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5日，东方网“东方评论”中发表了周瑞金先生的大作《改革动摇不得》（后被《财经》杂志转载，署名改为“皇甫平”）（后又于2月5日发表《答<东方网>编辑先生问》一文，回应了各种猜测以及阐述了写作前文的背景和用意——编者注），分析了坚持改革和如何看待、解决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本来是对知识界、舆论界的一种提醒和警示，殊不料该文却引来了一片热议。在众多回应文章中，虽不乏冷静理性的文章，但也有大量情绪性的言论。我以为，之所以出现这些出乎周先生意料之外的过激反感情绪，有一个原因，是没有完全读懂周先生的文章。
看来，这里有几个问题应当澄清：
首先，是如何看待改革，即改革之路对不对？我想，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应该说这个问题已有答案，证据是什么呢？那就是国家发展了，我们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比如，我们的外汇储备己突破了7000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量已在世界排名老三，这些，在20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传说在“文革”期间，台湾有人称：如果你们大陆的外汇储备能达到100亿美元，台湾就可以回归。而那时我们的外汇储备最低时连50亿美元都不到，今天，台湾某些人再也“狂”不起来了，他们担心的是经济上被祖国大陆的发展速度边缘化。抚今思昔，不能不说这是改革的功劳。从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看，确实也大大提高了。过去中国的贫困人口有好几个亿，现在降到几千万，这也是事实。反观我们每一家每一户，对比改革开放前，收入、住房、吃穿用等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现在过年大家都说没“年味”了，主要是吃、穿丰足了。改革确实给国家、人民带来了好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周先生提出“改革动摇不得”，我认为并不错，我们要继续发展，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就必须坚持改革。
有人针对当前社会上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国企资产大量流失，以及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等问题，认为这些都是改革造成的，是市场化、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因此，认为应当对改革进行“反思”，更有人提出了“改革到了应该停下来好好反思的阶段”。还有人提出要“搞清改革是什么再辩该不该动摇”。我理解，这些过激言论是基于以上社会问题的发生而出现的。
平心而论，这些问题均是事实。对此，周瑞金文章也没有回避，他指出了以上这些社会问题，并进一步分析：“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的问题，阻碍在于既得利益层的利益机制和格局，使改革的整体效率曲解成‘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让‘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得已通行无阻，越演越激。”我认为，周瑞金先生讲得不错，而且比要对改革进行激烈“反思”的那些人更冷静、更理智。
这里需弄清的是，改革进程中发生的这些社会问题，是改革措施的初衷即本身固有的问题，还是在推进改革中旧体制、旧机制、旧观念从中作祟而“扭曲”了改革的形象？因为提出“反思”本身并没有错，我们要发展、要进步，当然要不断反思，以避免错误。但反思本身也有一个对象的问题，即反思什么？是对改革本身（包括改革的理念、机制、政策方针等）进行反思？还是对改革中存在的旧体制、旧机制、旧理念（这些是造成社会不正之风的根源）进行反思？这两种“反思”的对象不同，而反思的结果当然也不同。假如要对改革开放的理念、路线本身都要进行反思，那就是在动摇和否定改革的信念，是走回头路。而假如反思的是后者，即研究如何避免旧机制、旧体制、旧观念对改革理念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干扰，我认为这样的反思才是需要的、迫切的。因此，当改革逐步深入时，我们就越是要坚定改革信念不动摇，不要把旧体制、旧机制、旧理念对改革的干扰所带来的社会负面问题，当作是改革的必然结果，或错误地认为这就是改革的目的、“本质”或“内涵”。
我们党在80年代就明确提出了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让老百姓都富起来，现在新的一届中央领导仍然坚持这一条路线，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改革发生动摇。当我们在反思社会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干出那种“倒洗脚水时把孩子一起倒掉”的傻事。因为改革本身没有过错，错的是旧机制、旧体制、旧观念所形成的干扰势力利用改革营私舞弊造成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我们的改革一切都是十全十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是个新生事物，它的完善和贯彻，就有一个过程，在开始制订这项改革政策的时候，人们也还无法预见到旧机制、旧体制、旧的观念会有那么强大的干扰力，对改革的“袭击”会是那么来势汹猛和出其不意。但这是总结教训的问题，而决不能由此而引出对改革本身的“反思”。
周瑞金先生在文中提出：“今天，我们又（在改革中）走到一个历史拐点”。初看这句话，一般人似乎较难接受，我也曾产生过“是不是故弄玄虚”的想法，但细细想来，特别是通读了周先生全文，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大有深意。“历史拐点”的提法，不应曲解为当前正在发生某种大事件而使改革有嘠然而止的危险，它应该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转折进程，也就人们常说的改革到了又一个攻坚阶段。攻什么“坚”？周先生的文章中也讲了，当前新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是“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咋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因此，他在文中正确指出：“当前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深层次体制因素的表现，尤与行政管理体制息息相关”。这样的分析是恰如其分的，也是对的。
举个例子，房地产开发应走市场化的路，这总是对的吧，而要实现市场化，则需采用市场机制模式进行操作，如土地批租就必须公开招投标，阳光操作。然而在某些地方，一些政府官员与房产商勾结起来，违规批租、野蛮动迁，损害老百姓利益，而官商双方均攫取暴利。造成这一局面当然不能归结于市场化机制，而是在旧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掩护下，官商能够进行非阳光操作而不受监督。你说，对这样的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应该去责难和否定市场化机制的改革本身呢，还是应当去责难和否定旧的行政管理体制？
又如，当前出现的贫困地区孩子上大学难的问题，我认为也不能笼统地把一些贫困学子上不起学归咎于改革的失误，它实际上包含了好几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大学扩招、造房子添设施，在国家财力无法全包情况下，收费增高乃不可避免；二是确有一些人利用教育权力乱收费搞腐败；三是大家都应承认，现在大学多了，扩招了，使过去没希望上大学的孩子有了希望。大批原先连想也不敢想的家庭，现在也为上大学发愁了，而要在过去，恐怕连“发愁”的资格也没有。四是一些贫困家庭，尤其是西部贫困山区孩子，由于他们所在的地区、家庭尚未脱贫，然而上大学的“潮流”却“提前”来到了，所以，他们就有点不知所措。其实，上大学难，还是个社会发展的问题，是社会共同富裕目标尚未实现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改革“剥夺”或“造成”了上大学难，而恰恰是由于推行了改革，大学办多了，扩招了，更多的贫困学子有了希望和可能。没有改革，大学还像70年代那么多，每年也就招生那么个数，大批贫困学子的读大学希望潮也涌动不起来，上大学难的社会问题也就没有了。但是，再走回头路，贫困学子和他们的家长能答应吗？
综上所述，可知当前坚持改革不动摇是多么重要！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改革才能求发展，只有发展了，才能化解或根本解决目前出现的社会问题，而要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不出现或少出现既得利益集团攫取社会财富、独享或过度享用改革成果，阻止或限制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通行无阻，防止出现过度的“集团利益（族群利益）”“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就必须对原有的与改革不相适应的行政体制进行政革，亦即过去我们常说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已经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而这恐怕正是周瑞金先生提出“历史拐点”的真正含义。
当然，推进政治（行政）体制政革，其难度显然比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难得多，是真正的“攻坚”。北宋时，王安石推行变法，但他根本不敢、也从没想到要对当时宋王朝的封建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妄想利用原有的政治体制推行新法，其结果是最后被蔡京等利益集团所利用，北宋的变法也彻底失败，王安石设计的利民“新法”竟成为利益集团的“外包装”。看来，那些“批皇（甫平）”、“否周（瑞金）”的声音，大都还没有读懂这篇《改革动摇不得》的文章，这就显得有些浮躁了。
来源:东方网作者:陈云发2006年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