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的品质

我爱人在媒体做记者,最近,他们刊物受领了一个宣传任务,中心内容是著名作家刘白羽逝世后，立遗嘱将其手稿与收藏的文物全部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一个在新中国有影响并担任过一定职务的名作家，除了他的手稿与文献以外，他所收藏的一些书画作品也有不少珍品，如吴昌硕的对联条幅，黄宾虹的山水等。当然，像李可染、关山月、黄胄等人的作品均不止一幅。可贵的是，这份遗嘱是老先生四年前就理好的，而且子女也无异议。对于那些熟悉艺术市场的人，看看这些书画的作者清单，就知道其价值几何。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这种品质是令人敬佩的。

刘白羽是个文学家，收藏只能算是他的一项业余爱好。他对自己藏品的处理却是许多收藏家无法比肩的。收藏家及其品质的确不是一个纯个人的问题，因为你的藏品，往往与一段历史见证紧密相关，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并非是一个人或一小群人能够消受的起的。在归属上，它可能在某个历史阶段隶属某国或某某个人的，但从长远看，它的人文历史价值应该是属于全社会和大众的。唐代开国皇帝李世民，虽然治国有方，名垂千史，但他把东晋王羲之的名帖《兰亭序》殉葬昭陵的自私，使后人多有微词，对文化的承传多有损伤。再如著名的元代大家黄公望的山水名作《富春山居图》，先由同代画家沈周收藏，后在明万历年间传至大画家董其昌之手，再传至的吴之矩。吴将这幅精品传给同样爱好收藏的儿子吴问卿手中。顺治年间，吴问卿在弥留之际，因珍爱《富春》如同自己的性命一般，竟做出了将此卷作殉葬的荒唐决定，幸得他侄儿吴子文，知道此画的价值，乘众人慌乱之际，及时从火中救出，方免于难，前段被烧去数尺，画作被烧成两段。现从记载不难看出，文化艺术精品是举世关注的，前述的《富春山居图》遭遇，均是有史书记载的。没有《富》图，谁还知道历史上有吴之矩、吴问卿和吴子文，但是，人们对吴问卿和吴子文的态度和看法一定是截然相反的。这显然关乎到收藏家的素质、修养和眼光，但更重要也是更本质的，终究是品质的问题。

前段时期引起观众广泛兴趣的大型历史纪录片《故宫》，提到了一个闲云野鹤般的人物，故宫的许多重要藏品，就是源自他的收藏，他就是在民国初期有“民国四公子”之称的张伯驹。张伯驹一生倾其财力，醉心搜罗古代文物，1956年与夫人潘素将其收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等珍贵书画捐献国家。张伯驹曾对朋友说：“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畲的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畲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游春图》，是我把弓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英旧居）买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了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房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样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张伯驹1982年去世，去世前，他因为级别不够，一直住在一间八人的病房中。曾有人站在医院大门口不平地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再听听张伯驹收藏的目的吧。他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斤，魄力过人。其实，我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他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在1936年溥心畲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我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十分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显然，收藏家中有张伯驹的财力、见识、胸禁与作为的人是凤毛麟角的，但他的品质显然起到了楷模的作用。收藏人与收藏品相比，人的生命显得短暂多了，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藏品的价值也要比人的价值更大。想明白这一点，拥有者的胸怀可能就会宽广些。从赚钱的角度来投资收藏，或把收藏作为获利的手段，或把藏品当成私有财产留在家中“把玩”，显然都不是最好的选择，也不够资格担当“收藏家”的称谓。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首先应该是爱好者，进而成为研究者。他的收藏是他的财产，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珍贵的遗产；他的拥有是因为他与藏品的机缘，他的责任是妥善地保护它们，并使它们有一个好的传承与归宿。这是一个收藏家应有的品质。我们不奢望每个收藏家都把毕生的喜好的藏品均捐献给国家或博物馆，但是，给它们一个好的条件，有续的传递渠道，应该成为一个大家共同遵循的职业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