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艰难探索的全过程，我国大众文化则度过了一个从引进模仿到蓬勃发展的阶段。上世纪90年代末，发生了两件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史上常被人提起的的事件： 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上海电视台的屏幕上打出了“上海电视台即日起受理广告业务”字样，随即播出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条商业广告--15分钟的参桂补酒广告；同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了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随即，营业性舞厅等娱乐活动场所在各大城市争相开业，催生了大众娱乐的浪潮。此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土生土长的大众文化，在模仿中开始孕育生长。1986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纪念“国际和平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郭峰的《让世界充满爱》和崔健的《一无所有》，都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效应。崔健的摇滚乐可以说是国内生产的大众文化产品的优秀代表，崔健以他风格独具的持久努力，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造了“中国摇滚”。 到20世纪 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已从如下几个方面初步确立了自身的社会地位：第一，中国大众文化从策划、投资、制作到生产、宣传、发行，进入实际消费，都已被纳入中国都市大工业生产的逻辑之中，城市大众文化产品被作为一种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投入文化市场，许多大众文化产品已不再把美学和精神价值作为理想，而是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当作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目的，大众则被定位为文化工业产品的消费者；第二，中国城市大众文化的制作时代开始来临。各种市民情节剧、惊险动作片、通俗轻喜剧、青春言情片等在数量上成为中国影视文化的主体，作者们按照大众的口味制作故事，影视文化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则被大大地突出和强化了；第三，大众在城市文化生产和消费中的地位逐渐增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严肃文化作品所占份额日趋减少的同时，大众文化作品却具有惊人的发行量，上海的《故事会》发行65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有175万份，武汉的《古今传奇》接近200万份，太原的《民间文学》发行100万份，多种街头小报，也大多在l00一200万份之间。在城市中，“卡拉OK”空前普及，“JJ”之类的迪斯科舞厅十分兴隆，娱乐性、消遣性的电视剧、MTV等更是充塞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参见陈立旭《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历程审视》]。时至今日，大众文化已全方位地覆盖了人们的文化消费空间，畅销书、时尚杂志、网络游戏、网上聊天、贺岁电影、通俗电视剧、夏夜文化广场、广告、健美训练、旅游、歌迷会、明星趣闻、手机短信等等等等，虽在时间流失中会此消彼长，但大众文化的澎湃之势已不可遏制。
虽然大众文化是在传统的体制外产生和发展的，但文化体制改革自开始起就给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滋养。首先，是文化氛围的变化。1978年在我国政治界、文化界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包括文化体制改革在内的所有改革的理论先导。这场运动中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僵硬的思想戒律，宽松的文化氛围开始形成，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领域直接导致的变化是政治意识形态开始回撤，人们可以不用政治来统帅日常的一举一动，这为以迎合世俗需求擅长的大众文化的产生留出了空间；第二，文化市场的地位得到承认。文化系统最初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在文化单位推行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实行了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等措施；大多数艺术表演团体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由社会各种力量主办。这些改革措施使体制内的文化变得可经营了，文化的产业属性初露端倪。特别是1987年文化部等部委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此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培育文化市场的政策和措施，逐步形成了娱乐市场、网络文化市场、音像市场、演出市场、艺术品市场、文物市场、电影电视剧市场、艺术培训市场等。国家对文化市场从承认、到鼓励甚至扶持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大众文化直接受益的过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