象。
顺便说到“城市名片”。在中甸抢先改名香格里拉之后，许多城市都坐不住了。珠海和四川的雅安都把自己定义为“浪漫之城”。雅号“蓉城”，以“美食之都”、“休闲之都”闻名的成都也不满意这一名声的“档次”，它为自己的新命名是“东方伊甸园”！然而，龙应台去年实地游访之后，却感到她失去了成都——她一直幻想着如《花间词》中万种风情的蜀中。她认为“最好的还是跟小巷里的人讲四川话，坐在榕树下，让一套日久年深的竹桌椅作伴，喝出盖碗茶不一样的感动”。她还建议这样宣传介绍成都：“诗社最多、读书会最多、桃花最多、桃花树下的麻将最多。”这真是令人心仪的城市理想。
北京也有类似的问题。关于北京的申奥口号“新北京，新奥运”，老舍之子舒乙颇不以为然，认为这仍然是“以新为美”的旧思维。他提出的口号是“老北京，新奥运”。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2006.02.05】 南方都市报/杨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