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姜弘
摇滚乐传入中国20年后，中国乐队就踏上了它发轫的美国舞台
美国人杰克·凯鲁亚克并不知道他的那本《在路上》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青年的心灵读本，这个如今的老愤青成为战后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象征，他的离经叛道催生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离奇且多元的“恶之花”，这朵花在1969年伍德斯托克的泥浆里找到了养分，瞬间怒放，成就了无法复制的辉煌。任凭后来者试图还原那个年代的激情，形如1999年“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好事者以30周年的旗号进行的祭奠，以伍德斯托克为名，却只剩下空空的壳——当年的摇滚雄鹰已成为爬行的蜗牛。
坊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摇滚乐进入中国的标志其实是上世纪60年代末“林立果听猫王”。这样的传言被附着上红色的想象，我们无从考证其真实性，即便以流言视之也颇值得玩味。红墙外雄赳赳、气昂昂，红墙内则与大洋彼岸秘密接轨，猫王扭动的屁股对林立果有着无穷的魔力。同样，当猫王的“怪腔怪调”透过短波广播传到神州大地的许多角落时，来自美国的声色犬马也炸开了万千中国青年的耳朵——在暗夜的微光中，他们涨红了脸，听着这来自“水深火热”世界的奇怪声响。
当然，最先用吉他武装起自己的中国青年还是首先出现在北京。解冻前夜的70年代，四喇叭录音机除传播着“美酒加咖啡”的靡靡之音，也在传播比靡靡之音更“可怕”的“洪水猛兽”——摇滚乐。那些留着长头发、带着蛤蟆镜的“流氓青年”无所事事地背着吉他在北海湖边“茬琴”。“文革”开始偃旗息鼓，他们在心里呐喊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一些东西开始坍塌，他们的钥匙丢了，前路茫茫，他们不知所措，幸好有一种同样属于呐喊者的音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于是，他们听到了这醍醐灌顶的声响。国门洞开之时，他们自己也就成了杰克·凯鲁亚克，激情肆意地与“洪水猛兽”热烈拥吻。
整个80年代可以视为中国摇滚的萌动期，北京的“万里马王”或“七巧板”翻唱着鲍勃·迪伦的歌，他们寻找的答案在中国的风中飘荡。“突然来了一个机会，空空的没有目的”，毫无征兆地，他们与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文化不期而遇。他们像一匹孤独的狼，用生涩的英文撕咬着吉他、贝司、鼓，生吞活剥却畅快淋漓。此时，一个叫崔健的人横空出世，成为“领头狼”，一无所有的行腔带着中国西北的韵味划破了神州晴朗的天空，异域文化的猛烈碰撞擦出了巨大的火球，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点燃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希望火炬。
等到那个叫科特·库班的西雅图青年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嘴巴，并且扣动板机的时候，摇滚乐这个“怪物”已在大洋这边生根开花了。西雅图的死讯迅速传至北京，之后十几年，这个颓靡青年的头像穿在了中国摇滚青年的T恤上，成为那些自认为真摇滚的年轻人嗤之以鼻的时尚。而那时，北京摇滚乐的唱片纹路里不难找到西雅图的气息。
1996年，中国第一支女子摇滚乐队“眼镜蛇”空降纽约CBGB俱乐部，这个事先事后都未被张扬的摇滚事件至今都被人忽略着。10年后，“眼镜蛇“乐队成员之一肖楠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去纽约CBGB演出其实是个偶然，她们当年赴美是为了参加一个在森林里举行的女子摇滚音乐节。10年后的2006年，肖楠成了日见影响的“北京迷笛音乐节”的总导演。
数字时代的蝴蝶效应在今日已经得到了充分印证，互联网让中国可以不必开办HMV中国分店，美国最前卫、主流、地下的音乐都可以透过太平洋底的电缆迅速传到中国，而在北京、上海、广州的街区，你会经常看到“嘻哈”着的新一代中国青年，他们有一个自己不大认同的学名“80后”。他们学着Jay Z的扮相，玩着他们的“中式街舞”。
凯鲁亚克老去，摇滚青年不再。此时传来美国Jay Z就要空降中国上海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