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与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夭折
⊙廖久明
1986年，李泽厚在《走向未来》创刊号上发表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概括为「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而把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1。这一观点提出后，在获得一片喝彩声的同时，也渐渐遭到一些人质疑。2002年，李杨在《书屋》第5期上发表了〈「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通过对『救亡』与『启蒙』、『传统』与『现代』这一二元对立的解构，尝试提供另一种理论解释，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出现的『救亡』与『革命』，不但不是『启蒙』的对立面，反而是『启蒙』这一现代性生长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环节；不但没有『中断』中国的现代进程，反而是一种以『反现代』的方式表达的现代性。」2由于篇幅关系，更由于笔者对事实的偏爱，本文不拟就「救亡」与「启蒙」的关系进行「理论解释」，仅以「五卅运动」为例，说明「救亡」是如何压倒「启蒙」的，并以此纪念「五卅运动」爆发八十周年和第一次思想革命的主要刊物《新青年》创刊九十周年及第二次「思想革命」的主要刊物《语丝》、《现代评论》、《猛进》、《莽原》、《狂飙》等创刊八十周年。
一 《新青年》分裂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
1921年初，《新青年》最终分裂。与「五四」时期的其它刊物相比，《新青年》有一个显著特点：「从大体上看来，《新青年》到底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他们对于文学的议论。」《新青年》分裂后，文学社团虽然大量涌现：「从民国十一年（1922）到十四年（1925），先后成立的文学社团及刊物，不下一百余」，但这些文学社团培养的是「大群有希望的青年作家」3，而不是「文化批判者」，所以，《新青年》的分裂，标志着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告一段落。
在《新青年》分裂的同时，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正式成立。文学研究会的宗旨包括：「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4。1923年，郑振铎接编《小说月报》之后，在「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栏目中发表了〈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同时还发表了顾颉刚、王伯祥、余祥森、严既澄、玄珠的文章，这些文章「大概都是偏于主张国故的整理对于新文学运动很有利益一方面的论调」5，郑振铎特别强调「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下去。」6至此，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在从事创作与翻译的同时，逐渐兼顾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整理与研究。郑振铎在提倡整理国故的同时，还与研究系的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商议，「创办一份以宣传唯心史观为宗旨的杂志，企图通过对唯心史观的宣传，广结同志，为日后组党作好准备。」71923年1月，以整理国故为宗旨的《国学季刊》出刊，胡适在发刊的《宣言》中提出，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8。
1925年5月，初期创造社「圆鼎三脚」9的郭沫若（另两只「脚」是郁达夫、成仿吾）一如既往地在《创造周报》上为孔子高唱赞歌：「我们崇拜孔子。……我们所见的孔子，是兼有康德与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他把自己的个性发展到了极度──在深度如在广度。」10
在新文化派中的一些人提倡「整理国故」、为孔子高唱赞歌的同时，文化保守主义主义者和复古派却大力提倡东方文化并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攻击。梁启超发出了西方「科学万能的大梦」已经破产的惊呼11。梁漱溟认为西洋文化「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抛弃它」，「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12。张君劢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13学衡派在〈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评《尝试集》〉（胡先骕）、〈论新文化运动〉（吴宓）等文章中对新文化运动发起攻击。甲寅派的章士钊在〈评新文化运动〉中否认文化有新旧优劣之别，以此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存在依据和存在意义。
《新青年》分裂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可用鲁迅给《猛进》主编徐旭生的一段话来表述：「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革命』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14
面对「『反革命』的空气浓厚透顶」的局面，原新青年同人联合后来者开始了同异互现的第二次思想革命。
二 同异互现的第二次思想革命
（一）《语丝》与第二次思想革命
《语丝》的创刊虽然起因于一偶然事件，但实际上是新月社争夺阵地的结果：「《晨报副刊》虽然是中国报纸中最早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副刊，而《晨报》本身却是研究系的机关刊物。它的增出副刊，容汇新流，只是为了招徕视听，装潢门面而已。特别是胡适同新从欧洲留学回国的徐志摩、陈西滢等于1923年成立新月社后，就挤进《晨报副刊》这块地盘，占据门户，另立营垒，酝酿着文化战线上的一场新的斗争。1924年初，《晨报》当局、某大律师的儿子刘勉己从欧洲留学回来，与新月社气类相似，遂相勾结，取代了蒲伯英成为《晨报》的代总编辑后，就想把孙伏园拉下编辑椅子，把鲁迅等人从《晨报副刊》上排挤出去。但由于鲁迅等人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影响较大，又碍于孙伏园的人际关系，《晨报》当局不无顾忌，所以，箭在弦上，引而未发。等到一九二四年十月，刘勉己蛮横无理地抽掉鲁迅（署名『某生者』）的《我的失恋》诗稿的所谓『抽稿事件』发生，孙伏园为了表示抗议，愤而辞去编辑职务，鲁迅等人也相率退出，《晨报副刊》遂为新月社所占据。为了另辟战线，建立阵地，在鲁迅的支持和领导下，孙伏园另邀了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川岛、顾颉刚、淦女士等十六人，作为长期撰稿人，创办了《语丝》，并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了创刊号。」15故鲁迅说「抽稿事件」发生前，「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16。考察一下《语丝》撰稿人不难看出，他们多是像鲁迅一样，在《新青年》分裂后，「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而「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17的人。在周作人代拟的《发刊辞》中，交代了《语丝》的办刊宗旨：「我们并没有甚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甚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
后人在总结《语丝》的主要内容时，曾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一、「『语丝派』的主要成员大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对于弥漫于思想文化界的复古倒退的恶浊空气加以扫荡，就成为语丝派斗争的主要目标」；二、「『语丝派』的另一个斗争矛头是针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三、「『语丝派』的另外一条重要战线是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四、「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语丝派』的成员对于军阀政府的残酷野蛮，一致予以抨击和揭露，对于惨案的牺牲者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悼念」；五、「『四一二』以后，『语丝派』的主要斗争矛头是针对蒋介石反动派的」；六、「《语丝》从一九二七年底迁至上海复刊并由鲁迅接编后，它的主要斗争锋芒指向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化战线上的一个重要阵地」。18任何归纳都不可能包罗万象，但从归纳的几类来看，「对于弥漫于思想文化界的复古倒退的恶浊空气加以扫荡」，当为语丝同人创办刊物的主要目标。
（二）《现代评论》与第二次思想革命
《新青年》分裂后，胡适在提倡「整理国故」的同时，与人一起成立「努力会」，出版《努力周报》，提倡「好政府主义」。1923年10月21日，《努力周报》停刊，胡适承认：「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19在《努力周报》停刊前的10月9日，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直到今日。倘使《新青年》继续至今，六年不断的作文学思想革命的事业，影响定然不小了。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基础建筑一个可靠的基地。」201924年9月12日，胡适发表〈努力的问题〉，说出了自己拟办《努力月刊》的原因：「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那是不消说的了。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21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该月刊最终未能办成。
在《努力周报》停刊不久，胡适于1923年与人成立了新月社。胡适的《努力月刊》虽未办成，但他的办刊思想却在《现代评论》上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尽管胡适没有直接参与《现代评论》的组织和编辑工作，但他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文章，更重要的是，他与『现代评论派』有着必然的精神联系，他与『现代评论派』的观点同出于一个精神母胎。我们可以这么说，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胡适在与『现代评论派』的联系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精神纽带，这就是他们共同信奉的自由主义精神。」22
《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12月13日，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陈源、高一涵、唐有壬、胡适、杨振声、陶孟和等，多为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分子。《现代评论》的《本刊启事》交代了办刊宗旨：「本刊内容，包涵关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各种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是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刊物命名「现代评论」，「意即采取旁观的评论时政态度，此中显露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色彩。」23「欧美派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抱有自由主义的态度，希望借启蒙的手段，培养一种自由、平等、民主的意识，以建立一个欧美式的法制社会；在文化上，他们主张把中国的固有文明与近代西方新文明结合起来，摆脱传统的思想模式以适应世界变化；在价值取向上，他们企图坚持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以自由者的身份参与现实政治，追求独立、公正、客观。」24
（三）《语丝》与《现代评论》的异同
由于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在「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问题上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些人常把它们视作两个完全敌对的团体，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尊重个性，思想开放，主张兼容、多元的风格，当然可以破除封建一统的迷信状态，同时也可维护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对抗左翼文化思想的压力。」25在「破除封建一统的迷信状态」方面，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无疑是一致的。「该刊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也表现出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既有主持正义，揭露帝国主义、军阀政府罪行，支持进步学生的言论，也有散步污蔑学生、为封建军阀开脱罪责的流言；既对群众的反帝反军阀斗争有所同情，又站在章士钊一边，攻击支持学生的鲁迅。周刊撰稿人政治态度本来不同，加上他们办刊用稿又采取自由主义的宽容并包姿态和开放的平等精神，就势必同时出现观点对立的文章。」26现代评论派在一些重大事件上表现出「两面性」，其进步的一面当然与语丝派基本一致；就是其反动的一面，也与反动军阀、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有所不同：他们中的多数言论，很大程度上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提出了不合时宜的看法，并不是成心反动。况且，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是创办《现代评论》时不知道的。将《语丝》和《现代评论》与当时其它文学社团的刊物比较一下不难发现，它们与那些发表文学创作的刊物有很大不同，却与《新青年》存在着更多相似的地方：以发表评论文字、进行思想革命为主。
由于「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事件的发生，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似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但这种斗争，只要是在思想界内部进行，不但不会削弱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力度，反而有利于扩大其影响并丰富其内容：「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27。任何一种东西（包括思想），在没有其它东西作为参照物的时候，其前途是危险的：长期发展下去，自身缺乏活力，又没有其它资源可供吸收，最终的命运只可能是灭亡。所以，新青年派分裂为现代评论派和语丝派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在「打倒孔家店」和「文学革命」这两项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没有了强大敌人的新青年派必然分裂。新青年派分裂为现代评论派和语丝派后，有利于巩固《新青年》时期的成果──这一任务主要由语丝派来继续，有利于为启蒙提供新的内容──这一任务主要由现代评论派来担任；并且有利于这两派在斗争中取长补短。
（四）呈燎原之势的第二次思想革命
1925年3月6日，政论性周刊《猛进》创刊。鲁迅收到《猛进》第1期后，在给主编徐旭生的信中也提出了「思想革命」的主张：「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28徐旭生在回信中说：「『思想革命』，诚哉是现在最重要不过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语丝》，《现代评论》和我们的《猛进》，就是合起来，还负不起这样的使命。我有两种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来，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里面的内容，水平线并无庸过高，破坏者居其六七，介绍新者居其三四。……第二我希望有一种通俗的小日报。」鲁迅在回信中说：「有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确是极好的事，字数的多少，倒不算甚么问题。第一为难的却是撰人，假使还是这几个人，结果即还是一种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订的各周刊之类。况且撰人一多，则因为希图保持内容的较为一致起见，即不免有互相牵就之处，很容易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于是乎可掬。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小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知道也还有谁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从鲁迅和徐旭生的信件可以看出，他们都承认《语丝》和《现代评论》进行的是思想革命的工作，而鲁迅看见的更多是不同，徐旭生看见的更多是相同──由此也可看出，《语丝》和《现代评论》确实是「同异互现」。
鉴于刊物只用老作家的稿子，早在1924年5月30日鲁迅就曾对许钦文说：「我总想自己办点刊物。只有几个老作家总是不够的。不让新作家起来，这怎么行！我培养了些人，也就白费心思了。」29在邵飘萍将《京报》副刊的《图画周刊》停刊，约请鲁迅编辑时，鲁迅立即于11日「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30，商议创办《莽原》周刊；4月24日，《莽原》周刊创刊。在说到自己办《莽原》周刊的原因时，鲁迅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31
第二次「思想革命」不但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轰轰烈烈地展开（以上刊物所在地当时均在北京），甚至在其它地方也有了类似要求。1924年9月1日，高长虹在山西太原创办了《狂飙月刊》。该月刊刚出一期，高长虹就将其交给高沐鸿、藉雨农等，只身到了北京，于1924年11月9日创办《狂飙》周刊。在《本刊宣言》中，高长虹发出了「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打倒」32的战叫。后来，高长虹在说到自己创办《狂飙》的原因时说：「我走进文艺界时的理想，是把文艺界团结起来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33。当时出版界的热闹，可用时人的一段话来表述：「这年来自《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刊出后，国内短期出版物骤然风起云涌，热闹不可一世」34。
尽管「科学」、「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但就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的启蒙方面」也表现为「某种科学主义的追求」35。据统计，《新青年》上「民主」「『只是『科学』出现频度的四分之一强」，其它刊物如《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上的情况也与此大体相似36，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个科学话语共同体的运动」37。第二次思想革命的着眼点则由「科学」转向了「民主」。方敏在分析「『五四』后三十年民主思想的发展和演变」38时，将1922-1931年间出现的「民主」归纳为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三种类型说明：在当时的中国，「民主」是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势力的共同诉求。这次思想革命若能坚持下去，「二十世纪中国人在科技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民主和人权的进步一直步履维艰」39的情况也许不会如此严重。遗憾的是，「五卅惨案」发生了，六年后，「九一八事变」又发生了，中国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将主要精力由「启蒙」转向「救亡」。
三「五卅运动」与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夭折
1925年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资方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次日，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公愤。30日，上海学生、工人三千余人，在租界进行宣传，声援工人，号召收回租界，英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死四人，重伤后死九人，伤者不计其数。当天晚上，工人、学生、商界等团体连夜开会，商议对策。第二天，继续到租界示威、宣传、鼓动全上海人民实现「三罢」──罢课、罢工、罢市。6月1日，屠杀者又一次制造了「六一血案」，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提议成立工商学联合会。6月4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正式成立。以后，上海的「三罢」斗争便在工商学联合会领导下进行。
当上海工人阶级英勇反帝时，省港罢工工人于7月3日正式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公开领导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的罢工斗争，「在罢工工人和农民的帮助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打败了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封建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全国各地不少领袖转移到广东，加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上海、湖南等地工人，也纷纷到广东参军，决心和广东工农群众一起参加北伐战争，拿起武器摧毁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墙脚──北洋军阀政权。广东汇聚了各地的革命力量，迅速成为全国大革命风暴的中心。从广州开始的北伐战争正在积极准备着。」40
「五卅惨案」发生后，冯玉祥以多种形式支持人民反帝爱国运动，在其驻军的河南省，「全省共有一百零八县，全部投入五卅反帝运动。」41「五卅运动后，各帝国主义勾结起来，采取联合行动。不同派系的军阀相互妥协，形成反赤大同盟。他们把同情革命的冯玉祥宣传为『赤化』人物，视国民军为『赤化』武装。」42
为「讨赤」进入北京的张作霖，1926年4月26日杀死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京报》记者邵飘萍──郭松龄倒戈时，邵飘萍曾帮郭骂张作霖，「邵被杀后，北京空气极为紧张，很多报刊都纷纷自动停刊，以免遭殃。原来民国初年军阀时代，新闻却是相当有自由的，军阀们虽然蛮不讲理，可是对新闻批评大体还能容忍。直到奉军入京后，形势才为之一变，邵飘萍被枪毙后，人人为之自危。」43「连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也住进六国饭店，讲公理的大报也摘去招牌，学校的号房也不卖《现代评论》：大有『大火昆冈，玉石俱焚』之概了。」44语丝派的林语堂、顾颉刚、鲁迅、孙伏园、川岛等先后离开北京去了厦门。
张作霖杀记者，毕竟属个别军阀行为。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同时也结束了思想界一度出现的繁荣局面：「大多数军阀是守旧的，和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很协调的。自相矛盾的是，他们所促成的不统一和混战却为思想的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之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不能有效地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智力生活方面的其它机构。在这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可能以甚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增强实力进行了极其激烈的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弊端的反应。共产党于1921年建立和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思想的繁荣。因此，一方面，军阀时代是二十世纪政治团结和国家实力的低点；另一方面，这些年代也是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高峰。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军阀的反应，从这个动乱而血腥的时代涌现出了终于导致中国重新统一和恢复青春的思想和社会运动。」45
北伐战争期间，在「五卅运动」中得到锻炼的上海工人进行了三次暴动，「因为工人运动的高涨，引起民族资产阶级的惊恐；同时因为帝国主义者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压制和利诱，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决然退出革命战线，因此而有上海四‧一二与广东四‧一五惨案发生。」46接下来便是5月21日长沙的马夜事变和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的分共会议，至此，国共合作彻底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所吓倒，连续发动了三次大的起义：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9月9日的秋收起义、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新时期。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也逐渐演化成两大阵营：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倾向共产党，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倾向国民党。在中国建立一个甚么样的国家（救亡）成为第一要务，思想革命（启蒙）则被挤到一个不为人注意的角落：救亡──更准确地说是政治事件，再次压倒了启蒙！
注释
1李泽厚：〈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7页。
2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书屋》，2002年第5期。
3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全集‧20》，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453-461页。
4〈文学研究会简章〉，《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1921年1月。
5西谛：〈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发端〉，《小说月报》，第14卷1号。
6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第14卷1号。
7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第177页。
8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0页。
9郭沫若：〈学生时代‧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13页。
10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郭沫若佚文集（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0页。
1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选）》，《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410页。
1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节选）》，《梁漱溟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191-192页。
13张君劢：〈人生观〉，《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114页。
14鲁迅：〈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1-22页。
15张梁：〈评「语丝派──」兼谈周作人〉，《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3期。
16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4》，第165页。
17《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4》，第456页。
18张梁：〈评「语丝派──」兼谈周作人〉，《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3期。
19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24页。
20《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217页。
21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31页。
22倪帮文：〈「现代评论派」的团体构成〉，《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
23黄裔：〈追本溯源：重谈现代评论〉》，《中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4期。
24倪帮文：〈「现代评论派」的团体构成〉，《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
25吴福辉：〈现代文学移植的困厄和及历史命运──论胡适与《现代评论》与《新月》派〉，《文艺争鸣》，1992年第3期。
26黄裔：〈追本溯源：重谈现代评论派〉，《中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4期。
27鲁迅：《《吶喊‧自序》，《鲁迅全集‧1》，第417页。
28鲁迅：《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3》，第22-24页。
29许钦文：〈来今雨轩〉，《〈鲁迅日记〉中的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页。
30《鲁迅全集‧14》，第542页。
31《鲁迅全集‧11》，第63页。
32高长虹：〈本刊宣言〉，《高长虹文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6页。
33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二）〉，《高长虹文集‧下》，第511页。
34伏园：〈一年来国内定期出版界略述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119页。
3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年，第51页。
36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1999年12月号。
37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7月，第1208页。
38方敏：《「五四」后三十年民主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8月，第39-74页。
39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1999年12月号。
40傅道慧：《五卅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75页。
41傅道慧：《五卅运动》，第129-130页。
42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05页。
43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四集》，中国友谊出版社，1992年，第385页。
44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鲁迅全集‧3》，第288页。
45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6-357页。
46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229页。
廖久明 任职于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着有《高长虹与鲁迅及许广平》以及论文多篇。
文章提交者：Z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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