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为了收视率和商业利益，任由读书节目自生自灭，甚至不惜以“末位淘汰”强行施压逼上绝路，这实在是公共媒体的集体迷失。
继央视《读书时间》香消玉陨之后，北京电视台的《东方书苑》、上海电视台的《阅读长廊》、湖南电视台的《爱晚书亭》、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开卷有益》等10余个电视读书节目也相继消失。有评论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读书节目本身，认为读书节目的“精英化”失掉了“大众化”，最终迷失了自己。笔者以为，此论未免偏颇，显失公允。
其实，读书节目本来就是一个“精英化”的栏目，是一个小众的节目。当年央视创办《读书时间》的理由即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2亿人口的国家，电视里竟然没有一个读书节目，没有一个思想节目，这是很不应该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办成12亿人口都能参与的节目，其定位就是阳春白雪。我们还记得，1996年5月开播的第一期《读书时间》即为《谈<哥德巴赫猜想>》，是为徐迟弃绝尘世后向老人的最后道别。几年来，一大批和世纪同龄的文化老人如费孝通、胡绳、王元化、张中行、画家兼散文家黄永玉和黄苗子、郁凤夫妇、文物大家王世襄、红学家周汝昌等都曾走进《读书时间》的演播厅。节目组还制作了纪念沈从文、朱自清、田汉、傅雷、老舍、冰心、郭小川、陈寅恪等已故作家的专题节目，成为一个文化程度最高的知名栏目。谈到这个栏目给人的影响，创始人李潘说：“我在《读书时间》6年，采访了200位中国文化人物，我接触他们，探究、追寻他们每个人的生命之旅、精神之旅，他们每个人都是我需要用心才能阅读的一部大书”。节目中的新书评、新理念、新思想、新创造也让人受益匪浅。如果能够长期接受其陶冶，一个平凡之人也会“腹有诗书气自华”，面貌为之一新。
然而，这一被黄宗英称为“知识界文化界终于有了一档属于自己的节目”的栏目，收视率却不高不低，甚至越来越不景气。因为，人群中喜欢读书的人就那么多。结果，虽然在长达6年的300期节目中他们做得十分出色，但排名严重落后，在央视10个频道40多个栏目中居于倒数第几名的位置。于是，不得不受到警告，直到消亡。市场化、商业化已使媒体改变了判断的标准，在收视率和广告收入的双重利剑下，读书节目作为小众的精神追求，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不堪一击。
可以肯定地说，读书节目大面积的消亡，是一个公共悲剧。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在央视权威的媒体上都不能容忍《读书时间》这种品位高雅的节目存在，那只能说是文化自虐和道德自弃。一个注重整体形象的电视台应该对小众化、高品位的节目采取一种保护政策，统筹规划，用别的节目赚的钱补贴不赚钱的好栏目。有人算了一笔经济账，认为以春晚为主体展开的狗年春节广告将超过4亿元。难道它还不能养活这样一档小节目？
事实上，国外电视媒体都有一些为小众服务的节目，收视率不高，被放在一个恰当的非黄金时段，让它生存。日本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彻夜讨论》，从午夜零点到早上5点讨论最尖锐的时事、政治话题，放在周末的午夜时分，收视率很低，但它给关注这类话题的人一个空间。国外甚至还有一个公共频道，完全是免费的，不需要用商业化的标准来考核。其目的就在于满足各个层次受众的文化需要，保留那种虽然小众但有品位的节目，会传达国家意识形态的声音，也会呈现主流文化、严肃文化的价值。
小众的欣赏权利，享受文化的权利，决不能因为商业化和收视率被忽略被遗忘被剥夺。有评论提出，公共事业要有对公众的忠诚。认为公共事业是一个需要信仰的事业。靠着国民财富建立起来的公众权威媒体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大众服务，也为小众服务。如果仅仅为了收视率和商业利益，任由读书节目自生自灭，甚至不惜以“末位淘汰”强行施压逼上绝路，这实在是公共媒体的集体迷失，是中国文化的奇耻大辱。（刘效仁）
2006年02月10日 来源：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