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许明、花建主编的《文化发展论》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正如书名所示，本书是谈“文化发展问题”，它不是某一具体文化现象的发展过程的描述，而是有着在“大文化”观支配下对其发展规律的理性思考。
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热衷于在古与今、中与西、民族与世界二元论思维框架中讨论不同，《文化发展论》有意识地将人类文化发展视为具有共性发展规律的现象，将中国文化发展视为人类文化发展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而就其内部而言，无论是华夏文明的奠基与元典创制，还是帝国王朝的盛衰与东方气象，还是少年中国的成长与文化涅槃，在文化的古今呈现出某种一致性的轨迹与特点，而这些又远远不是中与西、民族与世界的视角所能够把握的。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直到现在仍非常活跃的“文化研究热”过于把目光聚焦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正在发生着的文化现象”不同，《文化发展论》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大文化观”。这种大文化观不仅能够包容泰勒所定义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而且能够把威廉斯所区分的“理想的文化定义”、“文献式的文化定义”和“文化的社会定义”一网打尽。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文化发展论》中不仅能够看到为人类文化发展有着奠基作用的古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悠久与经典，而且也能够看到转型时期诸如“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本土化与全球化”、“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间的各种文化矛盾的纠缠，我们甚至能够看到日常生活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投影、社会变迁对文化多样性的作用以及文化进化漫长而不可逆转的推动力。
在《文化发展论》中，著者将中国文化发展作为文化发展论中解剖的一个重要对象，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文化转型作为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任务，将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作为自己所欲实现的目标。这也就是论者所意识到的“我们处在中国文化第二次转型的起始阶段，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获得文化自觉和某种历史感。我们且把本书作为我们对中国文化第二次历史转型的一种祷告。”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发展论》的立意与胸襟立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现实，同时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文化”理论。
曾军 2005年12月23日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