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精英们营造出一种盛世美感和暴君美学，两者共同使用着以古颂今的献媚技巧，臆造汉武、盛唐、康乾的盛世狂欢，重温狂欢中的大一统梦想，煽起梦想中的英雄主义和救世主义。
中国知识精英犬儒化
近几年来，随着“盛世”主旋律的风靡，知识界再次扮演了吹鼓手的角色，不止一位社会名流振臂高呼复兴中国传统文化。2004年10月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号召重评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近两年，一群中年“儒者”提倡所谓“王道政治”，煽起“少儿读经运动”，还有人再次狂妄得目无地球，写出名为《儒家文明整合全球》的专著；同时，国人开始玩起祭祖宗运动，从“祭黄帝”到“祭孔”，排场华丽和造势夸张。《2005中国曲阜孔子国际文化节祭孔大典祭文》，也是民族主义和盛世的双重奏：“小康初成，大同在梦。欣逢盛世，强国威风”。
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传统，特别是高喊“民族复兴”的权贵和知识精英，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赚钱方式和消费方式，他们的家居用品和学术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数生活细节，甚至细节化到内衣内裤。
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精英们充满改革激情，但其后屈从于官权的收买，致力于权力、金钱与知识的合谋，变成跛足改革的受益阶层之一，精英的御用化和戏子化与人文精神的小品化和犬儒化同步泛滥。精英们无法为大众提供良知示范，也无法为社会提供高品味的文化产品.所以大众文化的风靡，既是官方意识形态崩溃后的正常现象，也表征着知识界的无灵魂状态的急遽普遍化——既是道义良知的匮乏，也是知识诚实的空白（学术腐败的泛滥）。
由于知识精英无法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粗俗平庸的大众文化来填补空白，也就势在必然。致力于权力、金钱与知识的的合谋知识精英们，没有资格苛责赵本山们、木子美们、芙蓉姐姐们、超女们、新民谣的作者们、迷恋气功和商业娱乐的大众。
本该在精神上“先富起来”的知识分子，即本该承担社会批判与公众启蒙的责任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成为执政集团的附属物，成为执政党操纵大众的辩护工具；另一方面变成了文化商人，操纵着精神鸦片的生产和销售。他们在自艾自怜地感叹人心不古和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却仍然以独霸的话语地位进入权力的中心和文化市场的旋涡，既当执政党的高级幕僚又做大资本家的高级马仔，通过出卖学术诚信和道义良知来完成了知识与权力与金钱的结盟，也就完成了自己的私人资本积累.
在商业娱乐越来越成为官方主旋律的包装的小品化时代，知识精英还营造出一种盛世美感和暴君美学，两者共同使用着以古颂今的献媚技巧，臆造汉武、盛唐、康乾的盛世狂欢，重温狂欢中的大一统梦想，煽起梦想中的英雄主义和救世主义。比如，2005年春节晚会的开埸歌舞名曰：《盛世大联欢》，收场节目名曰：《盛世钟声》，首尾呼应地突出当下中国已步入“太平盛世”的主题。此一主题，早在以古颂今的古装戏热中得到煽情的表达：“统一秀”、“天下秀”、“明君秀”、“青天秀”……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等帝王成为影视界抢拍的对象，由此生发的对历史的再现和诠释，完全基于成王败寇而毫无是非善恶的极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用重温“帝王梦”和“帝国梦”来凸现当下“大国梦”。
他们制造的文化产品，不再具有任何批判意识与启蒙功能，而堕落为辩护意识与休闲消费，因为全民调笑有助知足常乐心态的普遍化。当学者和作家变成了小康时代舞台上的明星戏子，学术和艺术自然蜕变为装点繁荣盛世的晚会上的小品。所谓精英的平民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的戏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所谓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不过是知识人放弃知识而进入文化市场而已；知识明星成为小康时代最醒目的文化标志。
后现代的技巧包装着前现代的腐尸，御用文人的生花妙笔如同闪亮而柔软的丝绸，编织出大红顶戴和明黄龙袍的鲜艳，审美的视觉效果是何等醒目！利用现代媒体传播前现代价值和献媚于当权者，巨大投资、百般雕琢和铺天广告所堆砌的古今王朝，它们的精致也把审美上的粗俗和陈腐推向新高。
同时，知识精英也身体力行地加入腐败行列，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腐败泛滥之所以变成醒目的社会毒瘤之一，就在于知识精英已经沦为金钱和权力的双重奴隶。一方面，他们成为执政集团的附属物，成为党权操纵大众的辩护工具；另一方面，他们变成了文化商人，操纵着精神鸦片的生产和销售；所谓精英的平民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的戏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
所以，知识界找出的种种自我辩护的理由，不过是推卸责任的借口而已：掩盖自身品质的腐烂和创造力的萎缩。文人们把“人文精神”的萎缩归咎为“商业文化”所带来的惟利是图，道德家们把“肉身展示”的性放纵归咎于全球化所导致的西方文化入侵，学者们把文化产品的低俗化归咎于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欣赏品味的低下……暴露的恰恰是知识精英已经丧失“精神创造”和“文化重建”的能力，中国的制度也丧失了鼓励诚信的内在机制和培植高品味精神的文化底蕴。精英和中产白领所提倡的“环保秀”、“民粹秀”、“振兴本土文化秀”等人文精神，不仅丝毫无助于精神危机的缓解和恢复文化原创力，反而在加深这一危机和文化创造上的无能。精英们对“人文精神”的所有言说，不过是与胡温的“亲民秀”相配合的“人文秀”，是靠制造人文精神假相来掩盖无灵魂的生存。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处女与假文凭假学术假良知假批判正好般配。
“正在崛起的中国”，一部分人在物质上的确“先富起来”，但并没有与之同步的精神上“先富起来”。恰恰相反，“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在物质上已经“富足、太富足了”，而在精神上又“贫困、太贫困”了，钱包的超厚度与灵魂的超干瘪形成鲜明的反差。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金钱和知识之间的同谋。这样的知识精英群体只能是社会精神堕落的主动帮忙者或被动帮闲者，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良知的象征和填补灵魂空白的启蒙者。所以，大众娱乐明星的名字对平民阶层的巨大魅力，既证明了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失败，也凸现了知识精英的启蒙思想和知识品格的贫困。与其没完没了地谴责社会精神的庸俗化和痞子化，不如拿出自省的勇气和负责的理性来检讨知识精英自身的犬儒化。
2006-10-11 凯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