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怀章的文革记忆

《人殃》害人不浅！

IP为“58.19.65”的这位武汉网民，你连续在此发有三帖，且不谈署名为“汪兆国”的这两篇又臭又长的帖文，完全是涂怀章核心支持者的陈词滥调，只让大家看看你3月19号的那篇短帖，让大家再来品味一下你是如何支持涂怀章的！

你说，“状告（涂怀章）小说者都以极左为光荣”。尽管13原告是涂怀章的对立面，也就是你的对立面，这样武断的评价他人，那你所展示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品和文品呢？

你说，“只要是好小说，用什么方式发表都是合法的”。我认为只有法盲才会如是说。依你之见，涂怀章盗用书号、伪造印刷厂名、非法印制、非法销售、四处散发《人殃》都是合法的了？那要新闻出版法干吗？！我无法反对你站在涂怀章的立场上去支持涂怀章，但太过偏激、太过极端，以至丧失理智，信口开河，恐怕会适得其反！

你说，“《红楼梦》、《三国演义》也没有你说的省新闻出版局认可嘛”，这显然是三岁小儿之语！涂怀章若看到你这样说，他不知是该自豪，还是该难过？！

我倒是认同你这一句话，“大多数有正义感的人，只看谁有道理”。不过，如果你长期混迹于少数不具正义感的人窝里，耳濡目染，你多少会近墨者黑，久闻不知其臭！因此，给你一个建议：少看或完全不看《人殃》这类所谓的“好小说”。否则，总有一天你会自己看不起自己！（仅供参考）

作家无特权

时间:2006年03月22日 09时15分 作者: 王乾荣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因小说《人殃》涉嫌侵权，湖北大学教授涂怀章近日被本校１３名“对号入座”者告上法庭。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以诽谤罪判决涂先生拘役六个月。

文学界人士大为“震惊”。武汉作协一先生更在公开信中惊呼：“如果《人殃》公案尘埃落定，就会滋长‘对号入座’的恶诉之风，令作家们人人自危，文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可能会被葬送。”

文坛上一直有人说，“笔墨官司”应该笔墨打，法律不该干涉。在对“‘笔墨官司’公堂打”之“荒谬”的批评中，论者最常说的便是，“虚构”的小说，不可能构成对生活中真人的“侵权”。有人“自动对号”，是胡搅蛮缠。

我没有读过《人殃》。它是否构成侵权，法院判处是否得当，我不予置评。我只借机对“小说侵权”现象，以及人们对这种现象的反应，说一点意见。

首先我认为，“笔墨官司”一旦上公堂，就是法律的事，法律不能不管。

其次我想问：“虚构”的小说，一定不能构成侵权吗？七八年前有小说《荣誉的十字架》，连作者张士敏，也不得不承认侵犯了全国劳模杨怀远的名誉权。因为这小说的主人公，其出身、年龄、住址、籍贯、经历、职务、社会关系、主要事迹等等，均被描写成与杨怀远毫无二致，只是在“细节”上加了很多并非杨怀远所做之事，比如耍流氓、落井下石、窃取荣誉，等等，不一而足。这个“艺术形象”，令熟悉、认识杨怀远的人，一看就知道所指为杨怀远其人；然而，熟悉和认识杨怀远的人又甚感奇怪——原来杨怀远还有那么多见不得人的劣迹！张士敏就这样打着“小说创作”的幌子，以“虚构”为对付追究其侵权责任的挡箭牌，堂而皇之地将杨怀远侮辱、糟蹋了一回，令杨受到极大伤害。杨怀远“对号入座”，起诉张士敏侵犯名誉权并胜诉。此案的判决表明，法律不允许张士敏那样的“创作”。但是当时沪上有１００多位作家公开“抗议”这个判决，只有年高德劭的大作家柯灵先生批评了众作家的非理性做法。

我认为某些小说作者，正是要钻这样的空子：你说我的小说写得“真”，则我谈不上“诽谤”；你说我“捏造”，因为小说做法就是“无中生有”。如此，作者两头占理，被侵权者则有苦说不出；作者既通过小说糟蹋了他的特定目标，还能够逍遥法外。这里的问题在：你的“真”，是指向真人；你的捏造，是真捏造。真人而背上捏造的罪名，谁受得了？

当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里说了：“撰写、发表文学作品，不是以生活中特定的人为描写对象，仅是作品的情节与生活中某人的情况相似，不应认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里所说乃“不是以特定的人为描写对象”这个原则。但是小说已经“明确”了“特定描写对象”，自然构成侵权，如上述杨怀远案（尽管小说未用“杨怀远”这三个字）。

咱们可以虚拟一：假如有作家在小说里写了一个人，名李四，２０出头，家住上海，是１１０米栏奥运冠军，只要看过电视的中国人，谁都会知道，这里写的是刘翔。但是作者在李四身上，又写了现实人物刘翔所没有的、令读者感到十分厌恶的很多“细节”，你说这构不构成对刘翔的侵权？当然构成！

咱们再想想，如果任由小说以“虚构”之名行诽谤之实，请问谁还有安全感？保护公民创作自由，很有必要；保护公民人身权利，更为重要！

现实中也许有别有用心、没事找事的“对号入座”者，但这是不难鉴别的。张士敏如果与杨怀远没有“过节儿”，他也不会在小说里“虚构”了那么一位变态劳模；别的小说骂了那么多人，杨怀远为什么不“对号入座”呢？我相信，一般正常人都没有兴趣也没有工夫找几篇小说，一厢情愿地去搞什么“对号入座”。

警醒国人的道德评判和法理辩论
——小说《人殃》案给我们的启示

汪 兆 国

中国有句成语：一叶惊秋。其含义是，一叶铮然落地，预示着大自然的寒冷就要到来，于是人们准备进入冰天雪地，不得不惊恐于季节的转换。现在如果有人用棍子打落绿叶，而且以法律的名义登报昭示可以横扫大地上的绿叶红花，是否更为可怕？
2005年12月15日，湖北武昌区法院以“小说诽谤罪”判处《人殃》的作者坐牢，并且用该省发行量最大的《楚天都市报》配合讨伐作者，并从政治历史上追查批判，实在恐怖极了。难怪各地网络和全国一百几十家新闻媒体惊呼作家人人自危，海外华人作家感到恐惧，有人甚至担忧地说：中国是否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由此可以看出，武昌区法院的举动错到了什么程度？
其实人们不用担忧。自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一直是正确的，政策越来越好。果然，中央电视台、工人日报、《南方周末》、新华社等权威媒体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同时，众多作家、学者、群众发表了质疑和谴责的评论。据湖北的朋友反映，楚天都市报社当天的电话几乎被质问抗议的读者打爆了，这说明，人民信任党中央，多数人能够分清是非，敢于跟错误进行斗争。
当然，毋庸讳言，网络上出现了极少支持告状者的帖子，报上也有两三篇为其说话的文字。这不奇怪，因为自诉人就有13个之多，还有他们的后台。但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支持给小说家治罪的，毕竟微乎其微。
不过，人数对比的悬殊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轻松。能够把众所周知的创作虚构小说定成诽谤罪，背后有多少厉害角色，是不难想象的。从网上和报上争论之激烈不亚于一场战争，也可以看出。不过，除开那些人身攻击的缺乏起码品德的帖子外，综观争论的内容，不外乎两大方面：一是道德评判；二是法理辩论。
从道德层面来说，历史上，大部分自诉人参加过对作者的“审查”，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时，极左流毒尚未肃清，作者受到的是面对面的政治压力、批判与围攻，是沉重的精神伤害和实体痛苦。20多年后，作者写小说，没有真名实姓，用艺术故事批判极左现象，如果自诉人确实干过书中反映的坏事，自然受到道德谴责。但比起当初作者所受的实体压力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些人毫无反思与忏悔，却用多种手段驱动法官判作者坐牢，还用《楚天都市报》满世界宣扬其“罪过”，包括过去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仅从做人的道德来说，未免太狠太过份了。《人殃》作者受到的伤害，远比13名自诉人怀疑自己受到的伤害深重得多，作者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正是大多数人同情小说作者，千千万万有良知者出来仗义执言、进行声援的原因。
从法理上说，案情和道理非常简单：此案唯一的直接证据就是一本小说，既然没有真实的人名地名，不论情节有多少源于生活、多少是想象虚构，终归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存在”是一部艺术作品——这就是事实。无论怎样从中“索隐”、转弯抹角地找人“表态”、“作证”，绕着弯子予以“证明”，毕竟只能是以“怀疑”为根据。“疑罪从无”是执法者的基本常识，大多数群众都知道，判决者不可能不懂得。
还有比这更大更重要的道理：在全国深入进行“保鲜”教育、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并且取得一定成绩之时，在我国国际声誉愈来愈赢得世界人民赞扬之时，在并不偏远闭塞的中国中部大都市，以严肃刑法的名义作出荒唐判决，文学界一片震惊，海内外舆论大哗，这就不是小事了。
不讲道德，违反法理，不顾国家大局，这样的事情，以法律的形式出面来干，能当作小事吗？
从表面看，自诉人的能量非同小可。“13 个”之中，大部分是当地掌控过宣传、出版、民政、院校的高官，网上早就披露过，2006年2月17日《检察日报》的署名文章也证实了这点。他们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退下来，还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驱动基层法官和当地一个级别不低的媒体，尤其是拥有实权的批准者，他们不但没有抵制，反而助纣为虐。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国人的重视。
如果背后是因为“经济杠杆”或者“关系网”或者“材料的蒙骗”倒也不可怕，因为我们的国家一直在提倡反腐倡廉，与之斗争。利用职权、“权钱交易”等违法行为，只要坚持动员群众调查举报，设法置于阳光之下，他们是没有力量的。
然而，此次事件反映出某种思想观念和做法的存在，的确是国人应该警醒的。
用刑法对待老百姓的言论自由，把“疑罪从无”重新改为“有罪推定”，把涉及文艺作品侵权改为刑事案件，并且振振有词地说是“依法治国”。当绝大多数群众起来，用事实、法理和文学原理驳得对方理屈词穷时，对方感到从事实上定“小说诽谤罪”可能站不住脚时，又有人从所谓“非法出版”上大做文章；当知情人说明出版过程并非像指控者说的那样、而且与作者无关时，又有人毫无根据地出点子要定什么“非法经营罪”；当事实证明作者根本没有“经营”时，又有人指责作者在文革中写过什么文章。总之就是要定罪。难怪许多同志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种讲歪理和多方强加罪名的做法，不能不使我们忆起“文革”中的情景。
文革中，就是这样做的。曾几何时？所有的好作品都成了坏作品，所有的好同志都受到批斗，你这方面没问题，可以另找借口批斗你；你不承认？找几个人表态写材料，没问题就成了有问题。13人及其支持者的做法，与文革中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
这说明，我国在理论上批极左不够。这更证实了巴金老人提出建立文革纪念馆的重要意义。
当然，这不仅仅是个理论建设与批评问题。它告诉人们，“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应该逐步落实到每一领域，尤其法制——我国的法制建设与改革任务实在重得很啊！
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立法，法官在断案时找不到依据。有的自作主张，有的以旧案为依据，有的以并不成熟的学术讨论文章根据个人理解作依据。认识不到位的会错判，品质不好、受某种利益驱动的更可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依据。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监督，一次次采用变形的依据，案件多了，时间长了，就会由量变到质变，做出危害党和国家、民族利益的判决，真可谓后患无穷。
比如此次讨论《人殃》案的依据时，就发现了问题。
人们谈到的第一个案例是福建作家唐敏案。大家只有一个模糊的记忆：唐敏因为写小说被判过刑，于是形成了“写小说可以判刑”的历史记忆——武昌的法官把它当作依据。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唐敏的小说《太姥山妖氛》写一位民兵营长死后变牛的故事，用了真人真地名，而《人殃》没有用真实的人名地名。第二个案例是上海作家张士敏案，人们也只有模糊的记忆：张士敏因为写小说《荣誉的十字架》被判过缓刑。其实，张士敏是受某出版社委托采访全国劳模杨怀远，因意见分歧而将一部传记改为小说，其中，除主人公名字改为于妙根以外，对其任上海海运局党委委员、所发表的诗歌、独创“母子饭”、“针线盒”等、上北京开会与全国劳模时传祥、孟泰、王进喜等会见，以及周恩来总理为其盖被子等情形作了如实记载，都没有变动。尤其作者明确表示“就是写的杨怀远”，“就是要让他跳一跳”的主观动机的证明，说明与《人殃》作者的情形有着本质的不同。
事情很清楚，真正属于无真实人名地名的虚构小说被判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例。前面两案并不相同，如果糊里糊涂以两个根本不同的案例为依据，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若认定给虚构小说《人殃》可以判刑，就是由判真实人名地名的作品跳跃到了可判虚构作品的质变。正如武汉作家协会的声明所说，开了用怀疑定作家创作罪的先例，也是对我国法律“疑罪从无”原则的公然反动。其恶果和后患是可以想见的。
现在，全国人民以至世界作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围绕小说《人殃》的道德评判和法理辩论，已经不仅仅关系到作家涂怀章个人是否蒙冤坐牢的问题，而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能否实现的问题，是我们党和国家能否以良好形象立于世界的问题。在《人殃》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能把住关，不要说当今世界不能答应，将来，连后人也会笑话我们在如此重大的关键事件上，竟没有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负起责任。
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我们听到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伟大决策与计划的重要报告，听到了肖扬同志关于法制方面的鼓舞人民的报告，我们希望首先能解决已经冒出来的此类重大问题。

立场和标准的错位
——论《人殃》案的教训
汪兆国
在21世纪的今天，当先进国家讨论取消诽谤罪名的时候，我国中部的武汉武昌，居然创造出“小说诽谤罪”。湖北报载：小说《人殃》没有真实的地名人名，是典型的虚构故事，而武昌法院竟判作者拘役半年。抛开人们提到的多数原告历任高官和“背后黑幕”不谈，仅就荒唐判决而言，反映出它的关键错误是两条：法官立场和判决标准的错位。
法官不等于法律，法律公正不等于法官公正。《人殃》一审法官的屁股显然坐歪了，仅从自诉人的需要出发。其实，无论怎么七弯八绕地“索隐”、从旁推测、“论证”，但你离开了小说本身这一客观事实——它标明是小说，且无真人姓名和地点。因此，说来说去是怀疑，而怀疑是不能定罪的。假如不是徇私，就应该取公正立场，按“疑罪从无”的原则对小说本身定性。
《人殃》一审法官的另一错误是：标准错位。此案充其量只能是民事纠纷，却被当作刑事案重判。如果不是别有利益驱使，就是判断严重失误。法学常识告诉我们：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声，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而且，必须属于情节严重的才能构成本罪。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既是小说，它有主题、人物、情节、悬念、旨趣、文学语言等等，就是对真实的排除。权威的鉴定单位应该是行业协会，湖北省作协领导和名作家的表态、武汉作家协会的文章，已经有力地证明：《人殃》是一部小说，与诽谤无关。
网上或报刊讨论此案的文章中，有不少人弄混，以民事侵权的标准（即目前并非成熟的学理论文提出的标准）来谈《人殃》，这可以理解。因为多数人很自然不把它当作刑事案来对待。
但人们一定要警惕：武昌区的法官是以民事侵权的标准论述，却用刑法进行判决，用文革初批判《海瑞罢官》的方式登报声讨。联系那些原告昔日的职务来看，不能不令人生疑：事情的关键不在案情本身而在它的背后。背后是怎样？以后会怎样？
既然国内外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中央和省市委高度关注，众目睽睽之下，“小说诽谤罪”的蓄意制造者周围，应该有人提个醒：立场和标准若再错下去，当心最后付出的代价太大，尤其有乌纱帽者，不值啊！

极左远离文明和道德，状告小说者却以极左为光荣。然而，其内心也是矛盾的，不然，又怎么容不得没有真实人名地名的小说而要主张抓小说家坐牢呢？凡事都有个道理，看得出来，告状者也害怕定诽谤罪站不住脚，所以又反复说什么“非法出版”，其实，大家心里明白，有关系进行荒唐的判决，那自诉人中还有什么宣传部长、新闻出版局长，打个“非法出版”也算不了什么希奇事。但这不但不能叫老百姓相信，反而露出了告状者底气不足——一会儿强调对号，一会儿强调出版手续。其实，大多数有正义感的人，只看谁有道理。只要是好小说，用什么方式发表都是合法的——现如今，那么多好小说在网上发表，你说有什么不好？《红楼梦》、《三国演义》也没你说的省新闻出版局认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