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当下，由于问题多多的社会现实，引发了全社会对改革的是是非非争论，不论是激进的支持改革、怨愤的反对改革、还是中庸的静观改革，也许都需要理性地认识改革的本来面目，方能在正常的争论中寻求到对于改革的最大共识，以便让中国在继续深化改革中走得更好，走得更稳。
愚下认为，改革是一个包罗万“义”的名词，这个名词既包括改良与革新之意，又包括改变与革命之意，因此，鉴于中国是一个政权稳固和民族团结的社会现实，我们只能把中国的改革框定在改良与革新之意中，而非是改变与革命之意里，这才是对待改革展开争论的应有之义。由此不难看出，改革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改革是一个发展的动态过程，其目的始终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安康，因此改革本义无罪。既然改革本义无罪，那为什么还要对改革进行争论呢？问得好，我们需要争论的是改革本意下的方式和手段的是非对错和功过利弊，这才是对改革争论的真正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伟大的民族要使自己成熟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那种“稳定压倒一切”的“不争论”论调恰恰是阻碍伟大民族成熟起来的幼稚病态表现。
中国二十七年的改革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的，这种改革今天看来完全是建立在人治色彩浓厚的“情感式改革”，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在传统意识中，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地位的工具，而不是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契约。因此，当中国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并没有对改革的方式和手段事先制定与民众达成共识的改革契约——法律。换言之，中国过去使用的改革方式和手段完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命令，由此不难推导因改革方式和手段游离法律制约之外而造成诸多社会矛盾的必然现象，进而引发了全社会对改革的是是非非争论。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对改革争论既是意料之外，又是意料必然，这与公众法制意识不断提高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从社会主义社会到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种改良，而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信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改革方式并没有真心实意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信仰，而是迫不及待地信仰“市场万能论”。在改革方式上把原本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不少领域推向市场经济，使具有体现公平和社会稳定的公益领域逐渐弱化，进而造成今天社会失衡，公平缺失。在手段上降低对公益领域的国家控制，以市场化的招商引资名义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渐进式推向市场，例如医疗、教育、住房、水、电、气、国企改革、公共传媒、公共交通、公共旅游环境等等。这些改革的方式和手段又恰恰是以行政命令的各种政策倾斜和优惠得以实现的。就这种现象的改革带来的社会矛盾，持“反对”观点的无疑是绝大多数改革利益受损群体，他们的立场大多数是站在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旧心里”上，直接表现行为则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之情。不过，愚下反而认为，绝大多数改革利益受损群体并非是真正在反对改革，他们是在反对弱化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改革方式和手段，并且他们在更加积极地主张“把从市场经济中丢失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再从市场经济中重新找回来”的崭新改革，换言之，就是要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改革中前进到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新时代，永远保证社会主义信仰不被践踏和丢失。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绝大多数改革利益受损群体在今天对改革的争论中，表面上看他们是在“怨愤的反对改革”，其实质却是“激进的支持改革”，这也是眼下中国最大的改革民意，中国高层对这种民意是心知肚明的。他们希望未来的改革方式和手段能够更加体现社会主义的富裕优越性，而决不是过去那种社会主义的贫穷优越性。这样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良与革新的改革，而不是把社会主义优越性改掉的改变与革命的改革。
（下）
逆向思维，是正确审视和推动社会继续向前的有效思维方式，如今对改革是是非非的争论，同样需要逆向思维看待过去改革的是非对错，方能最终形成对继续改革的广泛共识。愚下在前两篇文章中以拙见剖析了眼下“激进的支持改革”和“怨愤的反对改革”的两种群体对待改革态度的假相与真相的原委，本文再以逆向思维谈谈“中庸的推动改革”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改革思想。
中庸，是中国几千年儒家伦理思想的文化理念，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之意；庸，有平常、常道、普世价值之意。正因为中庸具有不偏不倚的普世价值理念，因此，中庸之道在中国历来都被认同为是统治者建立和谐社会的必修基本思想理念，同时也是社会民众最乐意看到的统方式和手段。
不幸的是，过去的改革方式和手段，并非是建立在中庸之道上，GDP崇拜下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妄图让激进的“经济中心论”作为改革方式，进而达到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手段目的。然而，由于阶层分化而造成的利益博弈最终并没有实现“兼顾公平”的手段目的，反而让“效率优先”造就了无数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的起因皆因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既得利益者为富不仁和官商勾结权力腐败而引发今天全社会对改革是非对错的激烈争论，而无数争论的最终矛头都集中到了政治体制如何改革的滞后问题上。
其实，当郎咸平因国企改革而点燃对改革进行争论前，中国高层早已经在对过去千里走单骑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悄悄地自我反思了。近两年来，从“以人为本”的改革理念开始，到如今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绿色GDP”、“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等新概念和新口号，无一不透出中庸之道的普世价值理念。在此用逆向思维审视这些新概念和新口号，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以人为本”的背后说明过去的改革方式和手段并没有“以人为本”而是“以钱为本”：“可持续发展”的背后说明过去的改革方式和手段险些造成中国“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果：“科学发展观”的背后说明过去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缺乏科学发展理念：“绿色GDP”的背后说明过去的GDP带有巨大的“恶意”发展成分：“和谐社会”的背后说明过去的改革方式和手段的确造成了社会不和谐的恶果：“节约型社会”的背后说明过去的发展是疯狂的浪费型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后说明过去的改革方式和手段忽略了三农问题才是中国改革的立命之本；……等等的逆向思维背后，正好说明过去的改革方式和手段存在着让全社会争论是非对错的依据和话题。不过，令人不解的是，既然能够在反思中把中国过去的改革拉回到中庸之道的继续改革之路上来，哪又为何不愿意公开检讨过去的改革方式和手段存在是非对错的原委呢？反之，就不会出现如今全社会对改革是非对错的激烈争论了。当然，愿不愿意承认过去的改革失误，并不是本文的探讨要义。
不过，愚下还有另外一种看法，如今的等等新概念和新口号，也许是中庸之道上的一种统治艺术。试想，当如今社会充满无数矛盾的时候，有的甚至是潜在的危险矛盾，不断地以各种普世价值的新概念和新口号来实现社会稳定的改革方式和手段，最大限度地安抚民心，以求团结，无疑具有强大的转移社会矛盾和凝聚人心作用。但问题是，未来的改革方式和手段是否能够具有满足和实现新概念和新口号主张的普世价值的条件？这就为未来的改革提出了能高的要求。
如果用“人心可逆，天意难为”来诠释过去种种改革失误的话，那么，“不依规矩，不成方圆”的哲理思想就将为“科学发展观”注入更多的改革内涵，那就是——依法改革！愚下在（上篇）中提到了过去的改革是具有浓厚人治色彩的“情感式改革”，其改革的结果是“少数人得利，多数人受损，失误全埋单”的社会现实，这也算是愚下如今全社会对改革是非对错争论现象的简单总结吧。宪政民主的法制社会，不但是执政党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同时也是全社会和执政党共同努力奋斗的改革目的。
我们都知道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和契约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改革的方式和手段，同样应该具有法制精神和契约意识，而法制律条需要统治者与民众共同制定，才能够最终满足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契约默契。法律理念的“谁主张，谁举证”，正好符合“谁改革，谁负责”的依法改革要求，“谁获益，谁尽责”的道德理念，正好符合“谁受损，谁免则”的依法改革意义。毫无疑问，依法改革是继续深化改革的崭新之路，是完全符合全社会共同利益的中庸之道，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上述等等新概念和新口号的唯一选择！在此再用恩格斯的话作为全文结束语：“一个伟大的民族要使自己成熟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2005-12-20 南方社区 文中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