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纯关注具体人、具体企业到研究重大的社会问题，郎咸平的“炮口方向”正在转移。对于去年炮轰三大改革，他首次提出自己的矫正方案，并透露，“近期在大规模研究国内外知名流通业公司案例，三月份将有成果”
2006：郎咸平打霰弹
■本刊特约记者/鲁仁
由关注经济领域内的个体案例到研究社会重大问题，郎咸平的关注方向及研究领域正在扩展。2006年，他呼吁跳出经济学范畴，更多关注社会问题
从2005年9月份到2006年4月份指导150个学生进行案例研究。”在背山面海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中，郎咸平这样介绍自己的研究团队。而他自己，也每周三天在他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面潜心研究。由1994年起至今，他在这个略显凌乱的办公室里面已经进入了第12个年头。
澄清身份和收入
郎咸平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于1986年以创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近20年的职业教授生涯，他先后执教于多家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
“我现在的身份就是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的讲座教授，没有其他。”郎咸平这样澄清。对于现在一些媒体和网络浓墨渲染的其他身份，例如长江商学院讲座教授、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等等，他表示，“这些都是过去式了。”郎教授强调，“希望通过贵刊再次重申一点，我不是任何公司的顾问，也不担任任何公司的独立董事，和所有企业都没有关系。”同时，对于媒体所关注的香港豪宅和奔驰汽车一事，他也想通过本刊做一澄清：香港尖沙嘴的豪宅确实是700万港元买的，但其中5%的自备款，25%的两年期地产商无息按揭贷款，还有75%的15年按揭贷款；另外，奔驰E200型汽车在香港只卖30万元，是100%的按揭贷款，由于经常出跑两地，车子在2005年2月份已经卖掉，目前是搭大众运输工具上班。“此外媒体报道我在长江商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薪水也是严重误导，由于在2003-2005年间是双方合聘教授，因此各拿一半薪水，总共大约是150万左右。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学全职教授，一年100多万。”熟悉数字的郎咸平非常清楚地披露这些数据。
研究领域在扩展
郎咸平是2001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的。从当初揭秘德隆系，到2004年质疑格林科尔，引发产权改革讨论，再到2005年抨击国企MBO，凭借其经济学和财务学功底，以一贯犀利的风格，对中国的学术界、商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2004年德隆系和2005年格林柯尔的轰然倒塌，都证明了郎咸平敏锐的预见性。
2005年，郎咸平的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展，从单纯对个体公司的财务分析，逐步走向对中国产权改革、国企改革、教育卫生医疗改革等一系列涉及中国前途走向的重大课题的探讨，并对民主、自由、法治、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精神作以阐述。
当然，他和中国企业之间的关系也较为敏感。
“我现在持有的是香港身份证，我是香港人，我在台湾出生，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中国人是我最自豪的身份。”郎咸平笑道。2004年2月，他退掉已用了多年的美国护照，彻底和大洋彼岸告别。虽然很多人劝他应该留一条后路，但是倔强的郎咸平说，“我不需要！”他对《新世纪》周刊说，“我决意退掉美国护照是在产权改革大讨论开始之前，是在社会大众肯定我的理念之前，我断掉一切后路，我只想将我的未来和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而事实证明我就是这么无退路地走过这两年的风风雨雨。”
2005年，郎咸平出席了大小数十个公开演讲，远到墨尔本，小到一些地级市，他都极其激情地大声疾呼，社会需要反思，要反对一些打着“改革”旗号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上下其手，剥削社会大众。对于法制化和汇率调整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同时，他炮轰教育、医疗和房地产三大改革，也在网络上引起了激烈反应。
“商业演讲当然是要收费，但是对于有价值的公共场合，我肯定会无偿出席。”郎咸平说这话的时候正是2005年12月20日晚。当晚21时，在北京北新桥旁边的小山城火锅店里，刚刚由天津赶到北京的郎咸平，接通了清华大学一个学生组织的电话。热情的学生们邀请他第二天去讲课，但是担心传说之中的出场费。而郎咸平早就答应了免费演讲，甚至自付机票和酒店费用，同时自备汽车，不让学生会出一分钱。当晚，他还和吃饭的北京朋友们反复商量，明天应该说什么，分哪几个问题说，怎么样才能让学生们听得最明白。他最后独自一人备课到午夜。
于是，12月21日，清华大学，郎咸平在上千名学生挤满的报告厅里面，做了主题为“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的演讲，两个多小时之内的掌声和笑声不断响起。“这是我2005年最成功的演讲！充分表达了我自己的思考，我要感谢现场的同学们给我带来的灵感。”
跳出经济学 关注社会问题
2005年，郎咸平说，最满意的是自己关于中国企业问题的研究。一共涉及地产、金融和高科技等主要行业的二十多个深度案例分析。
这一年，把他告上法庭的顾雏军已经被逮捕。郎顾之争胜负已分。同时，曾经声称为顾雏军向郎咸平牵线给付润笔的股票经纪人宋秦，也已经被加拿大法院宣判入狱。他关于郎咸平收受顾雏军钱财的指责也被法庭驳回。对于这一切，郎咸平却淡然自处。“对于顾雏军我确实没有什么好说，因为一年多前，我已经预言过事情的结局。我对他个人没有什么褒贬。我还是希望大家关心我的研究成绩，而不是花边新闻。”
在汇智光华主办的《中国企业战略突围》主题演讲之中，郎咸平深入解读了日韩香港等国际级大企业的战略思维，从而希望能够为众多中国企业家寻找到提升自身的正确路径。
2006年元月，东方出版社推出了郎咸平的三本新作《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标本——地产领导者领先之道》和《思维——国际级企业和企业家战略思维》，基本上收录了他这方面的研究心得。
对于他炮轰三大改革，郎咸平提到了他的矫正方案，那就是“社区医疗制度，教育补贴农村的穷人，市场化必须要有配套体系”等具体措施。
“我最近大规模研究的是国内外知名流通业公司的案例。三月份应该就会有成果。”郎咸平透露今年他的第一炮。“大型零售商业企业，一方面可能挤压上游供应商，另外一方面关系到广大民众生活，不能够完全放任自流。”郎咸平说，三年前他就提出要高度注意这方面的隐患，但是这几年的实践令他更为担心，因此，希望这次深入研究能够找到解决问题，造福社会的合理建议。
国家当前应放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作法，而代之以创造公平和谐的社会大环境，只有打造这样的背景，改革才可能推进和成功；同时，衡量改革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福利的共同提高和民众的满意拥护，而绝非制造贫富差距和阶层歧视。郎咸平强调，建设公平和谐社会环境的不二法门是“法制建设”，要实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法制建设为中心”的转向。
“今年，我还会更多地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因为我有着家国情怀，我希望中国能够变得更好。”选择在内地度过春节的郎咸平此时的表达，依然坦诚。
改革路径需要反思
■特约记者/鲁仁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新世纪》周刊：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对你有批评，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与他们分享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强调公平很多，请完整阐述一下你在此刻强调公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郎咸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是法治化和信托责任的建立, 保证起点的公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 讲的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掠夺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原始资本主义是没有考虑公平问题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并在法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实施。中国现阶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只有民众认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一直强调民间的声音和观念很重要，有人质疑这和你强调的大政府主义有冲突。
郎咸平：强调民间和主张大政府主义根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对立的关系。社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来提出这种思维，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关注具体的问题，进而关心制度的变革。对于医改、教育改革的关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欢网络，网络上一样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人，他们经常能够提出很多精彩的见解。有人骂我、批评我，有人赞同我，而网络给不同观点的人提供了空间，让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惯性，对于这么复杂的经济现象，我们需要各种不同思维的冲击，只有网络才能让整个社会的民众参与思考和讨论，我认为应当鼓励这种攻击。一个人提出的想法是对是错，需要大众的判断。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公平在民间。
《新世纪》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觉到民间的深刻、理性和建设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杨先生明确提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由这个事情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人认真研究社会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转到这个范畴，真正解决社会固有的一些严重问题。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开始强调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有声音质疑你作为一个公司财务专家，为什么要对社会各个层面指指点点，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郎咸平：很多人认可我对个别企业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样都希望避免同类悲剧的再发生，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击我的言论也不从大环境的角度着手，而拘泥于具体某一事件的对错。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对的，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个别现象。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滥用辩证法的结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想想，中国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才导致这样必然的结果呢？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变得糟糕，才回头反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会小的多，何况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首先我要说，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事物，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与我的教育背景没有关系。其次，依靠对方所学专业来评价其观点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这种论调，难道只有学医学的人方有资格谈论医疗改革，难道你没有学教育学就不能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吗？我想提醒诸位，每个人的专业方向，都只是他的积累的开始，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是不断深入，不断进步。更何况，我的主业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牵涉极深的。过去数十年的市场经济认识告诉我，其实往往是社会出了问题，经济才会跟着有问题。
《新世纪》周刊：有经济学者盛赞现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时代，而你觉得有很大问题，你的判断是因何而来？
郎咸平：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现在大量的所谓经济学者只是局促在经济范畴之中兜圈子，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私有产权改革，其实都不能解决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很多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每天在经营问题和经济层面上花的时间不足30%，其他大量时间花在搞关系和保护自己利益上面，睡觉的时候，都怕有非市场因素来干扰他们做生意。不适合的社会环境会抑止经济增长，社会问题是不能够用单纯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对中国五年多的研究，越来越感觉到，异常经济现象的社会原因才是最关键的。例如有人偷钱，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社会道德标准失范。这才是我为什么频频对于社会问题发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吁大家全社会睁开眼睛看看，呼吁所谓的学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对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全社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合理良性的环境。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本身是财务专家，我何尝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盗窃而不能不大声喝止一样。
《新世纪》周刊：那么说，2006年，你的愿望是呼吁公众共同关心社会问题，想方设法构建和谐社会。
郎咸平：是的，我相信，这才是作为一个学者真正应该尽的责任，只有社会和谐，国家进一步发展才有依托能落实。改革开放初期，活跃的经济因素太少，火种太少，所以呼吁经济发展。但是到了今天，经济已经很活跃，反而是社会其他因素约束限制了我们的进步，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我希望所有和我交流辩论的人士，都明白这个道理，让我们一同为改变中国的大环境而努力，而不是为了一些末节问题争吵不休。
反郎风暴再起
■本刊记者/常晟
郎咸平所引起的一股旋风与反郎旋风，谁占了上风，目前还不明朗，但这场争论肯定还会旷日持久下去
顾之争”的是与非去年盖棺定论， 社会讨论中攻守双方的地位也即调转。一年多以前，作为新兴反对派的是郎咸平，他是现行制度的挑战者，是弱者利益的代言人；但随着月前顾雏军一案的尘埃落定，郎咸平在大众心目中的经济学家地位日渐巩固，现在敢向他提出意见的倒成了反方。
为何反郎
“我反对郎咸平绝不是自我炒作，而是与他存在大是大非的根本冲突。2006年新年刚过，我看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郎咸平与长虹集团老总赵勇的争论，当时我就下决心无论如何要跟郎咸平进行一场深入而持久的争论。”和君创业总裁李肃平和的语气间却带着浓烈的火药味，“郎咸平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看法，以及他对各种问题批评的态度都是有一定问题的。从原来有用事实论证，到最后的没有事实，他进行着生硬而无理地推理，认为10%就一定会变成51%，然后把帽子扣到很高。赵勇和中国企业家面临着改革中各种各样的责任，这些问题我都感觉到他从很多微小的、具体的、细致中的企业发展技术问题，不断上升到经济和政治的根本问题。这个意义上讲我确实希望跟郎咸平做一场讨论。”
《国际金融报》常务副总编辑董少鹏说：“郎咸平的优势在公司治理这样的微观经济层面，这方面的文章和论断对于中国企业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他的某些言论跨越了他擅长的领域，其中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论断有一些偏颇。中国关于市场经济的认识还需要补课，郎咸平的这些偏颇的观点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不良的影响或说误导。所以，我要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对郎咸平的观点做一个鉴别和平衡。”
“郎咸平先生的功劳在于指出了一些事实，但这些事实并不能如他所愿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轻易下一个国企效率高、市场化方向错误的判断。如果国人也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的郎咸平一样，忘记当初改革的真正原因，而将产权、市场化等一概打入冷宫，固然炫人耳目，其后果却要所有的国民共同承担。这也许是激怒郎咸平反对派的真正原因，几份公司的案卷，否定了历经艰辛的一段历史。”《每日经济新闻》评论员叶檀给出这样的分析。
著名学者易宪容说：“郎咸平把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归罪于市场化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并且提出了银行改革与产权权能无关；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让少数人获利却让绝大多数人利益受损；中国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不应该市场化等观点。我本不愿意与他人争论，因为，我相信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民众有这种能力与智慧，知道这些问题的是是非非。但是，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市场的基本作用，我也只好说上几句了。”
如何反郎
郎咸平的反对者从一开始到现在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易宪容、刘吉等人，还有许多国企与上市公司的老总赵勇、李肃等。但对于这些反对的声音，却很少能听到郎咸平的反驳和辩解。
1月15日的18∶30，挑战郎咸平的PK台在清华大学创新大厦搭起。可惜的是，郎咸平没有来。“从一开始，主办方就联系郎咸平，他的助理说可以来，但要6万元的出场费，我们告诉他确实没钱，他说没费用不来。” 李肃认为这是一场思想的交锋，和君创业也是国内三甲的咨询公司，自己也算是公司管理界的著名人物。“从开始我们就做过两手准备，他来了我一定认认真真地跟他论辩，他不来我跟网民、观众做一次对话也不是没有意义。”
与李肃直接搭擂台的打法不同的是，多数反对者采取了发表文章的方式条分理析地反驳郎咸平的种种观点。
2005年12月6日和9日，《国际金融报》连续发表了董少鹏先生的《郎咸平的两个致命错误》、《续谈郎咸平的致命错误》两篇文章，对郎咸平近年来的言论算了一笔总账。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撰文《科学地对待经济学家》，质疑郎咸平的观点。文章表示郎并没有对中国国有企业认真系统调查研究过，“又能对中国国有企业及其改革谈出什么准确而中肯的学术见解？”这样的说法马上招致互联网上连篇累牍地反对。于是，观察家盛大林站出来支持刘吉，指出郎咸平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而是简单地把国资流失的原因归咎为国企改革本身。
盛大林说：“郎咸平的很多话颇具迷惑力。在社会不满情绪普遍弥漫的情况下，他的很多话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不然。但要厘清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反郎什么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郎咸平有个经典的比喻，他说：“现在的国企改革等于说家里很肮脏，请个保姆来清扫，清扫完了以后，家就变成她的了。”盛大林对这个比喻不以为然，他反驳说：“难道‘保姆’就不能咸鱼翻身当老板吗？如果这个‘保姆’在‘清扫完了’之后给‘主人’足够的钱而且通过合法的手续，‘家就变成她的’有何不可呢？近年来，真正的保姆最后做成女老板的人，难道还少吗？绝不是保姆就不能变成主人。关键在于保姆是怎么变成主人的。 ”
盛大林认为，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就是出在过程和操作上。比如黑箱操作、自买自卖……借改制之名行瓜分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产权制度改革与国有资产流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问题只是技术性的，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
其实早有学者指出，郎咸平的观点存在逻辑上的自相悖离之处。以他所看重的信托责任而言，事实是，信托责任只靠郎所说的严刑峻法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与法律、企业管理层的责任约束和激励制度等一系列配套的机制，而郎所推崇的国有经济体制恰恰是无法真正建立信托责任的根本原因。
董少鹏总结出郎咸平犯的两个错误：一是“路径强迫”；二是“概念绝对化”。
从“路径强迫”来看，他的一个典型主张就是把改制成功的企业上市。这无疑颇令投资者满意，但是，纵观国际市场，成功企业同样会在市场浪潮的冲击下倒闭或被兼并。从“概念绝对化”来看，郎咸平认为，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子、目标都是错的，最有煽动性的表达就是：“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这句话作为严肃的学术判断显然违背了事实——国企改革的确与工人下岗、银行救济相连，但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直接结果是生产效率提高、产品丰盛、消费品价格稳定、国家税收增加，人民群众是最终的受益者。
郎咸平所引起的一股旋风与反郎旋风，谁占了上风，目前还不明朗，但争论肯定还会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推进。
非典型学者郎咸平
■本刊特约记者/鲁仁
他是挑战潜规则的孤胆英雄?还是偏执狂或投机者？这个孤独而狂狷的人为什么能够撼动这么多企业，他又是怎么样练就了这样狠辣的目光？
2004年8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在上海发表演讲，指责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之前郎咸平对TCL和海尔，对于MBO等问题予以强烈否定，两家公司均较为低调应对。而格林柯尔持有人顾雏军这次迅速发出律师信，提出了让郎咸平提供发言稿原文以及公开道歉等要求。郎咸平收信之后，公开“应战”顾雏军。表示对于来自企业主的威胁绝不屈服。8月17日，顾雏军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人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了诽谤罪。
引发国企改革大争论
郎咸平富有感染力的宣言在媒体广泛刊发之后，他对于“国退民进”的彻底否定和“企业家就是国有企业的保姆”等一系列判断，和内地“主流经济学”的共识有着很大的差距。为此，引发了一批经济学者的反对意见，关于国企改革模式的大争论越演越烈，很多新旧经济学家粉墨登场，双方剑拔弩张。同时，网络上的意见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郎咸平，社会舆论对于郎咸平提到的改革之中的公平和公正问题高度关注，媒体上面的声音也更多支持郎咸平的观点。
“做研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现在很多的媒体，有一些关于我的报道，开始用上了独立和人格高尚的角度。我感谢他们，但是我只是一个认真治学的学者，没有被神化的必要。”郎咸平接受本刊采访时称。
在香港，他的生活很简单。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外出，那就是早上到办公室，中午还是办公室，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家。他在九龙的高级公寓，有160平方米大，客厅里面有一幅奔马图，靠着窗户旁边还有一只大鱼缸。这些是风水名家对他新居布置的建议，郎咸平笑言但试无妨。
对于坊间所谓的他要做“小燕子”和“谢霆锋”的传言，郎咸平一笑置之，说这些本来就是玩笑话。“我的本职就是学术研究。”“我喜欢对尽可能多的人传播我的学术观点。”郎咸平对于他经常性的曝光觉得“挺好。”2003年的春节前夕，郎咸平专门到深圳，和几位经常联系的媒体朋友谈起他准备上电视做财经评论的节目。当时一位和他合作已久的杂志主编就委婉地表示反对，说这样对你的专业形象不利，容易让人觉得你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啊。郎咸平大笑，这有什么关系，“我是不是专家，有没有水平，不是上不上电视这个形式决定的。别人我不知道，我上了，也是谈我深入研究的结果，我一点也不担心。”
结果，先是凤凰卫视，然后是上海的第一财经频道，郎咸平找到了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他展现学术见解以及演讲天赋的舞台。
“有人问我是否和那些被批评的企业有仇，我想这是他们误会了。”郎咸平很郑重地指出，“我的研究都是数字来说话的，和我喜欢或者讨厌哪些企业无关。”他举例，“即使我喜欢的企业，如果数字显示的结果他们是有问题的，我也没有办法去赞美他们什么。而那些我讨厌的企业家，如果他们的财务运作没有问题，我也不能去骂什么。这是我们的学者特性决定的。”
9月中旬，郎咸平宣布近期不再讨论国企改革，并非他有什么改变，而是他感到厌倦。他说难以理解内地一些学者的不讲逻辑。“实在没有什么好再说的，连普通大众都能听明白我的结论和逻辑。没有必要一再重复。”
郎咸平还对许多知名学者的态度表示了巨大的失望。郎咸平强调，自己的批评是基于学术研究的，“我决定不回应了，没必要了，我已经尽到了一个学者披露学术研究的责任了。”
对于可能耗费巨大的顾雏军在香港高等法院对自己提起的诉讼，郎咸平态度从容，他表示有大量的社会人士主动联系他，“不但替我组织了顾问团，而且也提供大量的经费，让我无后顾之忧地和企业主打官司，我一定借这次香港诉讼的机会将是非黑白彻底弄清楚。”
谁能论定郎咸平？
郎咸平是个明星学者，善于表达和富有感染力。
已经很久没有一个学者能够这样用令人目眩、个性十足的姿态进入公众的视野之中，对郎咸平的评价注定是针锋相对的。
他到底是挑战潜规则的孤胆英雄、说出皇帝新衣一般真话的孩子?还是问题儿童、偏执狂或投机者？
一般舆论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由郎咸平质疑“国退民进中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引发出的产权大讨论，同样促使上至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下至平民百姓都开始正视并重视这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郎咸平教授。因为只有充分地讨论才能辨清真相，只有充分地讨论才能厘清问题，只有充分地讨论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过去的几年，他吸引到的注意力，可能比起其他所有的经济学家加起来都还要多。而且，他愤怒的表情，他夸张的身体语言，都给公众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同样令大家记忆犹新的是，他那些充满数据和财务术语、看上去不太容易明白的研究结论，就是那些让知名企业坐卧不安的论断，在一年后的夏天，竟然陆续兑现。“被郎咸平炮轰的企业，鲜有不出事的！”上市公司之间流传着这句话。为什么偏偏是郎咸平？在去年，一度关于他的性格、他的习惯乃至他的生平，出现在各色媒体上，被过度阐述，甚至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但是，这个中学的差等生，这个孤独而狂狷的人为什么能够撼动这么多企业，他又是怎么样练就出来了这样狠辣的目光？他仅仅是为了沽名钓誉才一再语出惊人吗？
对于这样一个在国际顶级学术杂志上论文发表数和被引用数量都居前列的学者，用犬儒主义或者阴谋论的角度去解读，显然太过儿戏。毕竟，郎咸平提出的问题，触及的是社会的一个软肋，让很多人都感到了一种痛。
“我还是在继续研究，继续呼吁，不断会公布我的新学术成果。”郎咸平在中文大学财务学系他已经坐了11年的办公室里面，演示着最新的POWER POINT文件，很可能，他又在酝酿新一轮风暴。
2006年02月10日 新世纪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