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多部成名影视的同时拿下“庄重文文学奖”
熟悉文坛的人，再也不会像十年前那般诧异，追问“谁是东西？”
一系列影视剧已把这个好写东西、又致力于写好东西的广西作家推入人们的视野：他操刀过铁凝《永远有多远》的电视剧改编；此后，作品《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鲁迅文学奖”后，又改编成电影，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风光无限；他更为人熟知的是第一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去年10月，央视播出根据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我们的父亲》……
日前，第10届“庄重文文学奖”揭晓，青年作家东西名列其中。昨天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改编影视是为了更踏实地搞文学
在东西眼里，影视改编“难免丢失小说的文字之美，但故事之美、思想之美、人物之美是可以传递给读者的”，不失为对小说的一种推介。他在1997年尝试剧本写作，并使他获邀改编铁凝的《永远有多远》。铁凝曾说，她对“东西的东西”放心。那是东西编剧事业上真正意义的“小试牛刀”。
有作家认为文学作品要靠影视作品做广告，很可悲，对此，东西说“烂作品把读者的胃口给搞坏了”。东西曾大言“作家‘触电’可以自救文学”，因为“有钱了可以更安心地写小说。如果只写纯文学作品而不兼职，作家很可能要饿死。有人一顿干掉好几瓶茅台，一年却不买一本纯文学作品。”
“改编转让版权要比小说的版税来得实惠”，但是，东西的“自救”是有原则的：“写小说不想改编的事儿”，写出来的，也“不是每部都适合修改”；改完铁凝的《来来往往》，东西就“只改编自己的作品”；去年10月央视八套开播电视剧《我们的父亲》，恰逢收录同名短篇小说的集子出版。
尽管有影视作品的“大肆”推介，到现在为止，东西销售得最好的是去年7月出版、尚未改编的《后悔录》，迄今销售量为5万册。
■《后悔录》创下《收获》审稿纪录
去年上半年，长篇小说《后悔录》在《收获》2005年第三期发表。据传当时从编辑钟红明接到稿件到主编李小林审定，仅用五天时间，创下《收获》审稿流程的纪录。
对东西而言，《后悔录》使他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这至少证明写了很多剧本后，我还仍能写小说”。《后悔录》共七章：在前六章，年过半百、性无能的嫖客曾广贤，向花钱请来的按摩小姐讲述他如何以处男之身成为性无能者的漫长故事，这一故事是一串大大小小的错误，及犯错后无一例外的“后悔”……
这部“关于禁欲时代的回忆”，东西“处心积虑让主人公许多可能的性行为一无例外地变得不可能”。之所以让《后悔录》成为“无性写作”，是因为其“重点不是性，甚至不是性禁忌”。主人公在极尽“后悔”之能事，小说倒揭示了“后悔”的无用：“人之所以不断犯错，源于一种精神紧张———动用自己所有的‘智慧’，包括全部的道德防范意识，以竭力避免错误中的紧张。作为一种自觉的纠错意识，‘后悔’不仅无用，也在根本上不可能。”
为“曾广贤”，东西“折腾”了三年。“六次开头，最后才敲定‘如果’二字，这两个字是后悔的最常态，也为第七章埋下一个伏笔。写完之后，自己又通读、修改了两三遍，不能让自己感到某一句不舒服，不能有一个废字。”对于现在颇为流行的“写闲笔”，他不敢苟同。“有人觉得那才是大师的风范，但我总是力求言之有物。”
东西说，写作没有暴利，谁能挺住，谁就能写出好东西。“第一部长篇写完之后，我歇了8年才写《后悔录》，下一部长篇动笔估计还得好几年，我快不了。”
■写作最初只因“想发言”
说起“写东西”，东西最初的愿望只是“想发言、想表达”。他出生在桂西北一个偏僻的小乡村，“看着它‘哑巴’式的存在，我特想说说那里的安静、纷争、落后、善良……那时觉得只要读书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识字的就是文盲，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父母口 @@ 口相传的礼义廉耻、做人的准则，都传给我了。包括那种淳朴的对于文字的敬重。”
有一个细节，东西至今印象深刻：“看到地上的纸片有铅字，父亲会捡起来。当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他弯腰捡起来的纸片上，是儿子的名字和作品，他会怎样呢？”
上世纪80年代，东西就读于广西河池师范学院中文系。那是“一个作家、诗人无上光荣的时代”，他梦想从事这“与荣耀、尊严联系在一起的事业”。“今天投稿，希望明天编辑就会给我打电话。”1984年，东西在《河池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这首诗歌为他赢得了8元钱稿费，“拿着稿费单在路上走，一路走一边咳嗽，希望有人能注意到我”。
大学毕业后的东西，先后做过中学老师、行署秘书、报社编辑记者，后又到文化创作机构工作了三年。2005年7月调到广西民族学院，成为驻校作家。1992年，“基本上完成了练笔阶段”的他，开始在大型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东西，并且开始使用“东西”这个笔名。在他看来，这个名字好记，而且内涵丰富：“东奔西走，东张西望，东邪西毒……”
东西说，“这两个字，有褒有贬，使用它，还是需要勇气的，这勇气源于我没把文学当作我升官、发财的拐杖。”尽管之前经过“慎重考虑”，但此后还是出现了好些他意想不到的场面：一堆文坛中人挤在桌上吃饭，有人发问：“谁是东西？”“我不是东西。”“我也不是东西。”“哦，他才是东西。”……
■坚持认为“生活比小说荒诞”
在东西的小说里，荒诞随处可见：《耳光响亮》中，母亲带领一家四口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断定失踪的父亲有没有死；牛红梅发给丈夫杨春光一张试卷用考试检验对她爱的程度；杨春光为流产掉的“儿子”开追悼会……
在记者采访时，他不止一次提到“生活比小说荒诞”，而他的写作其实就是用文字捕捉这种荒诞。东西告诉记者，朋友编了他不少段子，可许多次，他看了都说：“你们低估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我给补充点吧。”他引用马克·吐温的话，“人人都生活在可笑的状态中，但人人都未觉察”。
1996年写《耳光响亮》时，东西经常听《国际歌》，喜欢崔健的摇滚，恨不得一夜成名，所以文字写得很张扬，很自由。“现在不了，我更追求文字的准确性。”现在，东西活得也更像“东西”了：小说得奖越来越频繁；中篇《肚子的记忆》被《世界中文小说·大陆卷》收录，作为台湾中文系学生课外阅读的篇目；当上广西作家协会主席；被高校聘请去“上大课”，“把文学素养向理科渗透”。
面对这一切，东西说，如果说今天写的还算东西，那是源于自己的坚持。“坚持难吗？”东西说，“我牢记着雷锋的话，在生活上向低的人看齐，在工作上向高的人看齐。”
东西其人
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出生于广西西北部一个小山村，曾任中学教师、秘书、报纸编辑等，现为广西民族学院驻校作家。1998年，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据其改编的电影《天上的恋人》获第1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2006年6月获第10届“庄重文文学奖”。
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已被改编成电视剧《响亮》及电影《姐姐词典》；小说《我们的父亲》被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
2006年06月19日08:52
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