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实学”通往近代新文化的桥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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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人胜利后,同鸦片、商品、炮舰、不平等条约一起打进中国的还有“西学”,西学的传人在古老的封建帝国刮起了一股旋风,直接刺激、启发了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传统文化大不相同的近代新文化的萌生与壮大。恩格斯曾说过:“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首先从自己的思想材料出发。”近代新文化在中国的产生,固然深受外来文化的刺激和影响,但毕竟不是西学的简单移位,如果没有本民族文化的接受机制和依托形式,那怕生命力再强的外来文化也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安家落户。近代新文化是在近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又相融合的产物。而在这一复杂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起到了桥梁和嫁接的作用。 经世实学,通俗的解释是,治理国家的实实在在的学问,它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其核心就是,学问要面向现实,注重实效。它与偏重修身养性道德自律的“内圣”之学相对应,讲究治国安邦要建功立业的“外王”精神,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儒学为主体的伦理——政治型文化传统的两大支流。一般而言,当社会稳定,王朝强盛之时往往是“内圣”之学兴胜。而当国世转衰,社会出现危机的之时经世治用的“外王”精神就会崛起。 道咸年间国势日衰、内忧外患严重、社会危机全面爆发,空前的社会变动和严重的时局使一部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从古籍考证和玄学思变的故纸堆里抬起头来。把眼光转向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于是经世实学在经历清初近百年的沉寂之后,从新兴胜起来。 道咸年间经世实学的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包世臣、林则徐、姚莹等人。经世士子们怀着匡扶天下,丞救危亡的社会则任感去议政 论世、探学,将学术导向干预政治,革故鼎新的轨道。他们大胆地批评时政,指斥官僚阶层的骄奢淫逸,士大夫们的“廉耻道丧”。批评清统治者奉行文化保守和禁锢政策使整个社会死气沉沉,人才极度匮乏。正是见于此,龚自珍喊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肺腑之声。他们提出废八股、开言路、汰冗员的革新变法之策。魏源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他建议,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 更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经世学者们还将目光投向外部世界,开始了对西方国家的了解和研究。道光二十年前后,林则徐在广州禁烟,为了筹夷情,他令人搜集、翻译外文书报,编辑了《四海志》《华事夷言》等书籍及时了解各国概况和西方对中国的评价。后来魏源继承并光大了林则徐的事业,在《四海志》的基础上逐步扩编成《海国图志》一书,此书在1842年编成50卷,广泛争引了历代史志及古今名家著作80多种,全书57万字,此后魏源又陆续增补修订,1847年扩、为60卷。1852年又增加到100卷,共约88万字,并配有各种地图和船炮器艺图100多幅。其中介绍了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情况,涉及到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状况、文化风俗。例如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介绍就相当详尽,讲到西方议会制,上院下院的情况,讲到美国总统华盛顿是怎样产生的,美国重、参两院的作用,总统不可世袭,四年为一任、期满更替等等。还介绍了与中国十分不同的婚姻习俗,男女关系,贵女贱男如何尊重妇女等。总之魏源的《海国图志》为对当时世界情况知之甚少的中国人提供了一部西方各国情况的百科全书和社会风俗画,使人们通过它对远隔重洋的西方国家有了一些形象的认识,因而受到广泛的欢迎。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讲到的是,魏源在对西方各国有所了解之后,勇敢地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表明在刀兵相向、主权得失胜败的危机关头,以经世救国为使命的志士仁人们能够审时度势,敢于正视敌强我弱的现实,改变妄自尊大的自欺观念,突破腐儒们所固守的“夷夏之大防”的传统文化观,有限地向西方列强的长处学习。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 “师夷长技”之说开风气之先,所以《海国图志》一问世,就得到一批先进人物,如姚莹等人的热诚拥护和支持。此后开明知识界人士,几乎都承认自己所以能够建立起世界眼光,自觉地学习外国先进文明,是受“师长”之说的启蒙。在“师长”主张的影响下,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界兴起讲求世界地理、研究船炮技艺的热潮。此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兴起以铸炮造舰为主干的“洋务”,更是实地力行“师夷长技”的主张。左宗棠主持重刻《海国图志》时,在书序中声明,主持“设局造船”就是实行“魏子所谓“师之长技以制之”说。再以后康有为等萌发维新思想,直至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也直接受到《海国图志》,“师长“之说的启蒙。由此可见其影响的巨大和深远。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的看到,道、咸年间再次高扬的经世实学提倡重振、重视现实革虚而求实的学风,培养了一批注重时务,以经世治国匡济天下为己任的开明志士,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一代学人的觉醒,一代学风的变迁。预示着中华民族从深沉的古梦中惊醒,开始直面变局与挑战。 道、咸年间的经世实学,是在中国跨越古代与近代之交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出现的特定的文化形态,它承袭着儒家经事的传统,同时又孕育着近代新学某些开放、启蒙的因子。 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失败与屈辱的教训之后,经世派中的精英们认识到“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进而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的主张。从知己知彼方能有效地抵御外辱的认识出发,启发人们去接触外部世界,了解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强大自己的力量。虽然他们的主张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毕竟引导中国人迈出了走向世界 艰难的第一步。所以说道、咸年间的经世实学是近代新文化赖以产生的最直接的民族土壤,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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