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大众”的自我生产

一．

我在一个名为“温柔说话”（http:// /loyo.blogone.net）的Blog上流连，渐渐地进入到一个叫做“Loyo”的女孩的个人世界中。她一边不断地书写自己的生活，一边不断地书写其他网友的生活变迁。在“2004-3-9”的日志中，我知道了她在街上被无聊的男人纠缠；在“2004-3-8”的日志中，我了解到她“考研”的成绩不理想，有点儿沮丧；在“2004-3-1”号的日志中，我看见她在拨闹钟、吃早餐，准备上班了……她的点点滴滴的心情，她的一举一动的体会，我都可以在她的博客上面领略到、感受到。

日志、日记、自我的表达等等，在不同的媒介形式中，必然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不妨比较一下传统日志和这种网络日志所蕴含的不同体验。

传统的日志是在一个私人的时间里面、私人的角落之中，面向自己一段生活的冥想和梳理。关键是，这样的日写作，是由自己写、自己读这样的一种方式完成的。“写给自己看”，成为传统日志的演义逻辑。

可是，正是这样一种“写给自己看”，恰好形成了传统日志的“崇高幻觉”。

什么是传统日志的“崇高幻觉”？

一个人在写日志或者日记的时候，表面看来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不必进行崇高话语的修饰和神圣情感的装饰。可是，细读这样的日志，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因为“阅读者”有一个抽象的“自我”来担当，这才有了日记写作时候不由自主地自我崇高化。

当我们提笔写日记的时候，我们也就设定了一个写作者和内在的倾听者。简单地说，在一篇日记中，自我分裂为两个“我”：一个在言说，一个在倾听；一个在目前，一个在未来；一个将自己看作是未完成物，一个将自己看作是已完成物。于是，日记成了一种奇妙的“对话”。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自我”总是具有不同人格倾向和道德色彩。那个写作的自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被表述成自省的、自责的、自我激励的等等形态，并用这样的方式和那个未来的“我”进行对话。

在这样的格局中，传统的日志形成了一种奇妙的言说形式：“未来的自我”作为“现在的自我”的倾听者，又同时扮演着一个“高尚的自我”的召唤者形象。

于是，日记的写作，无意中变成了想像中的一次自我历练和人格诉求。是对漂浮在社会与历史上空的神圣召唤的一次迎合和皈依。

这里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应该是《雷锋日记》。这个日记也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我写作，但是，却充分利用了“自我写作”这种形式。也就是说，它利用了“自我写作”的亲昵感、生活感，一边又进行着崇高意识形态的召唤：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

“你”是谁？又是谁在跟这个“你”说话？从日记的角度看，这个“你”是雷锋的代称，是“我”对“我”的一次“自省”；而从话语的形态来看，这个“你”则是一个被召唤的 “我”，是遭受到“大我”质询的“小我”。

不管怎么说，一个问题明朗了：在传统的日志中，“我”只面对“我”说话，最终变成了“我”面对一个抽象的崇高自我的诉求和认同。

传统日志里面倾听者成为崇高自我的象征形式。

而在网络日志中，这个“倾听者”被具体化了。

赤脚MM的爱肤沙龙开张有一阵子了，说好要支持她的，现在却没有时间力不从心了，帮MM做个宣传，大家有时间就去支持她吧……

在loyo的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称词：“大家”。整个行文就是对这“大家”写的。在这里，在传统日记里面的幽灵一样神圣的“倾听者”，忽然之间褪去了光彩，变成了街头里巷间的具体而平实的人物：“大家”。在这变化的一瞬间，网络日志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简单地说，只有面对这样一个大众的时候，“私人”才成为可能。

二．

其实，“隐私”，并不是自古就属于个人的东西。“侵占”每一个人的隐私，正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个人的我”如何被偷偷地改造为“崇高的我”呢？每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在写作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邦定”在一个伟大的话语系统之中。只要“我”在说话或者写作，就会发生一个“换位想像”。简单说，“我”总是在写作中把自己复制为“大我”。他把这个“大我”比作是一个“上帝”，那么，作为上帝的子民，总是积极地将“小我”想像为“上帝”，并以想像性的“上帝”这一姿态进行言说。因此，每一个“上帝的子民”，借助于想像性的言说而成为“上帝的复制”。

鲁迅有一篇像极了“博客”的文章：《一件小事》。“我”身边发生的一件小事，絮絮叨叨地向人们讲述这件小事的整个过程。可是，仔细辨析，发现鲁迅的“博客”和今天的“博客”具有天壤之别。

事实上，《一件小事》和现代Blog都是关于“我”的文体。但是，鲁迅笔下的自我则是一个由个人质询与内省走向“民族自我与内省”的自我。换言之，我们可以把鲁迅笔下的自我质询，简单地看作是一种民族自我的存在形式。而Blog中的自我则是纯粹的大众族群中的“自我”。

小说的开头，言说者传递了被言说者“我”的重要信息：“我”对于“国家大事”的充耳不闻；“我”对于国家中人的冷漠。即，写作者不得不无奈地和“国家大事”发生纠葛。这表明，作为言说的主体，“鲁迅”是在进行一种“指涉”国家与民族意义的话语活动，而“他”之所以能够讲述“我”，也正是在文本活动之前就已经成为一个“大我”了。事实上，正是这个“大我”，作为民族意义的复制主体，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一个“超级主体”。换言之，鲁迅将人格寓言转换为民族寓言，这使得“一件小事”不仅仅是一种心灵与人格的自我发现的故事，更为重要的是，它成为有关现代知识份子重新设想民族改造和拯救的心理动机的故事。到了结尾，“鲁迅”无情抛弃了“子曰诗云”的古代道德人格信念，而“车夫”与“白发女人”的触动，却成为鲁迅想像出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生成的关键记忆。《一件小事》努力地将“小事”讲述为一件“大事”，就是因为这件“小事”可以有效促成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价值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件小事”，成为一次现代性“震惊”。“车夫”对于“白发女人”的拯救，在这种震惊中，也就变成了一则“（知识分子）民族拯救”的小型寓言。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我”受到了严厉拷问。整个小说的叙述，都包含着一种言说主体对于“我”的审视、质问和激励。毋宁说，这篇小说是一篇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进行自我质询的小说。而也正是通过这种质询，个人的主体，进而成为一种言说的主体，并且成为民族拯救寓言中的言说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不妨将这篇小说读解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写作主体的生成宣言。

不妨看看今天网络日志中的“一件小事”：

《那个新疆小小偷》

前些天，我看见他跟在一个打电话的女子身后，想拉开她的包包。我想，这就是奶猪指着他说“你是个小偷”的那个新疆小孩。搞得我现在每天在大楼前面走都神经紧张。昨天我又见到他了，在大楼旁的小路上，他正在翻手里的一只黄色有卡通图案的女式钱包。

在这一段里面，“我”看见了“小偷”，可是，“我”只是神经紧张了一回而已，既没有为自己不曾挺身而出而感到迷惑自责，也没有为自己看到“小偷”在检查偷来的钱包而变得义愤填膺。这里的查看变得极其有意思：这只是一个事件，我和阅读这一篇文章的人一样，只是以一个普普通通的“我”的眼光在打量世界和生活。“抓小偷”原本就是警察的事情，“我”所要做的就是“小心自己”。

无数篇这样的日志纷纷出场了。大家一起进入到了这样一个不再计较民族、社会、集体、文化等等大型话语中的自我的年代。在这里，“我”不过就是一个和众人聊聊我的个人生活的人。“我”的孤独和寂寞，“我”的悲欢离合，不再沉淀历史和现实的伟大意义，我就是一个和你一样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的家伙。正如这样的一篇帖子里面说的：

不行了，我要马上睡觉了，看来我真的是猪变的，说到又没做到……我在调整作息，必须12点之前睡觉，昨天11点就睡了，早上起来皮肤好有光彩，今天要继续坚持！我知道你们都是特别宽容的，一定会原谅我的。。。（《私人杂志》，http:// xixi.blogone.net）

“你们”原谅了“我”慵懒和脆弱，因“你们”一样是这样的。你们原谅的其实就是你们自己。

在这里，个人的隐私生活成为一幕幕由日子编制而成的“肥皂剧”。主人公不断地向大家展示自己一段段生活的喜怒哀乐，琐琐碎碎，拖拖拉拉，却格外有一种入目的真实。这种“隐私的情节化”构成了Blog的特殊魅力。如：

楼道里的灯坏了，每天下班必定摸黑上楼，昨天终于得了报应，不留神从楼梯上摔下来，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碎成两半，趴在漆黑里无声哭泣。回到房间，望着镜子里嘴角流血、鼻梁淤痕的自己可怜之极。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不等我开口她便有了预感似的忧心忡忡地询问，忍了又忍，只说：“很想你。”妈妈说：“一定要坚强。”“恩”。

这一篇叫做“真水无香”，写自己考试不理想后的心情。“一定要坚强”这句话，被自然地镶嵌到零零散散的日常事件之中，极其容易激发阅读者的认同感。好几位评论者都煞有介事地重复了这句话或者是这句话的内在含义：“一定要坚强，和loyo共勉”；“ 胸无大志，好逸恶劳，这不是说我嘛，呼哈哈哈，一般来说我觉得下楼的时候比较危险，总是生怕一脚踏空，上楼的时候还稍微好一点，loyo要小心啊，这样多让人担心呢”；“ 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物质的追求也不能就说是虚荣。每个人都会在物质与精神的某个结合处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对于读研，我的观点是要么选择一个好学校，要么就不要读了，我们不是浪费不起钱，而是浪费不起三年的时间，三年，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女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没错，一定要坚强！”……

在这里，日志的阅读和写作变成了一次特定情感态度的识别与认定的过程。一方面，“一定要坚强”，表达了Loyo的个人意志，是一句私人话语；另一方面，“一定要坚强”，又成为集体可以识别和推重的格言式主张，是一句公共话语。这说明，表面看来，日志里面全是个人的隐私生活，而细究内里，又发现这种隐私生活无意识地被大众纳入到公共生存的领域中来理解和领会。

事实上，所谓“隐私的情节化”，也就是“个人的公众化”；而与之相应，只有经过了这个“个人的公众化”，“个人”才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众多“大家”中的一个！

总之，博客提供着私人化空间，从而使得人们不断地在这里“复制”自己的隐私。这正是网络文化“生产”大众的一个基本的过程。

作者简介：周志强，北京师大文艺美学博士，副教授，现在北京师大艺术传媒学院从事影视学的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关注大众文化及其理论、网络文化。曾经在《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天津社会科学》、香港《21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福建论坛》、《山花》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四部。《“情流感”时代的私人生活》一文发表于《世纪中国》2004年9月B期。