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
严格意义上说，基督文化是反对偶像崇拜的。而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追问的那样，“在没有上帝的日子里人将如何自处呢？”尼采的答案是“难道我们不能使自身成为上帝！”但是，人类的神龛是不能空着的，西方世界此后进入“超人崇拜”时代，出现政治明星、体育明星、影视明星等人崇拜无不说明了问题，西方世界，后上帝时代实际上进入的是以人为偶像的“人崇拜”时代。
中国是一个有偶像崇拜传统的国家。儒家对孔子的圣化，儒家推崇的“父崇拜”都可以说是偶像文化的显在特征，儒教是以圣人偶像崇拜为核心的准宗教。20世纪初，五四革命曾经对之做文化手术，鲁迅是其中的一员骁将，但是，曾经是破坏偶像，宣布“偶像的黄昏”的文化骁将，最后自己也被推上了偶像的神坛，它也许充分说明要革除偶像文化是多么不易。温柔敦厚的儒教人格教导，实际上导致民族人格上的整体依附，依附人格是这种文化的基础。一旦没有了偶像的引路，我们就无所适从，我们渴望投身于一个对象客体之中，依附于它，从它那里获得指引和支撑。
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曾经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是个体文化时代，它必然带来偶像的破产，显然，我们当时太乐观了。反过来，我也不能完全同意另一种观点，比如认为这个时代是精英和大众文化共生的，我不能同意对我们的文化作精英和大众的二分法，大众是文化的身体，精英是文化的灵魂？所有的文化学家都把“超女”看成“大众文化”
的时候，我常常愿意反过来把“超女”看成是“精英”，事实上这种“精英”和“大众”发生颠倒的文化事例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五四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下里巴人的文化在那时走进了雅间，而士大夫的精英文化则被看成是庸俗和市侩的结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美学趣味的“颠倒”阐述，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
理想的后上帝文化是取消圣俗二分法的文化，有圣人和俗人的二分法，有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二分法，就必然会产生偶像崇拜，圣人和精英定被奉为圣物，它们的胡须都可能成为偶像。事实上，我的看法是，当今中国后上帝时代的“人崇拜”的文化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从当初的圣人崇拜正在向凡人崇拜转向。
圣人崇拜是指向比自己高的人的，崇拜者自认自己是低劣的，只有献身那高者，才能获得立场，他们把自己付诸领袖、明星，就是不付诸自我。但是，凡人崇拜却并非如此：凡人崇拜是指向自身的，他在他崇拜的对象中看到的是自己，那个“凡人偶像”实际上是自我力量的对象化。他通过崇拜那个凡人偶像实际上达到的是自我确证自我崇拜的目的。“超女”的诞生，“凡人(真人秀)节目”的亮相和热波都说明了这一点：大众已经不再崇拜圣人偶像，他们已经看穿了圣人偶像的虚假本质，而自觉地承担起了个体文化、自体文化建构的责任。凡人崇拜就是臻达这一目的的过渡文化形式―――它是彻底取消上述文化二分，取消偶像崇拜之前的一个文化预演。
文化将再次真正获得它具有内在同一性的“人民性”。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渴望这个“人民性”，但是，它一直像“戈多”一样在路上，现在它终于露出了一点脸面的时候，我们要认得它，不要驱逐它。
一个人从自己“在”的立场上出发独立面对世界，同时作为个体的存在承认其他个体在这个世界的权利和可能，无数这样的个体所组成的联合体就是“世界”，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代替了以阶层为本位的社会，社会生活从以阶层为单位逐渐演变为以独立个体为基本单位。社会生活的逻辑由对错二元逻辑向多元逻辑演变，在这个文化里，没有上帝这个绝对尺度，做一个绝对主体来判断他人所说的对和错。
偶像消失，“众”“人”出场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可能更为灿烂。
来源：《解放日报》
自：人民网 2005年12月3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