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歌
——读简雄《80中国转型中的影视文化》的一点随想
拿到简雄先生签名本的《80中国转型中的影视文化》一书，我大吃一惊。这个上世纪80年代复旦大学的高材生，除了对新闻事业有痴迷外，竟然对影视文化也这么有研究。翻到后记，才知道原来这本书的框架搭建于15年前，那一年，简雄先生28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
我对电影没有什么研究，但是看电影却分外欢喜。小时候，看露天电影，那时国内“武打片”刚刚兴起，李连杰出演的一系列电影，成为年少时我们的最爱。在小学期间，我们对电影的热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把身上仅有的几毛钱换作一张电影票，大模大样地进入影剧院看电影。有时侯，身上实在没有钱了（那时候的小孩身上能有多少钱？），我们就开始动歪脑筋。比如，爬墙进入。实施这种冒险工程的时候，一般是在晚上。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在影剧院的后门，借助墙上一些棱角，施展功夫，然后，悄无声息地往影剧院里一跳，就意味着今晚可以看免费电影啦……但是这种爬墙而入，也要讲究火侯。有一阵，大概是因为爬墙的人太多了，影剧院便派出人员在后门看守，见一个逮一个，一直要到电影放映一半或一小半左右，看守人员才渐渐退出，我们再进去。当然，我们进去的时候大模大样，仿佛我们是从正门持票进入的，只不过电影放映中途去了一趟厕所……
说这些有趣的回忆，并非毫无意义。对看电影这么痴迷，在现在的少年来说，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当时情况确实如此，其实说穿了，就是因为当时的文化生活实在过于匮乏。现在还保留有电影院的乡镇大概不多了，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影剧院简直可以说是人们文化娱乐生活的主要载体。据说，我的父辈们在他们的青年时代，为了看一部电影，往往要走几十里路，这在我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们当时就是这么做的。就像现在的少年看我们小时候那么热爱电影一样，我对父辈们的执著也有很多不解。后来书读多了，对父辈们所处的时代环境、社会氛围、政治气候等有了更多了解，自然也就理解了他们当时的行为。话扯开去，我们对现在的小孩热衷于在网吧玩游戏很不理解，其实这也是时代氛围使然——他们不玩这个又能玩什么呢？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帷幕。在这场最后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改革中，首先觉醒的是人的身体自然权利。人们一夜之间发现，一些最基本、最正常的需求，被某个时代被压抑了。第一被压抑的，当然是人们的肚子，搞社会主义，如果吃不饱肚子，那还有什么搞头？这样简单的道理，却被长时期的遮蔽。因此一旦改革开放，人们的致富愿望迅速增长，用“爆炸”一词来形容也不为过。第二是文化需求。全国人民共看八个样板戏的日子自然是不好过的，人们的文化胃口也是一夜之间突然爆炸。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文化饥饿”后，人们发现，他们的“身体”太瘦弱了，灵魂太枯燥了，所需要摄入的营养太多了。这种状况，在知识层，表现为大量翻译书籍的出现，我们与世界隔离得太久，太需要一次全面吸收了。而在大众中间，最简单也最直观的娱乐，便是电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电影文化的需求，反映了转型后的政治体制下人们的身体权利的自然觉醒。按照米歇尔·福科的理论，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权力对身体的压抑千差万别。简雄在书中仔细梳理了80年代不同时期的电影文化的差别，特别重视电影作为一种政治化的文化反映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简雄自己说：“我采用了王沪宁教授用以分析政治文化的方法，即历史—社会—文化条件，来探讨影视文化，因为我认为，中国的影视文化具有明显的政治文化特征，属于中国的大文化系统。”对此，我的见解是，在影视文化尚未形成工业化操作模式时，这种“文化”更多的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这里的“启蒙”，已经不限于政治上的“解放思想”，它是一种“大启蒙”，对人的生命意义、生存价值和自然权利作了全方位的观照。就这一层面来说，80年代的影视文化，与其他启蒙主义思想一道，构成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启蒙潮流：尊重人的个人价值、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自我实现，等等。
简雄在复旦大学的专业是“国际政治”，这就使他的写作融入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因此，这本向百年中国电影“献礼”的书，便具有了其他专著不可代替的价值。
简雄: 原名张建雄，1963年生于苏州，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任苏州日报社常务副社长，主任记者。主要著作有《我心依旧》、《文化如水》等。
文章提交者：剑影秋歌
来源: http://www.cat898.com文化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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